从山西黑窑联系到现代国家制度
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政治制度上来说，“奴隶”的产生是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人民是被地方政权所统治的。百年革命后，中国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就是人，国家权力第一次有能力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而一个意在解放人、为人服务的制度，还会不断发生人奴役人的现象的原因，从政治上说，关键在于缺少民主，从而导致以中央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弱化。
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央集权。只有当人民的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或者说国家权力有了人民这个基础，中央集权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国家制度才有可能。
谁应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权钱膜拜负责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然而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予的：改革开放初尝富裕果实之后，金钱很快就取代往日的道德，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经济的增长成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已根深蒂固。权和钱之外，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在迫使年轻人向权钱膜拜：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要对下一代负责，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道德趋于解体两种现象的根源都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需要减少货币化对社会道德的冲击。从世界范围内看，任何社会的高速经济发展都会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政府必须提供社会保护机制。在中国，社会领域的货币化成了各级政府GDP增长的主要来源，新自由主义在生产领域尤其是国有企业领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有效抵制。经济发展本来是服务于人的工具，但现在则成了最终的目标。人毕竟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人不可能完全被货币化。反货币化力量的存在也表明了社会道德重建的可能性。如果不放弃GDP主义，无论政府作什么样的选择，除了加速道德的解体，在社会政策方面都只会背道而驰。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及其后果
中国的教育部门也一直在追求GDP主义。GDP主义使得教育方方面面的“产值”上去了，但同时也制约着教育部门本身的进步，制约着中国人才的质量，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制约着中国国际软力量的发展。教育部门一方面追求产业化，但另一方面其培养的人才是最不符合市场需要的。
教育部门为什么追求教育GDP？首先是因为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类学校校长追求的是官员而非专业教育家身份，不讲求专业精神。其次是中国实际上的教育产业化。教育家追求官职势必造成种种恶果。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要从去官职开始，去政治化可能一时三刻还很困难，去行政化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去掉他们的行政级别。教育不改革，国家就毫无希望。
房地产与政府GDP主义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容置疑，房地产的解体也很可能就是中国内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端倪。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同时也绑架了为经济负责的中国政府。中国85%的家庭无力购房，社会权利如果不能实现，就没有社会凝聚力，稳定就没有基础。就解决人民的住房权来说，第一，要实现房地产从经济政策到社会政策的转型。第二，需要考虑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减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依赖，提供给地方政府其他的动力机制。第三，大量增加政府的社会性投资。第四，要控制国有企业大量进入房地产。第五，私人投机也是房地产泡沫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外国的投机必须加以限制。对国内民间资本，一方面要规制房地产过度投机行为，另一方面也要为民间资本形成提供必要的制度护航。通过制度改革，营造一个健全的房地产市场。
GDP主义摧毁中国政权基础
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单纯追求GDP的弊端，并努力改变，但各级政府已经深陷GDP泥潭而不能自拔。如果GDP主义继续下去，就会出现全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从内部来说，GDP的高速增长既没有为社会的大多数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和幸福，也没有增加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从外部来说，和其他国家竞争GDP增长也是误入歧途，为GDP所展开的竞争最终都会物极必反。不顾一切地推动全球化，已经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失衡。中国高GDP增长是通过破坏社会得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还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土地。当然，强大的国家能力也是中国这些年能够有效抵御内生和外生的经济（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但也应当看到，一旦过度使用，“国家能力”很容易造成非常负面的效果，破坏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社会生存的基础遭到破坏，建立在此社会基础之上的政权也就自然失去根基。
为何要以“制度建设”替代“GDP主义”
GDP总量是大国综合国力的一个基本指标，但快速的GDP增长不仅没有支撑中国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反而是在快速摧毁社会赖以生存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改革开放并没有改变近代以来的GDP主义，而是仍然把经济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把制度建设放在次要甚至可有可无的位置。从九十年代末期以来，每一波高速GDP增长都以破坏社会基础为代价的。社会政策的改革也在进行，但当制度建设与GDP主义的政策目标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制度建设常常是被无情地撂在一边。制度建设在GDP主义面前败下阵来，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主要根源，也是阻碍中国成为真正大国的根源。如果一味屈从于改革的困难，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么单纯GDP不但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而且还会最终走向自我击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