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南北朝原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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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最后一个史官:崔浩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450年7月5日),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大街上碾过一辆囚车。透过扬起的尘土,人们看到囚车中押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不是司徒崔浩大人吗?”

是的,这个死囚正是已经70岁的崔浩,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下达了对他的死刑令。

年迈的崔浩显然被可怕的前景吓坏了,惊恐得不发一言。崔浩被狼狈地押上刑场后,几十名鲜卑族士兵还解下裤子,朝着他的身子解尿。崔浩吓得嗷嗷大叫起来,叫声之大连场外的行人都听到了。不久,叫声戛然而止,一个服务了三朝鲜卑皇帝的汉族重臣的脑袋滚落在地……

崔浩,出生于著名的清河(今河北清河)崔氏。作为北方首屈一指的世族大家,清河崔氏在晋末的大动乱中并没有随大溜南迁,选择留在北方。为了笼络北方的汉族百姓,之后的少数民族政权建政后,纷纷延揽滞留北方的世族子弟入仕。清河崔氏门第高、声望隆,自然是重点“统战对象”。

崔浩的曾祖父崔悦、祖父崔潜就分别在后赵、前燕做官。父亲崔宏先是在前秦做官,前秦灭亡后他颠沛流亡。崔宏一度有意投奔东晋,一路向南跑去,结果在泰山被乱军扣留。之后,崔宏被后燕政府任用。拓跋鲜卑兴起,大肆进攻后燕的河北州县。崔宏当时担任高阳内史,大兵压境后弃官而逃。拓跋珪久闻清河崔氏的名声,派骑兵追赶,硬是把崔宏追到,拉入北魏政府做官。崔宏的经历简直是北方大世族的一部磨难史。患难生活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作风。崔宏在北魏朝廷言行委婉曲折,不树敌,也不攀附权贵。拓跋珪晚年动辄斥责大臣,崔宏却安然无事,最后荣封白马公,和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崔浩就是白马公崔宏的儿子。他没有经历过父亲那样的磨难,是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长大的。崔浩从小博览群书,喜好文学,20岁就入仕,在拓跋珪身边做官。拓跋珪死后,继位的拓跋嗣很信任崔浩,赐爵武城子,常常让他为自己讲授经书。崔浩得宠,能够和拓跋嗣同车出行,参与军国机密,引起了鲜卑贵族的羡慕。拓跋嗣立拓跋焘为皇太子时,就指定长孙嵩、奚斤、安同为左辅,崔浩、穆观、丘堆为右弼。这六个辅政大臣除了崔浩外,都是鲜卑贵族。拓跋嗣死后,崔浩很快遭到鲜卑贵族排挤,被罢免职务。但拓跋焘在行政和征战过程中,日益觉得需要一个精通汉族制度、善于谋划的大臣,离不开崔浩。崔浩在进攻柔然、灭亡大夏、征服河西和处理与南朝的关系方面,给拓跋焘出了很多好主意。北魏政府仿行汉族礼仪制度,崔浩也起了重要作用。《魏书》就说“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看来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

一次,拓跋焘接见归附的几百名高车酋长,指着崔浩说:“你们看看他,身材瘦小,拉不开弓,提不起枪,但肚子里却有满腹甲兵。朕打的这些胜仗,都有他指点的功劳。”拓跋焘还下令各位尚书有不能定夺的军国大计,先问问崔浩,然后施行。除了政治上信任,拓跋焘在生活上也很亲近崔浩。他不时到崔浩家中请教问题,事先也不打招呼。仓促之间,崔浩接待皇帝难免手忙脚乱,只能用家常菜招待皇帝。拓跋焘总是高高兴兴地拿起来就吃。同样,崔浩也被允许可以进入皇宫的任何地方,其中就包括拓跋焘的卧室。

皇帝对大臣信任到这样程度,古今罕见。那么,既然崔浩掌握了朝廷大权,拓跋焘又无比亲信他,他怎么就遭到了斩首示众的噩运呢?

这得从当时北魏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崔浩张扬耿直的作风两方面来说。

还记得拓跋焘“灭佛”吗?在旁边怂恿他下灭佛令最起劲的,就是官至司徒的崔浩。

崔浩这么做,有消灭膨胀的佛教势力增加国家财富的“公心”,也有“私心”。他本人笃信道教,和当时北方道教领袖寇谦之关系密切。崔浩引荐寇谦之给拓跋焘,经常讽喻拓跋焘灭佛。而当时北魏上至太子、公卿,下至一般鲜卑百姓,佛家信徒不计其数。佛教在东汉年间传入中原后长期被视为“胡教”。鲜卑族人自认为“胡人”,既然是胡人就应该信仰胡教。崔浩则对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情有独钟,坚定灭佛。“灭佛”风潮兴起后,大批鲜卑贵族心有不甘。他们不敢反对拓跋焘,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了崔浩。

事实上,寇谦之提醒过崔浩,说他高调而坚定的灭佛会得罪很多人的。崔浩就是不听。他生长在官宦人家,没有父辈的磨难,入仕后基本算是一帆风顺,不知道做人为政要谨小慎微,相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事雷厉风行,很少顾及同僚们的想法。加上君臣关系融洽,官位正隆,崔浩内心的两大陋点就被放大了。一个是读书人的高调和虚荣,一个是世家子弟的优越感。我们来看看这些因素是如何发酵,最终将崔浩送上断头台的。

太原王氏是和清河崔氏并列的北方头等世族门第,西晋末年南渡。东晋末年,太原王氏子弟王慧龙从江南归附北方。崔浩的弟弟羡慕王家门第,想把女儿嫁给他。有人怀疑王慧龙并不是王家的人。崔浩亲自前去验证。他看到王慧龙的鼻子生得很大,不禁赞叹道:“这是真正的王家人,是个贵种。”原来太原王氏有个生理特征,世代都出酒糟鼻。崔浩精通世族谱学(各个世族的家谱和特征)。王慧龙通过崔浩“鉴定”后,受到了北方官民的推崇。崔浩并且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王慧龙长得俊美。他不知道,在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中高调地称赞汉族世族子弟是一个忌讳。果然,司徒长孙嵩听了很不高兴,跑去向拓跋焘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矮化祖国”、“蔑视鲜卑”的行为。拓跋焘大怒,把崔浩叫来一顿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自责归自责,崔浩没有真正从心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很快故态重萌。

神□四年(431年),北魏征召一批汉族世族做官。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都应召到了平城。崔浩就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计划由朝廷出面划分世族门第的高低,作为区分政治待遇的标准,有点要恢复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味道。这个计划肯定是对汉族世族掌握政权有利的。但是同样是世族出身(范阳卢氏),又是崔浩亲戚的卢玄劝他说:“创制立事,都要看时机是否适当。现在朝堂上对这件事乐观其成的能有几个人?”崔浩听不进去,公开提出了这个计划,还进一步提出分藩封镇,希望恢复西周时期的诸侯制度。当然了,崔浩心目中裂土封到各地的诸侯对象多数是汉族世族子弟。鲜卑族权贵们自然对这样的政策怀恨在心:这不是要夺我们的权,让汉族人掌权专政吗?

拓跋焘伐凉时,留太子拓跋晃监国。崔浩自恃拓跋焘的宠信,专制朝权,惹得太子不满。更严重的是,崔浩推荐了冀、定、相、幽、并各州数十名汉族世族人士,拟任命为郡守。太子拓跋晃不同意,说官员任用要一步步来,不能马上就提拔为太守,再说朝廷里还有很多优秀人才等着任用呢。应该说,拓跋晃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是,崔浩固执己见,坚持要按照自己的意见办,结果得罪了更多的鲜卑官员。中书侍郎高允见状,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恐怕不会有好下场的,自己错了不肯承认,一定要和上面争到底,这样怎么得了!”

所有的不满和矛盾,最终在崔浩主持修撰北魏国史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一直到太武帝的时候,鲜卑民族和北魏王朝都没有自己的史书。所以,拓跋焘就让崔浩以司徒的身份主持国史修撰工作,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等人协助。这是一件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事,拓跋焘很重视,专门召集修撰班子成员开会说:国史一定要写好,一定要“根据实录”。崔浩把这个要求理解为“实事求是”,所以采集了鲜卑民族资料,不避忌讳,编写了北魏的国史《国记》,内容涉及鲜卑先辈许多同族杀戮、荒暴淫乱的史实。

崔浩这么做,没有什么大错。毕竟拓跋焘要求“实录”,况且修撰国史是为了留下准确的资料,教育后代统治者,算做“内参读物”。如果将内容过滤得干干净净、大唱赞歌,那还算什么内参?里面如果有让读者接受不了的内容,顶多算是崔浩“把关不严”。这个时候,崔浩身上文人虚荣和张扬性格暴露了出来。他并没有将《国记》局限为内部参考读物,而是将它大肆宣扬,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事情是这样的:参与修撰工作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想拍崔浩的马屁,就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来宣传这一文化盛事。同时刊刻的还有崔浩所注的《五经》。之前,崔浩曾注释过《论语》、《诗经》、《尚书》、《春秋》、《礼记》、《周易》等书。他在日理万机之余,仅仅花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么多“学术图书”的写作,这些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闵湛、郗标二人巧言令色,平时拍崔浩马屁拍惯了——崔浩也很受用这些马屁。如今,他们两人将崔浩那些质量粗糙的作品抬得很高,说之前儒家学者注释的五经都比不上崔浩作品的质量高,不仅要把这些作品和《国记》一道刊刻出来,而且上书建议收集北魏境内的五经旧注,以崔浩的注释为标准。

高允知道了,很担心。他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的建议,恐怕会酿为崔家万世之祸,我们也要受到连累的。”

但是,崔浩昏了头,竟然对闵湛、郗标二人的马屁照单全收,下令将《国记》刊刻出来。

马屁有风险,拍时要谨慎,接受时更要慎重。

不久,在平城天坛东三里处出现了一片碑林。整片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刻印着《国记》和崔浩所注释的《五经》,一共用工三百万才完成,不愧为一个浩大的“文化盛举”。

麻烦立刻来了!《国记》如果仅限在小范围内传阅,即便少数鲜卑权贵对秉笔直书的内容不满,他们也找不出攻击崔浩的借口来——毕竟崔浩记载的是事实。可现在,崔浩将客观但却不光彩的鲜卑早期历史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中,无所避讳,引起围观者议论纷纷。鲜卑贵族就找到了攻击崔浩的借口。

大批鲜卑贵族怒不可遏——他们的确非常愤怒,先后到拓跋焘面前告状,控诉崔浩有意“暴扬国恶”。拓跋焘没有想到崔浩膨胀到这种地步,竟然私自在通衢广场之上树立“内部读物”。他也怒不可遏。拓跋焘迅速下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

拓跋焘的火发得非常大。情况很严重。

一向不赞同崔浩做法的高允也参与了《国记》的修撰工作,名字也在要逮捕查办的黑名单上。太子拓跋晃是高允的学生,决心救他。父皇正在火头上,拓跋晃不敢去为老师求情,就把高允召进宫里保护起来,第二天早晨才带着他去见父皇。一路上,拓跋晃叮嘱高允:“一会不管陛下询问什么,老师都只能依照我的话讲下去。”高允不明就里,问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拓跋晃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拉着高允见了拓跋焘。拓跋晃抢先说道:“中书侍郎高允在臣宫里,小心谨慎,虽与崔浩同事,但一切都由崔浩做主。请饶了他的性命。”拓跋焘召高允上前问道:“《国记》是不是崔浩一个人所作?”高允实事求是地说明了各人分工情况,坦率承认自己编撰的部分比崔浩多。拓跋晃见状,在一旁急得直瞪眼,但高允不为所动,毫不避讳地说了实情。果然,拓跋焘大怒,说:“如此说来,你的罪行比崔浩还重,我怎能饶你性命!”拓跋晃连忙替高允掩饰:“高允地位低贱,见了陛下早就吓昏了,说的都是胡话。儿臣仔细问过了,《国记》都是崔浩一个人所作。”拓跋焘再问高允:“的确是这样吗?”高允坦然说了一番道理:“臣才学粗劣,蒙陛下不嫌弃委以编修国史的重任。但是在修史过程中冒犯天威,罪应灭族。太子殿下念臣曾经为他授课,想救我一命,其实事先并没有问过臣修史的情况。臣说的是实话,不敢说谎。”听他说完,拓跋晃眼睛一闭,心想:完了!不想,拓跋焘很欣赏高允的耿直、坦率,对他免予治罪。

崔浩就没高允这样幸运了。崔浩被带进宫来,遭到严厉审问。他一介书生,年已古稀,早就吓得浑身发抖,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更不用说自我辩护了。负责审案的鲜卑贵族们自然给他重重定罪。

拓跋焘拿到最后的案卷,又一次大发雷霆,命令高允起草诏书,要将参与修史的128人全部灭族——其中大多数是汉族世家大族。高允奉诏后,心如刀绞,迟迟写不出一个字来。他手里的笔,可关系着北方数十家世族的几千条人命呢!太监几次来催诏书,高允实在扛不住了,就请求觐见拓跋焘后再写。见到拓跋焘,高允说:“如果崔浩犯有别的罪,臣就不知道了。单单就触犯忌讳来说,崔浩罪不至死啊。”拓跋焘大怒,命左右武士把高允拉下去砍头。又是一旁的太子拓跋晃百般求情,甚至跪地叩头替高允求饶,拓跋焘这才慢慢压制了怒气,觉得定罪确实太重了,同意赦免大多数人的族人,只处罚罪犯本人。拓跋焘指着高允对太子说:“若不是这个人惹朕发火,会死几千人的。”

高允不仅又一次逃过了鬼门关,还拯救了很多人。他最后活到了98岁才死,是古代少见的长寿老人。

崔浩最终以修史“暴扬国恶”的罪状被杀。遭到屠戮的除了清河崔氏满门和参与修史的官吏外,还有和清河崔氏有姻亲关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这几天都遭灭族之灾。崔浩身前竭力壮大汉族世族在北魏朝野的势力,如今连累着这股势力遭到了血腥的屠灭。

因为崔浩一案牵连人数很多,北方汉族世族为之胆寒,所以很多人怀疑北魏朝廷借崔浩修史一案来镇压汉族势力。进而有人认为崔浩“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处心积虑地为汉族谋利(自然包括为南方的汉族政权说话),被拓跋焘发觉后借修史一事斩首。后来很多人“挖掘”了崔浩密图光复的证据。比如崔浩反对北魏朝廷从平城迁都汉族腹心地区的名城。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北魏粮食歉收,有大臣就建议迁都邺城。崔浩借口鲜卑人去河北容易水土不服发生疾病死伤反对,又借口邺城离北方边界遥远,如果大夏、柔然入侵救援困难反对,坚持都城要定在平城。他是不是不想让鲜卑蛮族入居中华旧地呢?又比如刘裕北伐后秦的时候,崔浩竭力反对北魏出兵夹击汉族军队,而且崔浩对北魏讨伐其他少数民族无不全力支持,但一旦涉及南征或者与汉族军队作战,崔浩总是反对,是不是也是崔浩“心怀故国”的证据呢?当然了,这样的解释揣摩的色彩较重。说崔浩是深藏在北魏内部的汉族间谍,缺乏直接的铁证。

相反,崔浩在北魏统一北方和北魏朝廷的制度建设方面,功勋卓著,说他是北魏的开国元勋也不为过。在处决崔浩后不久,拓跋焘就后悔了,感叹崔浩“死得可惜”。

从某种意义上说,崔浩是最后一位敢于直书国史的人物,从那以后,后来的史臣们出于种种考虑,都是本着“为尊者讳”的态度撰写史书,无一敢直书帝王其人其事,像崔浩那样个性张扬、心灵简单的读书人也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