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萍
【摘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形成标志着自18世纪便已产生的妇女解放理论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科学形态，即获得了理论的科学性。该理论科学性并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固步自封或妄自尊大，而系其阶级性质、思想渊源、哲学基础与发展品格共同保障、一致决定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妇女解放理论 科学性 保障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的关系中，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以一种感性的形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明属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界，或者，自然界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属人的本质。因而，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这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揭示了妇女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与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内在关联，充蕴着马克思之于妇女现实处境及妇女解放问题的深刻同情与特殊关怀，宣明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将平等“男女关系”视作人所以为“人”之重要标志的哲学主张，进而与历史上一切带有“男性中心”或“男性偏见”旨趣的哲学论著划开了本质界限。并且，站在解放全人类的高度，马克思、恩格斯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妇女问题的专门论述：“一是从经济事实出发，阐述了人类的两种再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进而从两种再生产理论的发展史角度考察了妇女地位的演变，指出两种生产不仅是历史的决定因素，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地位制约妇女的社会地位；二是从未来社会的发展——人的解放出发，分析了作为无产阶级一部分的无产阶级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位，指出无产阶级妇女要获得自己的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解放中才能实现，论证了妇女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辩证关系。”这样，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仅合理解释了两性关系及围绕“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而生发的系列历史发展和历史认识论的重大问题，同时坚持把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中轴的妇女的历史活动作为研究妇女问题的物质依据，避免了把妇女问题纳入对立两级思维的偏颇，从而在妇女解放理论领域内实现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划时代变革，使妇女解放理论真正成为科学，也即获得自身存在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形态的获得，并非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固步自封或妄自尊大，而系其阶级性质、思想渊源、哲学基础与发展品格共同保障、一致决定的。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阶级性质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哲学总是以抽象一般的形式反映着一定阶级的物质利益与政治态度，适应一定阶级的需要并为其利益服务，因而总是属于某一特定阶级世界观的系统理论。如同不存在超党派的哲学一般，阶级社会中亦不存在超阶级的哲学。因此，作为一种哲学化的妇女观，自产生伊始便带有鲜明性别政治倾向的妇女解放理论必然带有鲜明的阶级性。
然而，尽管任何哲学都具有无法剔除的阶级性，但并非所有哲学家都勇于或者愿意承认这种阶级性——资产阶级学者总是试图为其“自由、平等、博爱”的学说披上“全人类”的华丽外衣，力图通过虚构一种超阶级的“普世价值”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不同于他们之于理论阶级性的欲盖弥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不回避理论阶级性的问题。他们多次明确宣称：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这样，由于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异常鲜明的阶级性，因此作为无论在思维逻辑上、亦或现实文本中都构成了“关注被压阶级之解放，谋求公正、平等社会之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便同样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于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主要代表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上层妇女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集中代表着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是为以无产阶级妇女为主体的最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解放斗争实践服务的。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阶级性恰恰是其形成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变成了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的事实，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对女工更为沉重的剥削，以及它使原本还带有些许温情的家庭也成为资本压迫妇女的重要场所，甚至使无产阶级的男子“出卖妻子儿女，成为奴隶贩卖者”的无耻后果，同时还敏锐地发现早期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推动了保护妇女的劳动立法发展，另一方面又导致女工出现就业不利、工资降低甚至被直接解雇的矛盾，在建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的同时又有意识地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特别抽象，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展开了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分析，对妇女解放条件、道路与途径的思考，从而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
换言之，如若缺乏阶级性，即缺乏对以无产阶级妇女为代表的最广大妇女群众特殊解放利益与需求的关注，缺乏对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反思总结，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产生将毫无现实的可能。
与此同时，承认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具有阶级性，并不与其具有科学性的判断相矛盾。因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并非意指它比其他理论更多地反映了妇女解放思想的共性或普遍性，而是强调它能够并且已经揭示出“妇女解放”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这种客观规律性内蕴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整体发展规律中，需要借助最为彻底的理论批判精神才有可能被正确地揭示与反映。资产阶级究其保守的阶级本性来说是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阶级，最不愿承认、同时最企图掩盖的便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必然，因此也就不可能对社会历史发展进行彻底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与探讨，不可能具备使其学说上升为科学，即正确揭示、反映人类历史发展各种规律的理论批判能力。而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有机统一在一起的。无产阶级由于“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他们）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因此是最具真正革命性的阶级。而无产阶级这种真正的革命性，决定了它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须以最为彻底的批判精神直面社会的种种丑陋与不合理，从而也就在最为彻底的革命性的基础上获得了最为可靠的理论科学性。
这样，尽管从总体上讲，包括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各种类型的妇女解放理论在现实逻辑层面都建立于对父权、对妇女处境、对两性现实关系的深刻批判基础之上，即都具有批判理论的典型特征，但基于阶级性质的不同，以及基于由此所限定的理论批判力度、批判视角以及批判方式的差异，并非所有的妇女解放理论都能被称之为“科学”。其中，本质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的理论阵营的西方女权主义受制于资产阶级违背历史发展规律潮流的阶级本性以及资产阶级形式批判的固有局限，不可能也不会是“科学”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基于其最为革命的阶级基础、最为彻底的批判精神与最为科学的批判方法论，必然能够同时也确实已经揭示出“妇女解放”历史进程中所存在的不依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因而是唯一真正科学的“妇女解放理论”。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科学性不是“无本之木”、“空穴来风”的科学性，而是凝结着前人思想精华、拥有丰富思想渊源的科学性。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新学说的创立都“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不是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自发产物，也不是天才头脑的玄思空想，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前人有关妇女问题优秀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19世纪欧美重大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思想渊源，是指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所反映的、与妇女解放理论创立有着批判继承关系的、资产阶级时代以来人类在哲学妇女观方面已经取得的积极思想成果，内容首先包括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
圣西门在对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程进行一般考察时非常深刻地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充满矛盾与对立的生活境遇。他愤怒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牧人用绳子拴着他妻子的脖子和绵羊一起牵到市场上去卖。如果他把妻子卖了一先令，他并不会因为侮辱自己的妻子，拿她跟动物一样对待，而受到任何法律制裁；但是，当他虐待自己的绵羊的时候，则要被处五英镑的罚款”。因此，在对人类社会“未来理想实业制度”进行伟大设计时，圣西门特别强调未来既是消灭一部分人统治另一部分人现象的平等社会，所以要给予妇女同等的权利，“妇女可以参加选举、也能当选……”，同时也是消灭一切寄生现象与剥削现象的“一切人都应当劳动的社会”，妇女只要参加劳动便能与男子同等地依据“各按其能、各按其劳”的分配原则获取财富。
而相较于圣西门，傅立叶的妇女思想则更加系统化与深刻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文明不过是“恢复了的奴隶制度”，“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予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并且，在傅立叶看来，这种共存于人类社会“文明”与“野蛮”发展阶段中的性别压迫不仅是极不合理、极不正常的，同时也是亟待改变且必须改变的——因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而基于此种精辟认识，傅立叶在其经典著作《新世界》中也特别描绘了一幅未来妇女解放的美好画卷：在“法郎吉”的协作社会中，妇女在各方面都是平等而独立的。她们不是男子的仆人或奴隶；她们与男子一道劳动，共同依据资本、劳动和才能的贡献取得报酬；她们需要丈夫，但绝不是为了要受丈夫的指挥。并且，为了使妇女的权利不受男子的侵犯，“法郎吉”中的妇女还有获得不同于文明制度中诸如“女王”、“女皇”、“女大帝”等象征性称号，在实质上具有从支配一个乡直到支配全球权力的各种“权标”的机会。
欧文是第一个试图通过实践来实现他的男女平等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希望以一个容纳了“男女平等”具体内容的“理性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认为“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
其中，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造的无数灾祸的根源”，因此必须被公有制所取代。宗教则是阻碍科学知识传播、造成人类愚昧无知的精神源头。并且，在“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的认识基础上，欧文特别强调教育对于破除宗教不良影响的作用，认为男女两性都应通过接受同样的教育来达到人性的自然合理发展。而对于“现在的婚姻形式”——欧文批评它是“用各种各样方式缔结的由人的虚伪的意志自由所产生的”，所以当以一种建立于两性平等及相互真挚情感之上的自由婚姻取而代之。并且，特别值得圈点的是，欧文关于妇女问题的这些思想与主张都体现在了其所领导的新拉纳克工厂及其后建立的各合作社组织的实践举措之中：他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希望能“以此减轻妇女的家务劳动，使妇女能踊跃参加各类社会生产活动，建立男女平等的公平的社会秩序”；他还“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给予了妇女以“平等相待”为基础的特别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