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
今天来到浙江大学演讲非常高兴，尤其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30年前的今天——12月18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它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结束和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到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社会保障与社会发展论坛，具有特殊的含义。尤其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我们大家对社会保障改革作一个总结，其历史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那么，如何评价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值得学者思考的一个问题。国务院研究中心2006年发表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然而，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来说，我们不能如此简单武断地用成功、不成功或者基本成功、基本不成功来评价。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用“成就很大，问题很多”这样的评价来对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总体概括。3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由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国的实体经济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并开始大面积滑坡。如同我今天演讲的标题《金融危机·增长方式转变·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所说的，今天我这里主要讲这三个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金融危机、增长方式转变、建立统一的社保制度，实际就是讲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冲击（浙江省温州为例）
既然我这次来到浙江，就以温州为例。温州制造业已陷入危机：温州拥有中国34个产业集群化的生产基地，其中，30多万家制造企业目前正有20%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温州生产了全国10%～20%的服装、鞋，70%以上的剃须刀、锁具、眼镜，90%以上的打火机，温州的低压电器、五金制品、汽摩配件、陶瓷制品在中国国内举足轻重。温州人积累了6000亿元（约合876亿美元）的现金财富。据英国刚刚出版的《独立报》报道：温州30万家公司向西方输出产品，去年生产10亿双鞋子，占全球产量的40%。几乎全世界的打火机都在温州生产。服装、皮鞋、打火机等行业，今年以来，曾发生过个别企业主弃债逃逸的事件。温州的30万家公司在今年有8000家关门。
一家眼镜生产商海外订单从去年的200张急降到今年的18张。虽温州并未传出如广东等地大规模的工厂倒闭事件，但当地媒体最近报道，在温州30万家企业中工作的300万外来工中，有20%失去了工作，超过4万家企业倒闭。除了激增的生产成本，劳动力升值、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加上贷款利率上调，加上自年初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对于靠低成本、低市价、低利润生存的制造业，雪上加霜。
这就是外贸依存度过度的严重后果，是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冲击的一个缩影。温州仅是一个案例，是冰山一角。
那么，实体经济受到如此严重的冲击，说明了什么呢？
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缺陷
多年以来，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很小。最终消费已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比重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其中居民消费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远远低于同期世界79%的平均消费率。由于没有消费预期，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已接近50%，为世界最高，而美国仅为14%，英国15%，欧元区21%，中东欧19%，西半球和非洲国家21%，独联体国家30%，亚洲新兴国家32%，日本28%，中东国家35%。
中国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外贸依存度超过70%，为世界之最，而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等国家基本稳定在20%左右。截至2008年9月，中国外汇储备已高达1.91万亿美元，是最大外汇持有国，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严重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不利于可持续增长，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2008年上半年以来，汇率波动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因素对长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形成了严峻挑战，将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下半年以来，次贷危机和世界经济滑坡对珠三角外向型企业的打击使经济增长方式的脆弱性更加暴露无遗，内需不足已成为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障碍。因此，由增长方式的缺陷带来的直接结果是：增长必然没有后劲，必然易受外需波动的影响。
中国30年经济改革和30年高速增长是一个世界奇迹，按照2006年的不变价格，人均GDP当年是将近4000美元，按照现价应该是1.1万多美元，年增长是9%，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史上都是奇迹。那么，中国增长路径是什么？那就是严重依赖扩张，严重依赖外需，于是便出现了急需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我们看到问题所在的同时，必须看到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是历史性的，甚至可以说带有相当的必然性：中国虽然与亚洲5个高收入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但已经到了亚洲5个中低收入国家这个组群的曲线底部，进入了这个组群的底边。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991年仅占世界GDP的4%到2007年占到世界GDP的11%；与此同时，德国下降到4.3%，日本下降比较快，英国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在近两三年来稍微有点下降。可以这样说，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作用和贡献率越来越大，发言权也越来越大。这次经济危机中好多西方国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例如，2008年上半年的2、3月份世界媒体的舆论焦点还在主权财富基金上，因为今年上半年危机就开始在华尔街显现，华尔街所有的金融大亨、所有的投行都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国的CIC上，寄托在中国的主权基金上，那个时候中国外汇储备是1.56万亿，现在是1.91万亿。中国的改革，宏观经济是稳定的，可以划成四个区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那就是1978-1984年、1985-1992年、1993-2001年、2002年至今，在这四个历史阶段中可以发现，GDP增长曲线越来越趋于平稳，波动幅度越来越小，这是宏观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在第二个阶段之前，经济增长的曲线波动是非常大的，在第三个阶段总体趋势是曲线略有下滑，第四个阶段是总体上扬，但是第三和第四这两个阶段是非常平滑的。大家再来看CPI，大约也是这个趋势。这里要说的是，CPI这个英文缩写有两层意思，一个是指消费物价指数，还有一个意思是全球腐败指数，千万别混了。
GDP的增长是双面性的，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评价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指标。比如说智利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样板，而阿根廷则可能是一个反面样板，在评价这两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了。伟大的成绩背后很可能隐藏着伟大的问题，这个伟大的问题主要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一个是最终消费等于政府消费加上居民消费，我们最终消费已经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从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2005年以后就很难找到官方统计了，其中居民消费从1991年的48%下降到2005年的38%，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79%的消费率。美国近十年来一直稳定在70%～80%之间，一年往上走一点点。
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依存度逼近80%，为世界之最。严重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不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的潜力几乎要到一种崩溃的边缘，这种增长与今年的金融危机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正如刚才郑功成教授所说的，危机是好事，是机遇。确实是好事，提醒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要转变；否则，如果10年后重现2008年的历史，其破坏程度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我们刚从报章上得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成6个调研组，奔赴10个省份，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河南、广西、甘肃等，这些省都是劳动力输出大省，是农民工输出大省。
报道说，农民工提前返乡是本省流出的5.4%，共计达485万人，而农业部根据固定观察点最近对10个省市的调查，给出的提前回流量数据是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