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滋长起来。早在197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社论，就作出了“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的估计。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提出：不能满足今年工业增长10%的速度，12%的速度也不满足，要争取更高的速度。强调今后“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197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在“新跃进”的指导思想下，政府决策部门不断拔高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
华国锋对经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他没有认识到，国民经济的迅速好转，是一种低基础低水平上的恢复性质的增长。华国锋在2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国民经济扭转了‘四人帮’破坏造成的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倒退的局面，走上了稳步上升、健康发展的轨道。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在7月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又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的一年多中间，我们挽救了濒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使它开始转上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是表现在一个或几个部门和地区，而是表现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
为研究加快发展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组织“新跃进”，从1978年7月6日起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会议开了两个来月，一直延续到9月11日。
会上有两个重要文件值得注意。一个是7月28日胡乔木的长篇发言《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一个是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李先念讲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力、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报告强调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指出：“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
会议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和讨论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强调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会议还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强调放手利用我国资源，要利用外国资金，要从外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
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跃进”，用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会议的整个调子是要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速度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华国锋的提法是“四个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对各项经济指标，这次务虚会又在已经过高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的基础上加码。陈云对华国锋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就已表示过不同意见，看了务虚会的简报，觉察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分别对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
国务院务虚会后，加快了引进项目的谈判步伐，有的部门突击签订谈判协议。到年底，共签订了78亿美元协议，其中31亿美元的协议是在1978年最后十天签的。这些项目（主要是化工项目）基本上没有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造成很大损失。
“新跃进”实际是“新冒进”，因其以盲目引进为突出问题而被称为“洋跃进”、“洋冒进”。它带来了一系列新矛盾，造成了一系列新问题。到1978年秋冬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出现的最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的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需要，甚至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轻纺工业许多重要产品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品种不多，市场供应不充分；各个工业部门内部和相互之间存在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许多工程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都存在明显缺陷，严重妨碍职工、企业、地方、中央部门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设备、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全国重点企业的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和原材料消耗指标分别只有43%和55%，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有24%的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亏损。这些矛盾和失调的情况，只有进行必要的调整才能解决。
八、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主题报告
1．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和预先设定的议题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首先提出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在沈阳军区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再搞三年五年吧？我说你们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
邓小平关于及时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同意。
10月11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工会七大致词。指出：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实际上向全国宣布了重点转移的决策。谁都清楚，这里所说的新的任务，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1978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共有212人出席会议。他们是：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第一二把手，其中有的是中央委员，也有的不是中央委员。会议分六个组：东北组、华北组、西北组、西南组、中南组、华东组。
华国锋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有三项：（1）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问题。（2）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同时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全力以赴，为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华国锋指出，我们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是鉴于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到了胜利结束的时候，同时又是鉴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严重任务摆在我们面前，迫切要求我们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来。
2．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他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意见，同时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针对华国锋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由有关机关去解决的主张，陈云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出重大历史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陈云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会议简报将陈云的发言全文刊出，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与会者纷纷发言赞成并发挥陈云的意见。大家都认识到，不解决这些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顺利地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
3．中央政治局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
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话，宣布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平反。他说：
一、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多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二、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1975年发的23、24、26、27号文件，1976年发的2、3、4、5、6、8、10、11号文件全部予以撤销。贯彻执行这些文件的党委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
三、关于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所谓“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一伙颠倒是非，蓄意诬陷，其目的是打倒当时反对他们的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进而打倒周总理和朱委员长。现在，中央决定，由于这个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过去各种文件、材料中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的不实之词，都应该作废。
四、关于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案件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今年1月间，中央常委就议过要为这一案件平反的问题；六七月间，中央要组织部对这一案件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央组织部于今年11月3日向中央提出报告，其中说，“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中央讨论了这一问题，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关于这个问题，中央还要发一个正式文件。
五、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曾经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作过重大贡献。他在历史上也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但是，经过审查，怀疑他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六、关于陶铸同志的问题。陶铸同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七、关于杨尚昆同志的问题。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中央决定，恢复杨尚昆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得到与会同志的充分肯定，认为上述决定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好传统，对实现安定团结有重要意义。
4．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但是，对天安门事件中央仍未作出明确的决定。直到1978年下半年，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阻碍天安门事件的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