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它因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而闪耀着独具的、特殊的光辉。
这一年，邓小平，这位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即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又重新出山的伟大人物，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大刀阔斧地在全国各方面进行整顿，同占据要津的“四人帮”展开了特殊的斗争，力图拨乱反正，使历经九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中国，逐渐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逐步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同时，他又推行改革开放，力图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1975年整顿，成就卓著，深得人心。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起点，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一、炎炎盛暑，从东湖宾馆吹出一阵清风
1974年8月，炎炎盛暑，持续高温。空气燥热得似乎擦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起来。神州大地的政治空气，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展开，同自然季节一样，也是持续高温。在北京参加军队高干会的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们，更是闷热难熬。这些掌握着中国军权的将军们，正在这里开会，没完没了地检讨、揭发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要人人过关，可是似乎人人都一下过不了关。正在这令人难耐的时候，忽然，从号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风景秀丽的东湖梅岭1号别墅里，吹出一阵清风——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二、毛泽东的“八月指示”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走向
毛泽东“八月指示”的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军队高干会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
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又是“点火放炮”，又是“放火烧荒”，妄图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
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历史提供了1975年整顿得以进行的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历史也迫切要求产生伟大人物来整顿“文化大革命”内乱的局面。邓小平在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下应运而出。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走出低谷，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
三、1975年整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要求
曲折前行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局，都不是任何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的反映，也是各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1975年的整顿及其最终结局，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那一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矛盾斗争融汇成的合力的结果。
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曾经不无喜悦地对外国朋友说，过去我们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现在终于找到了这种办法，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认为用自下而上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可以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毛泽东的良好愿望脱离了客观实际。他对形势的判断，他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依靠的力量、进行的方法，都出了严重的差错。
事情的发展同毛泽东的预想背离。“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变成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内乱。全国上下，“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经过艰苦努力，甚至流血牺牲，总算在1968年9月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即除台湾省外，当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全国范围进入了“斗、批、改”阶段。原以为中共九大以后，经过“斗、批、改”，就可以实现“天下大治”的预期目标。不想接踵而来又发生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上的一场激烈斗争。
林彪企图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被识破和粉碎，否极泰来，历史在震惊世界的突发事件中出现了转机。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泽东醒悟，正视并开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文化大革命”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邓小平于1973年3月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老同志，也都由毛泽东亲自批示，或“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领导进行了1972年的整顿。他组织批判极左思潮，致力解决国民经济的“三个突破”，动乱局面逐步得到控制，经济和社会生活出现了转机。
可是，好景不长。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兴风作浪，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初，他们搞起一个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及邓小平、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于是，动乱再起。在“四人帮”的煽动指挥下，1974年春夏，到处批“复辟派”，揪老干部，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在“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下，不少工矿企业停工停产；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以及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派性重新膨胀，山头重新树立，有些地方又出现了严重武斗事件。刚刚趋向安定的政治局势、社会生活又变得一片混乱。而有所恢复和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况，全国工业生产出现萎缩甚至倒退的严重局面。1974年全国没有完成工业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都减产。钢产量比1973年下降410万吨。原煤产量下降400万吨。铁路货运量下降5.3%，比1973年少运4321万吨。外贸逆差13.4亿美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
“文化大革命”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如此长期、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经济萎缩，已经无法维持，已经再也不能照样生活下去了。制止动乱，进行整顿，成为“文革”九年动乱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促使1975年进行整顿的动因并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意志或愿望，而是整个国家、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变迁的行动。”毛泽东作出要安定团结的“八月指示”，整顿在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进行，这是“文化大革命”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产物，是受历史发展内在规律支配的无法抗拒的潮流。
四、邓小平怎样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站在中国政治舞台中央领导1975年整顿的，是邓小平。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打倒。邓小平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重新出来工作，并站到中国政治舞台中央，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随后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斗争。历史的机缘，政治合力的作用，决定邓小平的命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
如果说，邓小平是一匹千里马，也得要有赏识他的伯乐。发现他的伯乐，也是重新让这匹千里马扬蹄驰骋的伯乐，首先要数毛泽东，同时还有周恩来和叶剑英。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正是林彪的垮台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条件，“四人帮”的失势为邓小平主持整顿创造了前提。
1．毛泽东说话：小平要出来，至少是常委
其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邓小平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他看中、选定的接班人并没有否定。“文革”开始时，毛要邓同林搞好关系，但邓同林搞不到一起去。邓小平后来回忆：“‘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同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邓小平为林彪所不容，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把刘、邓绑在一起，攻击、批判不断升级。但就在邓小平被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把邓的问题看得多么严重。在毛泽东看来，“文革”中喊喊“打倒”，是批评、帮助的一种方式。他心中有数，多次说，邓是内部问题，刘、邓应有区别。
1967年7月16日在武汉，有人问毛泽东：主席多次说过对刘、邓要区别，可现在的口号叫“打倒刘、邓、陶”。毛即说：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小平，文可以与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与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他的毛病就是性子急了一点，决心下得太快。也不要紧。他不专权，会用人。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邓小平对于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心中也是有数的。“文革”中毛批刘也批邓，但批判的矛头，始终主要对着刘。邓小平曾说：“谁不听他（指毛）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
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又一次说，刘、邓是“内部问题”。
10月9日，毛泽东把陈伯达、江青选编的《刘少奇言论》《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删去了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写批语：“《说明》中，不提邓小平。”
196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讲话，公开说“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对开除邓小平党籍的意见，毛表示“还有一点保留”，说“我看还是慎重一点”，“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就这样，制止了林彪、江青等要把邓小平开除出党的企图。
2．林彪的覆灭和邓小平的复出
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麒麟皮下露出了马脚”。对被打下去的邓小平来说，无疑是提供了复出的机遇。
1971年9月10日下午，毛泽东南巡途中，在杭州同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就提到了邓小平。毛说：邓小平不同于刘少奇，要有区别，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这话不是表露了伟大领袖当此危急时刻的某种考虑吗？
林彪事件后，邓小平以政治家特有的敏感意识到中国要有大变化，自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同时汇报了自己在江西的情况：“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他在信中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信中还请求主席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毛泽东读后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抱病参加陈毅追悼会。因是临时决定，匆匆赶去，毛泽东花白的长髯来不及修剪，连衣服也来不及更换，只在睡袍外面罩了一件大衣。在同陈毅亲属谈话中，毛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说邓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把毛对邓的评价传出去。1月下旬，周恩来即在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