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接待福特访华，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邓小平具体负责下，取得了积极的、重要的成果。美方接受了中国坚持的条件：按“日本方式”即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中美明年之后建交的时间表；还就共同对付北方的社会帝国主义达成了口头协议。从表面看，福特访华连公报都没有发表，了解了双方会谈的经过，特别是毛泽东会见福特时双方的交谈，就会毫不迟疑地肯定福特访华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12月4日晚福特总统告别宴会上宾主双方的祝酒词中，对会谈的积极成果并非没有明白的表露。福特说：“我同毛主席和邓副总理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是友好、坦率、有实质内容和建设性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我们能够建立起一种促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福特还说：“我们的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双方都更加重视我们关系中的国际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两国在四年前走到了一起。其中一点是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努力。”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也说：“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作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福特返回美国以后，12月7日，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发表讲话，提出被称为“新太平洋主义”的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六点政策纲领，强调了对中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并重申在亚太地区及世界任何其他地区反霸权主义的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对苏联搞“绥靖主义”的批评。但是，1976年中国国内开始“批邓”，周恩来、毛泽东又相继逝世，福特也在同年11月谋求连任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直到1979年元旦，中美两国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4．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中日关系的焦点聚集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上。
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对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间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上午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
4月16日上午，在会见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准备签订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意见。邓小平说：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间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做出决断。
在7月21日上午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在中日和约中写进反霸权条款涉及的问题又一次作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10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5．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在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邓小平支持他们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发展经济的努力，协调相互关系，向他们介绍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原则立场和自身发展的经验。
在2月1日上午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会谈中，邓小平对中东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指出：中东问题是国际问题的一个焦点，根源是美苏两霸争夺引起的。美苏都不会对中东采取放手政策。美苏在中东的政策，在多数时间里是不战不和，但也不放弃隔一段时间打一仗。不打仗，就没有文章好做，卖军火也没有市场。美苏最大的军火市场都在中东。我们总的看是中东问题一下解决不了。
在3日上午会谈中，又表示：
我们对第三世界用石油和其他原料做武器来对付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特别是两霸的掠夺和剥削，改变过去旧的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给予高度的评价和支持。
10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也门总统委员会主席的特使，在谈话中指出：从根本利益来说，阿拉伯世界归根到底要团结起来。国际局势可以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相信，不管经过多少曲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阿拉伯人民的。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一百年。
邓小平重视发展与东南亚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支持建立东南亚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
在6月8日下午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谈中表示：
中国支持东盟国家要求东南亚成为和平、中立地区的主张，支持波斯湾和平中立、拉美无核区、印度洋和平区等主张。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逐步脱离超级大国的影响、各国自己处理自己事务的倾向表示赞赏。
6月16日，会见泰国国会议员访华团。在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回答道：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
8月3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继续谈会见泰国议员访华团的话题。邓小平强调：我们有共同的遭遇，同属第三世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团结在一起。邓小平分析了国际和地区形势，阐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国家的根本政策、根本路线是支持第三世界的斗争，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这是由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的。
11月12日上午，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又一次表示支持东南亚中立化，支持扩大东南亚国家联盟。邓小平说：我们真心希望东南亚各国在和平、中立、自由、不结盟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7月1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要坚持民族独立的旗帜，坚持团结的旗帜，坚持进步的旗帜。谁坚持这三条，人民最终就选择谁。人心的向背决定谁最后胜利，一时的胜利决定不了命运，起决定作用的是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
在邓小平的一生中，直接主管外事就是1975年这一年。研究这一年邓小平主管外事的经历，对认识和总结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实践，继承这一份宝贵遗产，显得特别重要。
十八、围绕评《水浒》的较量
整顿的深入发展，使“四人帮”处于被批评、受指责的地位。但他们面对五六月间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批评，并没有改弦易辙。到七八月间，在文艺领域调整的压力下，更是处心积虑，窥测方向，图谋反守为攻。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就古典小说《水浒》发表了一番评论。“四人帮”立即抓住，以影射和比附的手法，发起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攻击。
1975年，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已经连大字本都看不成了。4月中旬他从杭州回到北京。从5月29日起，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荻为他读书。读书过程中，毛泽东对一些作家、作品和历史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也解答芦荻提出的一些问题。
8月13日，芦荻就毛泽东多次提到的关于中国著名的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向毛请教。毛泽东先谈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然后谈到《水浒》。
关于《水浒》的评论，芦荻原先听到过一些传闻。说毛泽东说过，《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后来又传，这话是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说的。这天乘着毛泽东谈论《水浒》的机会，当面请教这件事。
毛泽东回答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
毛泽东所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指1973年12月21日他接见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那次会议。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提倡读《红楼梦》。同时说道：《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起义军接受了招安。
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这部书好处在哪里？应该怎样读它？于是，毛泽东对《水浒》作了一番评论。他就这部小说主导的政治倾向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毛泽东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批评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并引用了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对《水浒》的一段评语，指示《水浒》的三种主要版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还说：“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
谈话后，芦荻立即将记录作了整理。第二天，8月14日，报经毛泽东本人审定。
本来，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对《水浒》这部小说所作的评论，是泛论而非实指。他这时把《水浒》的意义侧重于“投降”，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国家与民族前途的忧虑。可是，“四人帮”却乘机发难，兴风作浪。
分管宣传系统的姚文元得到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文本以后，不到三个小时，就向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贯彻这个关于《水浒》批示的一套办法。姚文元在给毛的报告中，称颂毛的这番评论“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还故意曲解，提出“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的命题。韬晦一时的江青又活跃起来。8月下旬即召集文化部的亲信开会，歪曲毛的批示，强调“批示有现实意义”；提出“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9月中旬，江青又到大寨鼓吹评《水浒》“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说什么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评《水浒》是有所指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