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面论述加强责任制的部分，胡乔木在多处把责任制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原稿讲到几定完不成，打屁股“必须打到具体人身上才行”。胡乔木在这句话后面加上：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一个大的建设项目完成得好，国家要明令奖励，从领导人到职工，都应当得到适当的物质奖励，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在说到要发现专家，重用专家处，胡乔木不仅加上了培养专家，而且加上了要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原稿写到严格考核，“要根据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胡乔木加上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在民主与法制一段讲到立法问题时，胡乔木也特别注重经济。在原稿“应该集中力量制订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法律”后面，加写了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例如工会法、集体所有制经济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等等。这样具体的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要求，以前没有人提过。此外，胡乔木还把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国际法的研究提上了日程。
胡乔木把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改定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在正文中着重说明，向前看的主要内涵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在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的政策方面，胡乔木按邓小平多次强调、在12月5日谈话中又特别指明的政策（不要求全责备，允许继续改正，以前宽以后严），在“都要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促使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加写了一段话：认识和改正错误需要一个过程，可以等待，给以考虑思索的时间，不要逼着马上检讨。这也是一种党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处理可宽可严的，要从宽。这样做有利于安定团结。在选拔干部方面也是如此。针对“文化大革命”后干部队伍不纯，以至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提出：特别是选拔新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派性思想严重的、完全为了私利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不能重用。看风使舵、出卖灵魂、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在第四部分开头，谈改革将会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和遇到障碍，胡乔木按邓小平12月5日谈话补写了一大段话：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减下来的人要重新分配或者等待分配，就会有不满意的；一部分工人、社员先富起来，暂时还不能富起来的工人、社员就会有意见；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到经济战线上去，也肯定会有人不服从分配的，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明年不出现，后年就要大批出现。这段话是非常切合实际而且很有预见的。
邓小平看了经胡乔木仔细修改过的稿子，比较满意。12月9日，又约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面谈。邓小平认为，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还需要加加工。他谈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按12月9日邓小平谈话，10日对讲话稿又作修改，没有排印清样即送邓小平。邓小平亲笔作了修改，于12月11日又找谈话。其时胡乔木正召集起草农业问题文件的会议，无法分身，遂由胡耀邦带于光远、林涧青前往。事后，胡乔木把参加起草的人找到一起，主持研究了对讲话稿的修改。当天，邓小平的讲话稿基本完成。在讲话稿标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稿）”下面，署上了“邓小平”的名字。
五、胡乔木的最后加工和邓小平的审阅改定
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预定在12月13日下午举行。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将在叶剑英、华国锋之前讲话。据胡乔木当年的秘书朱佳木说，12月13日午饭后，胡乔木关起房门，对邓小平的讲话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加工，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脱手。立即让朱佳木直送邓小平家里。邓小平审阅改定后，在下午4点钟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这一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
在12月11日稿上，邓小平、胡乔木最后又作了不少修改。
全稿最为重要的一处改动是：在“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句点题的话中间，加上了邓小平一再特别突出强调的“实事求是”四个字，从而形成表述完整的、邓小平理论的第一个最著名的论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话稿最后加工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较高的要求。这也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在第一部分讲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那段话“我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后面，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在谈到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时，原稿提出，“对一般干部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改稿加上：“特别对高级干部更要严些”。
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增加了两条。一条是“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分工负责”；另一条是在“有必要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一句中加上了“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这个前提。
讲话稿最后的修改使讲话的一些提法更加全面，更加恰如其分。比如，在讲到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的特点及其严重性时，前面的稿子都有“因此比旧式的封建官僚主义还厉害”一句，显然说得过头了，定稿把这句删掉了。12月11日稿把产生僵化半僵化的一个原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一段删掉了，最后修改稿予以恢复。在讲全国有些地区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时，原稿只特别提到西北，最后修改稿加上了西南。原稿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提法，最后一律改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有些地方只改动一个字或增加一个词语，表述更为准确。如在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中提出了今后衡量领导好不好的标准，加上“政治路线解决了”这个前提，又把“这就是今天主要的政治”中的今天改为今后；在“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政治标准”这一句中的“政治标准”前面，加上了“主要的”一语。
还有一些修改是为了保持全稿用语的一致。如原稿“应该”和“应当”混用，都统一用“应该”；“先好起来”和“先富起来”混用，按照邓小平本人所写“讲话提纲”的提法，用“先好起来”。
从胡乔木协助邓小平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过程这个侧面，可以看到邓小平在历史转折关头思路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胡乔木如何紧跟邓小平的思路为写好这篇“主题报告”而殚精竭虑，精益求精。在1978年九十月间，邓小平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首先果断地提出结束清查工作，实行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胡乔木最初起草的讲话稿正是体现邓小平当时思想的产物。到了12月初，中央工作会议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取得的巨大进展迎来了伟大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主法制，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让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等思想突出地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产生了他的12月2日提纲和谈话。此后，经过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内状况的进一步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更加明确了实现历史转折的路径，确定了前进的策略。12月5日他对讲话稿的构思、设计，使讲话的重点更加突出，内容更加切实，锋芒更加犀利。经过此后反复多次修改，最终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完整的历史主题。
邓小平在1978年九十月间至12月上中旬起草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过程中思想发展的轨迹，充分展现了这位20世纪中国伟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新阶段新理论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而作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理论家的胡乔木，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紧跟上历史的步伐，积极自觉地充当助手，竭忠尽智，呕心沥血，出色地参与完成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报告的起草任务。他对讲话稿的修改，思维严密，文辞考究，忠实于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而又有引申发挥，使得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的表述臻于完美，又与邓小平的风格相谐调、相适称。邓小平称胡乔木为“党内第一支笔”，这篇讲话稿的修改也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