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研室转呈谢铁骊、钱江给毛主席的信，“四人帮”恨之入骨。江青攻击说：“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记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
第八次 1975年8月8日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三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8月初，胡乔木要计委搞一个关于企业党委的材料。计委同志找北京几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开了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材料。胡乔木说，看后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工代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说，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在谈话中，因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谈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就说：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胡乔木接着讲起华罗庚在哈尔滨几乎病死，科学院陪去的同志不负责。说华罗庚死了还不知谁来后继。还说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就很难。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送我看的科学院和冶金部关于调查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已看过了，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了。
关于《海霞》，邓小平说，《海霞》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他还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胡乔木说，文化部搞反“行帮”。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
在这次谈话之前，胡乔木曾把《文汇报》发表的三篇借古讽今的批儒文章（1975年6月28日《儒家路线上台的历史结局——谈肖望之的宦海沉浮》和7月12日《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不得安宁》）的剪报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此事时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
说明
这次谈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一、邓小平谈了企业领导体制与企业管理问题。
1975年6月，邓小平提议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运动情况简报》第十九期（1976年3月29日），第4页）务虚会从6月16日开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余秋里等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揭露了“文革”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了准备。务虚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7月起，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下由计委负责起草（房维中执笔），7月25日拿出了初稿。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调查研究企业党委的情况，邓小平谈论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也是针对着整个工业整顿和为着起草这个文件的。
在领导体制方面，邓小平明显地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主张，当时没有写进条例中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试点，才正式恢复，八十年代又进行了改革。在企业管理机制方面，邓小平主张建立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发挥它们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党委。这个指示，后来写进了9月2日《工业二十条》的稿子中，文为：“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8月17日稿，共十四条）进行讨论。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重要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此后，政研室即参加这个文件的修改（在胡乔木指导下，于光远、邓力群自始至终参加，吴冷西从10月下半月起参加）。首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几条：以农业为基础；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质量第一；按劳分配；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进口先进技术；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条增为二十条，于8月22日写成。8月31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讨论。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没有提起纲来，前几条要重写。要找一些企业座谈讨论。9月2日改出一稿（为十八条），3日送李先念、纪登奎、谷牧。他们认为这个稿子过于尖锐，还得改，不能拿出去。9月4日至12日在北京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个企业负责人座谈，仍用8月22日的稿子。10月8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条）。10月9日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10月中旬，胡乔木又先后同纪登奎、谷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内多次讨论。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国家计委进行讨论。修改稿于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条，拟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但在10月29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张春桥不同意，认为文件太长，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语录，故没有通过。胡乔木等对文件又作了一次修改，仍为二十条，标题稍有调整，篇幅压缩了一半以上，成11月3日修改稿。这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发动，终于未付讨论。后来“四人帮”放在小册子里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9月2日的那一稿的一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
在《工业二十条》的修改过程中，胡乔木讲过不少意见。主要是：
（1）强调《工业二十条》要像《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那样，讲清楚毛主席的工业路线。在工业建设中，毛主席过去早已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下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离开了毛主席的工业路线而产生的。要把毛主席有关语录排列成章，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方面站住了，就可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
（2）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原来的稿子只是一些方针政策的规定，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吸引力。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同外国比，我们落后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各条的写法，先要讲正面道理，然后再讲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讲问题如何解决，也不难解决。要讲恢复过去传统的一贯的做法，达到过去最高水平，说明应该做到，也不难做到。现存问题的严重性要摆出来，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顿不可，当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现代化是“红线”。整个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
（3）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最前面讲，说明这不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要针对我们企业中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清楚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强调建立工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关于按劳分配、劳动竞赛等问题，要引毛主席语录来说明一定要实行，现在不敢理直气壮讲这些问题不好；学大庆要像学大寨那样，有几条具体标准，说明怎样才是大庆式的企业；等等。
二、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这次谈话议论的一个热点。邓小平为许多科技部门专门人才后继无人而忧虑，为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忧虑。从谈话可见，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当时，整顿科技，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是他注视的重点。按照邓小平的部署，胡耀邦从7月18日到中科院视事以后，即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写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况的调查研究，胡乔木会前向邓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会上谈了华罗庚和李四光的情况。
8月8日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说，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人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
三、邓小平对“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很成问题”。
涉及的具体问题除压制影片《海霞》以外，还有《人民文学》复刊和所谓“反行帮”。
关于《人民文学》复刊。早在1972年春，原《人民文学》负责人已按周恩来关怀下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但“四人帮”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班子被迫解散，复刊计划被打入冷宫。1975年7月，在毛泽东连续几次对文艺问题谈话、批示的情势下，《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这时，“四人帮”又忽然热心起来，企图将这块阵地抓到自己手里。1975年8月25日，张春桥亲自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谋划，很快就配备好了他们的骨干。9月8日，张春桥在文化部给中央政治局的复刊报告上首先批了“拟原则同意”。邓小平赞成《人民文学》复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办。他在8月8日这次谈话时说，“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就已表示了不让《人民大学》落入“四人帮”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这份复刊报告上，他针锋相对写了以下批语：“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帮”攫取对《人民文学》领导权的图谋一时不能得逞。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对此进行反攻倒算，在“两校”大批判组写的一篇文章中诽谤邓小平“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关于“反行帮”。1975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系统批判所谓“行帮”，以此排斥异己，镇压群众，巩固他们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统治。他们的阴谋遭到群众抵制。毛泽东7月谈话和批示后，对所谓“反行帮”已经是群情鼎沸了。就在这次谈话的这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贴出的大字报中，有一段话抨击了所谓“反行帮”。他写道：“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反行帮”中受批判打击的都是在创作中尽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第九次 1975年8月21日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吃饭时谈了以下问题。
8月15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8月13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胡乔木问邓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决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在这次谈话之前，邓力群把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写的一张学习毛主席关于《创业》批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张大字报已送给主席看了。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到政研室调干部的问题，说：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邓小平说：是啊，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