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是解决难题写出信史的基础
历史撰述，是过去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对前人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实证，是历史学最鲜明的学科特征之一，是还原历史、总结经验、探索规律的基础。写历史要求用事实说话，讲究言必有据，不说空话，不说假话。所谓“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写历史推崇秉笔直书，要求“实录”，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样写出来的历史，才可能是“信史”。为达到这些要求，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因素是全面地、翔实地占有真实的史料。而为了确定史料的真实、可靠，破解历史的疑案，就需要下工夫进行考证。做搜集证据、鉴别真伪、辨析关联、解释内涵等工作。做好这一重要而艰难的基础工作，需要史学工作者具有史德、史学、史才、史识，需要史学工作者为此付出心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股疑古思潮。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为其代表。其历史贡献是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求真，摧毁伪古史系统，促成新古史学派的建立。但辨伪也有过头之处，出现以真为伪的情况在所难免。在运用“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研究古史传说还原为神话的过程中，认为夏代并不存在这一轰动一时又备受讥讽的观点就是一例。鲁迅在《故事新编》的《理水》（1935年11月作）中写一个考古的学究鸟头先生，考证出来“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就是影射讽刺顾先生的。王国维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甲骨文，进行识读，说明甲骨文上有多种写法的夏字，记录着夏代发生的事情；说明甲骨文的记录和《史记·夏本纪》以及《尚书》、《孟子》等典籍上记载的夏禹治水事迹传说的一致性。王国维把用地下新史料证实纸上旧史料的这种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
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同样会遇到若干问题需要通过搜集史料，对其进行考证、考辨、考释，以求得问题的解决。同古代史研究相比，运用的手段和方法，有其共通之处，也有其自身特点。
弄清历史真相，需要多重证据
我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是从中共党史人物张闻天研究开始的。涉及许多人和事，几乎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体会到弄清历史真相，需要多重证据。
人物研究一开始碰到的问题，就是这人叫什么名字？何时何地出生？张闻天在高小读书时的名册上用的名字是“应皋”、“荫皋”，1917年考入河海专门学校时才用“闻天”。张闻天这个名字，首见于1917年7月20日上海《申报》上登出的“上海录取新生通告”上面。这是怎么一回事？访问与张闻天同辈的人，他们说，张闻天的名字是塾师张柱唐起的，出自《诗经》。经查，《诗经·小雅》中的《鹤鸣》篇有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可见应皋是名，闻天是字。后以字行世。张闻天的出生年月日怎么又成了问题呢？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六，这一年是闰八月。这个八月初六是前八月还是后八月呢？谁也说不清楚。老人说，张闻天出生前一个月，其父将住房翻修了一次。翻修后，厅堂北墙中间的隔扇上刻有四首唐宋人的诗，落款为：“庚子巧秋中浣柱唐张国栋涂。”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物证。庚子，公历1900年；巧秋，农历七月；中浣，中旬。可以确定：张宅翻修完成的时间是庚子年七月中旬。一个月后张闻天出生，当在前八月初六，公历为1900年8月30日。可见，近现代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不仅要利用人证之便，也需要依靠物证。
人物重要活动的经过，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掌握一些。但具体的起讫时间，当事人也很难说得准确、确切，必须仰仗于历史的记录。例如：张闻天何时又是怎样赴美国留学的？何时又是怎样回国的？从《少年中国》第3卷第10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学生杂志》第9卷第9号《最近出洋的学生》、1922年9月22日上海《时报》刊载的《太平洋上月出口船舶》以及8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张闻天的诗《别》可知，张闻天是1922年8月20日从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前往美国旧金山的。张闻天到达旧金山后，“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于1922年9月23日下午在唐人街杏花楼举行了一个欢迎茶话会，消息《文化同盟茶会记》刊登在第二天《大同晨报》的“本埠新闻”栏。在张闻天1923年11月给胞弟张健尔的信中说，“我大约今年年底就想回国”。此信由张健尔录入他写的《落日》一文，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1923年12月2日。离开旧金山的确切时间，从他的朋友孟寿椿送给他的一本《十九世纪文学史》扉页题字可知：“敬赠闻天兄以为金门之别的纪念寿椿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轮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半个多月，到达上海的时间在1924年1月20日左右。
又如：张闻天赴莫斯科留学，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他是何时又是怎样离开上海和到达莫斯科的？又是何时回到上海的？据张闻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于1925年11月26日填写的第一张表格《旅莫中国国民党支部党员登记表》和俞秀松（当时这一批赴莫斯科留学生的带队人之一）1926年8月2日给父母的信，可知：他们是于1925年10月28日晚，从上海外滩码头乘小船到吴淞口外，登上一艘准备返回海参崴的苏联运煤船。在海上航行半个月后，船抵海参威，当夜即径直坐上西行的火车，于1925年11月23日抵达莫斯科。关于回国经过，张闻天传记记载：1931年元旦过后，张闻天同杨尚昆一起走陆路回国，于1931年2月7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大雪纷飞中到达上海。依据的材料是：张闻天在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杨尚昆写的回忆文章《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当天天气据当时住在上海的鲁迅的日记。
上述这些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的书面材料，可以统称之为书证。
有些细节很能表现传主的特点，是由多人回忆、口述形成的。如张闻天随身带有一把计算尺。这个细节首先是由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提供的。她讲到在1942年进行杨家沟调查时，算地主马维新家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直到目下近百年的各种账本，马洪打算盘，张闻天则拉计算尺。这把计算尺还是他在美国留学时买的，随身带了十五六年了。又过了大约10年，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上，苏联农业问题是他关心研究的课题之一。有一次同留苏学生左东启交谈，当他得知左东启学的是水利专业时，立即发问：苏联种一亩小麦要用多少水？还从怀里摸出那把计算尺，和这位同学一起将公顷和亩的用水量进行换算。一把计算尺联接了传主张闻天20年代在旧金山、40年代在杨家沟、50年代在莫斯科这40年间三国三地的活动，很能表现人物的特点。
有些事情要联系人物的活动甚至联系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进行考释，才能说得清楚，说得准确。例如，1942年3月9日，公祭、安葬张浩后，执绑抬棺的中央领导人坐着休息，有人拍下了这一排领导人的照片，并在每人下面写上了名字。边上一位标明是洛甫（即张闻天）。这张照片流传很广。多少年过去了，没有人提出疑问。但联系人物活动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洛甫肯定是标错了。因为这时洛甫不在延安。他于1942年1月率延安农村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进行社会调查，直到1943年3月才返回延安。洛甫同张浩纵然友情深厚，也不可能出现在这个葬礼上。经研究，这位影中人实际是博古。
更加复杂的事情更需要联系具体情况进行考释。例如，对张闻天1919年8月19—21日发表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的《社会问题》一文应该如何评价。首先是分析《社会问题》一文的内容和张闻天在此前后的思想、主张。在《社会问题》中，张闻天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社会问题。他还具体运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社会形态演进经过“四大变动”的观点，分析当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指出是从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共和时代退回到封建专制时代去了。在科学分析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张闻天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法是革命，是“依靠劳农界人”起来革命，“铲除士大夫阶级”。他还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要经历两个不同的阶段。他指出：“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组织，是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组织。一切生产机关都归政府掌握，实行中央集权。用国家资本组织一国家银行，有总理一切的权。它很重视国家，所以亦重视政权。经济：是集合主义。就是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所生产的物品，除可以作生产的，仍许私人所有。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文章还全文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宣传共产主义理想，说明实行共产主义的方法“各国不同”，“若是很进化的国家，以下条例是很适用的。”张闻天在发表《社会问题》以前，在《“五七”后的经过和将来》（1919年7月11日）、《中华民国平民注意》（1919年7月22日）两文中，都写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不能采取温和的办法，为“扫除以前种种痛苦”，要“想别的法子，去做牺牲也不要怕”。“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说明他在《社会问题》中的主张是稳定、成熟的主张。
我们考察了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在青年人中，在当时有影响的刊物如《湘江评论》、《觉悟》中，都没有人达到这样的水平。几乎与张闻天发表此文同时出版的一家著名刊物的《宣言》就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不主张起大纷扰，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张闻天则断然否定这些温和方式，说这些“无用的”，“不要去做”，应该抱定“做牺牲也不要怕”的决心，“铲除”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从全国范围来看，李大钊最早运用“唯物史观”这个概念见于1919年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是在1920年5月。在张闻天之前，成舍我以“舍”的笔名在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栏里以《共产党宣言》为题摘译了十大纲领；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5号发表的谭鸣谦（平山）的《“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中对“十大要领”作了扼要介绍。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摘录的《共产党宣言》，见于1919年8月21日，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公开报刊上第三次出现的“十大纲领”的白话译文。经过这一番历史情况的研究和对此文意义的考释，我们论定：张闻天是中国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人物之一，是首先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先进人物之一，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他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
在传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有“经史互参”的方法。在近现代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中，继承这种传统，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方法，姑且简称之为史证。
一般说来，解决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遇到的需要考证的问题，运用上面说到的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中的一两种方法就可以了。遇到特殊的、疑难的问题，则需要综合运用人证、书证、物证和史证这四种方法才能解决。
解决张闻天研究的两大难题
一、第一大难题：歌特是谁？
在张闻天研究中，我们遇到的一个大难题是：“歌特”是谁？
1981年10月，我们在中央档案馆查阅三十年代党内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现了署名“歌特”的三篇重要文章，即：《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载1932年11月3日《斗争》第30期）、《在走向粉碎四次“围剿”的路上》（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又载1932年12月10日《红旗周报》第53期）、《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载1932年11月18日《斗争》第31期）。“歌特是谁”？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就“歌特是谁”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调查，希望找到人证。我们请教了当年在上海临时中央和中央文委工作过的许多人，包括杨尚昆、吴亮平、李一氓、王学文、阳翰笙、周扬、夏衍、胡乔木、丁玲、黄玠然、李华生、楼适夷、章文晋、羊牧之、季楚书、祝伯英等，以及研究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学者唐弢、李何林等。同时，我们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对于此文的评介文章，希望得到一切识者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