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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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二十四次谈话和说明(2)

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6月15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儿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

6月22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6月24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7月4日,召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3月29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4月12日、15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6月21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写文章,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写文章的题目就多了。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做了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教育部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6月8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么,“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7月9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4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还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邓小平还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7月8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娇、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明

7月9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7月4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7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7月11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10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1969年11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中,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他们又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19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泽东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7月23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19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