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发行的崔健摇滚专辑中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红旗下的蛋》，在介于呻吟与低吼之间的音调中流露出来的恍惚感和迷惘情绪深深攫住一代人的心，而歌词则可以看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像红旗下的蛋
头突然出来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像红旗下的蛋
肚子已经吃饱了脑子已经想开了
别说这是恩情永远报答不尽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御
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现实像个石头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环境中，革命曾经是拯救中国的一副药方，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又不得不告别革命；曾经以为革命离我们的生活已经很远，可是世纪末的蓦然回首却发现它与我们的人生情感、历史想象甚至未来设想依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纠葛，原来我们仍然是“红旗下的蛋”。革命对于耄耋之年的老战士来说也许是一场刻骨铭心的冲锋陷阵；对于五六十岁的人来说，也许是几场样板戏和群众集会，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对于红卫兵与知青一代来说，革命也许是几句激情昂扬的口号和上山下乡那种痛楚却又难忘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王朔等部队大院的子弟来说，则是唱着《国际歌》去打群架，听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与女朋友聊天的一些阳光灿烂的日子（见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年龄不同，革命历史的记忆迥然有别；职业各异，革命历史的意义也差之千里。对中老年观众而言，革命历史影片仅仅是一种怀旧消费，在闲暇的日子里能够借以慢慢追忆和细细品味流金岁月；对于政府官员而言，革命历史影片是一种传统教育，是必须完成的几篇观后感；对于文化商人来说，革命历史影片是可以带来利润且投资风险较小的文化产品；然而对于文化研究者来说，革命历史则是中国文化重建的一种参照，是一堵墙也可能是一座桥。姑且不论革命历史与当下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关系，目前社会上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精神颓废、信仰失落等现象似乎也需要革命这块“他山之石”来攻补一番？看来革命精神与现代化追求并不矛盾，反而成为可供利用的一种文化资源，正如儒家传统文化也可以为东南亚经济奇迹做出诠释一般。2000年4月至5月，北京小剧场上演的话剧《切·格瓦拉》曾把好多年轻观众感动得热血沸腾痛哭流涕，革命的热情和不平的声音在整个剧场激荡；然而有的批评者却说：你们这是在贩卖红旗下的蛋。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革命历史的叙述者们谁又能完全否认这种动机呢？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革命话语产生于全球化的殖民语境中，在后殖民语境中发生了变异；然而，只要国家和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革命话语就不会完全消失。因此，革命历史也就会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一直讲述下去。歌德有句名言是“说不尽的莎士比亚”，那么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的中国人而言，就是有说不完的革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