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影视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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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红色经典文本的当下重构(1)

2004年到2005年间,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以及随之而来的人们对它的热评、官方通告、民间议论、学者参与、媒体炒作,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如今,热闹和喧嚣渐渐尘埃落定,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虽然还偶有余音,受关注的程度却大不如前。万物静观皆自得,繁华落尽见真淳。经过时光过滤、洗涤和沉淀,于喧哗渐趋平静之际回首反思,往往会有一些新的见解和发现,咂摸出一种别样的滋味。

也许是近距离观照的原因,当年的评论好像更注重单个作品改编的成败得失,是尊重原著还是借题发挥,顶多追问到如何适应当下观众欣赏趣味,基本上属于文本再创作和异体文本移植的问题,把名著改编的相关理论再热炒一遍而已。有些论述也涉及这种改编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动态,或归之于世纪之交的怀旧情绪,或归之于民众的精神信仰和身份认同危机,或归之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引起的心理失衡,也有学者看出这是一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的博弈。然而杂感类型的评论居多,条分缕析的梳理甚少;冷嘲与热讽者常见,诚恳而深刻的可行性建议鲜有。其实,红色经典的影像改编早已超出了文学或艺术的范畴,不仅仅是改编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和资质素养的问题,也不是在多大程度上尊重和超越原著的问题,它反映出当下话语场中知识与权力的复杂纠葛、历史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以及个体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的紧张对话。在这种复杂的语境下,我们看到一种颇具悖论色彩的文化现象:这些红色经典的改编——无论对原著忠实还是背离,都难以与观众的期待视野对位,怎么做都难逃被诟病的下场;然而,改编依然在批评和嘲讽中一路前行,并且那些受到重责的作品还往往获得较高的收视率。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和剖析。

§§§第一节众声喧哗中红色经典剧的改编实践

在探讨改编实践之前,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红色经典”这一称谓的形成过程。最早使用“红色经典”来指称一类文化作品的不是影视界而是音乐界。1986年崔健以摇滚形式翻唱革命歌曲《南泥湾》代表这股文化潮流的初次登台,当时被当成“红歌黄唱”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典型而遭到封杀,却为日后的再次露头埋下了伏笔。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展开和文化政策的日益宽松,在“毛泽东热”的影响下,“红太阳系列”歌曲(包括《天上太阳红彤彤》《红太阳照边疆》《十送红军》《花篮的花儿香》《北京的金山上》等)唱遍了整个中国。他们采用带有流行歌曲特点的伴奏和唱法,在制作唱片、磁带时采用“联唱”方式,有意无意对他们自己提出的“红色经典”中的经典一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讽和解构,在“抚昔”与“思今”之间形成了饶有趣味的组合。在流行歌坛的启发下,门庭冷落的戏剧界开始排练并巡回上演“革命样板戏”,并且强调“原汁原味”甚至是“原班人马”,也赚了个盆满钵满。与此同时,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红色经典丛书”高调发行,把“红色经典”的能指移置到文学和影视界来。2000年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播终于揭开了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的序幕。

在这股改编潮流的前期,“红色经典”的概念曾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认为:“‘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它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尤其是当有人把样板戏纳入‘红色经典’这里头来,这已经把‘红色经典’的意义给颠覆掉了。”这里,对“红色经典”概念的质疑实际上是对这些小说、戏剧和电影的艺术品格的质疑。从今天的文艺观点出发,这些作品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在极“左”政治路线的影响和控制下,对政治宣传与教化功能的强调严重破坏了艺术规律,人物形象的类型化、概念化、符号化以及情节的程式化倾向十分明显;由于时代的制约和认识的局限,一些丰富的历史细节和人物关系被遮蔽或淹没而得不到表现,一些合乎艺术逻辑的情节走向迫于政治形势而被悬置和取消。比如据相关作家回忆,电影《白毛女》最初的文学剧本中有一个情节,说的是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曾一度相信了黄的谎言,幻想着黄会纳自己为妾。当黄的诡计被拆穿后,喜儿愈发感到怒不可遏,想与黄拼命一搏。但是创作者后来接受了部分观众“喜儿怎么会那样没骨头”的质问,将这段剧情改为喜儿想自杀明志,被二婶劝说后才作罢。这种改动回避了喜儿作为一名孤苦无依的弱女子性格中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的一面,而强化了她不屈不挠的抗争性的一面,也削弱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类似的改编在其他小说电影样板戏中俯拾皆是。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这些艺术缺失同时也为进一步改编和再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改编者似乎可以大展拳脚随意驰骋了。然而,事实远非这么简单,电视剧《林海雪原》(2004)的创作思路以及由此而招致的大范围批评、不满、嘲讽甚至司法起诉,已经成为一个经典的案例。在该剧中,为了突破正面人物“高、大、全”的模式进而表现出所谓的人性复杂性,添加了一个叫槐花的女人和她的男人老北风——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土匪,槐花与杨子荣小时候是娃娃亲,后来因杨家穷被拆散,她和老北风的儿子柱子(小崽子)恰好被座山雕捡去收养,这样在剿匪的主线外又多出了诸多的情感纠葛。杨子荣也不是一出场就成为英雄,而是一个嘴里哼着小曲、抿着烧酒,不受纪律约束而带点匪气的“火头军”,他喜欢搞点恶作剧享受报复的快感,比如在得罪过自己的战友饭里下泻药,给苏联滑雪教官使绊子等等。剧中试图表现出杨子荣从平民成长为英雄的动态过程,不过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转变契机,过度的人事纠纷衍生的叙事负荷也挤兑了性格塑造的力度,使得他英雄的一面与凡人的一面很难深层次地统一为一体。另外,该剧还加强了少剑波与小白鸽的情感发展线索,使得原著中朦胧的情愫演变为直白的爱情倾诉和男女调情的场面。座山雕的形象也有较大改观,他说话慢条斯理引经据典更像一位智慧老者,因小崽子不叫自己一声“爹”竟然伤心得流下眼泪。该剧的制片人郑凯南说过:“过去样板戏也好,电影也好,都是拍在那个年代,所以多数是一种高、大、全的审美取向,而这种往往容易变成假大空的东西……我们采访了当地还健在的剿匪老战士们,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原型人物,当过学徒,非常能干,还看家护园,是一些非常机灵、非常睿智的山东人,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有机地融合在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出,创作者的改编理念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站在新时期的审美立场上(比如反对文艺工具论,写真实的人情人性等)重新叙述一个被革命意识形态重重遮蔽的故事,杨子荣最后牺牲的结局(与历史事实相符)、杨子荣性格中的“匪气”(新时期以来曾有人质疑杨子荣为什么会那么多土匪话)等设置也折射出该剧恢复历史本真的追求。他们试图通过大幅度地删改情节塑造出一系列具有人性深度的“圆形人物”,然而过度的情节稀释和硬性的性格添加破坏了艺术风格与人物性格的内在统一,“如果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充其量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电视剧《林海雪原》作为一次不太成功的艺术实践,向人们昭示了新时期审美立场与红色经典故事进行对接的难度。

其实,电视剧《林海雪原》的创作与批评实践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它更折射出当下的某种文化症候。随着该剧在中央和地方各级电视台的播放,批评、质疑、讽刺、激愤之声铺天盖地而来。北京六十五岁的刘女士表示:“看了前几集我是非常愤怒的,以前无论在小说、电影、样板戏里,杨子荣都是智慧、英勇、有魅力的英雄形象,怎么被电视剧里安排成伙夫了,还往别人饭里下巴豆。我看到报纸上导演说希望杨子荣不是天生的英雄,要有些小毛病,还搞对象。可是,你弄得再热闹观众不接受也是胡来,再怎么拍也没有原来的好了,当时人的思想境界和现在的人可不一样。”哈尔滨市观众王大爷说:“现在播的《林海雪原》都把杨子荣糟蹋成什么样了,那么一个英雄人物,都让他们演成土匪了。就说前两天放的那集吧,因为一点儿小事,剧中的杨子荣竟然给战友的饭里下泻药,这叫什么事呀?听说杨子荣的养子要告他们,那就对了,要不然我都想告他们。”当然也有观众不认同这种看法,有人认为:“(电影和样板戏中的)那个杨子荣及其身边的人居然不食人间烟火,没有缺点错误还不算,还满口的说教,时不时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把这些有别于原著的虚构和夸张成分相加,再除以总时长一百分钟,它‘不忠实原著’的程度远远超过眼下的电视剧版本。电视剧版让杨子荣做做伙夫、唱几句酸曲、会几句黑话、讲讲私人感情算什么?”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比较年轻,不是主流。有调查显示,六十岁以上的观众基本上不接受电视版的杨子荣,认为还是旧的好;五十岁观众认为与他们看过的小说和样板戏出入很大,怀旧怀得莫名其妙;三四十岁的观众更多是看演员的笑话,看导演如何“穿帮”,他们对电视剧本身已兴趣不大;二十岁左右的观众要不不看,即使看两眼也看不明白。观众的激烈反应引起了文化主管部门的重视,2004年4月至5月间,国家广电总局就“红色经典”改编连续下发了两个通知:4月9日发出《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认为“有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拍摄的电视剧存在着‘误读原著、误会群众、误解市场’的问题……为此,各省级广播影视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红色经典’剧目的审查把关工作。”仅仅过了一个多月,5月25日,又下发了《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要求经省级审查机构初审后均报送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终审,并由广电总局颁发《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否则一律不准播出。学界在此间也有两次较为重要的集中出场,一次是《当代电影》杂志2004年第6期“电视文化批评”栏目刊发一组文章,另一次是2004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召集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集中发表在该杂志的2005年第4期上。同时,各级地方报纸、文艺报刊都针对这一话题争相发表文章表达见解,一时间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热闹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