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耳东说：“老古呀，煤是有。可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在闹派性，有煤的地方没有车皮，搞到了车皮，又没有了火车头，什么都有了吧，开火车的人是一派，货场的人是另一派，货场这一派的人，不让火车开进来装煤。哎，真是难呀。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向总理汇报啦，让总理帮助解决。”
这件事情，最后还是在周总理的协调下得到了解决，保证了北京市的供电。
周总理解决各地的派性问题
周总理在这段时间，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解决各地派性争斗。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他对各地来京的人员做耐心的说服和批评教育工作，忙的时候，从上午起床到夜里三四点钟，一天工作十几、二十几个小时。有时一天要谈好几拨人，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我在现场负责警卫工作，也有些吃不消了。
有一天，总理又是一天繁忙的接见，一拨接一拨的谈，从上午到夜里，天都快亮了还没有谈完。我坐在那里，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还打起了呼噜。
总理听见旁边有人打呼噜声，就侧过头来问道：“是谁呀？”
我一下子惊醒了，很难为情地说：“是我。”
总理看了看我，笑着说：“怎么样，疲劳吧？”
我说：“是呀，疲劳得很。”
总理又把服务员叫过来说：“你去拿我的茶叶，给古副团长泡杯茶来。”
服务员下去泡茶水，我也来到她们的工作间，用凉水洗了把脸，闻到服务员泡的茶水香味，我说道：“好香呀！”
服务员说：“当然啦，这是总理的茶叶，能不香吗？”
我用凉水洗了脸，又喝了总理送的茶水后，有了精神，也不瞌睡了，一直坚持到总理谈完最后一拨人。
在那个岁月里周总理不仅劳累，有时还要冒着被造反派冲击的危险。1969年“九大”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实现了联合，但还有个别地区在闹派性，周总理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扩大了接见人员的范围。接见的地方也选在了人民大会堂里的大礼堂。这一天，张耀祠亲自带队负责现场的警卫，杨德中和我也参加了。
周总理坐在舞台的中央，舞台下前面数排坐满了警卫部队，造反派坐在警卫部队后面。接见刚一开始，造反派就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只要总理一讲话，他们就喊口号、拍桌子、跺脚，由于大礼堂的地面是用实木板做的，所以他们一跺脚整个大礼堂的声音很大。周总理看到此景非常生气地说：“你们要见我，又不让我讲话，岂有此理！”造反派们依旧喊口号、拍桌子、跺脚，就是不让周总理讲话。
这些造反派情绪越来越激动，有的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跟着张耀祠、杨德中从后台来到前台。台下面的部队看见团首长都出来了，根据事先准备的预案，警卫部队的干部、战士们，面向着造反派，手挽着手，很快组成了几排人墙，防止造反派冲击周总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警卫部队不能使用武器，只能用血肉之躯来保卫首长的安全，扞卫警卫工作的使命。
九大会议期间执行周总理保护老同志的任务
1969年4月1~24日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警卫团的张荣温副团长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我们两个人曾带领8341“支左”部队先后进驻北京针织总厂和北京新华印刷厂，这两个单位也是警卫团最早的两个“支左”点。在1968年北京市基层选举九大代表时，我们两个人分别由北京市两个系统推选为北京市的九大代表。
在九大期间，我们两个人又受周总理的委派，分别担任北京市两个代表小组的组长。当大会进入小组会时，周总理掌握了一些情况，有人想在小组会上以“斗私批修”为由整老同志。
在小组会之前，周总理把我和张荣温两个人找去，布置在小组会上如何保护好老同志的工作。总理要我们在小组会上控制好，不要发生围攻老同志的事情，特别是对朱老总和陈毅同志的保护。朱老总在我的小组，陈老总在张荣温的小组，总理特别嘱咐我们两个人，不要让朱老总和陈老总在小组会上发言，怕他们的发言会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加以利用。
第二天小组会上午按时召开，我这个小组里有朱老总、邓子恢等老同志，他们都准时来参加小组会。
小组会一开始就有人向老同志们发难，要他们做“斗私批修”的发言。有两位老同志在压力下作了发言，邓子恢同志也作了发言。由于这两位老同志多年没有在领导岗位上工作，所以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没有和这两位老同志做过多的纠缠，很快就通过了检查。
随后这些人就将矛头指向朱老总，点名要他发言。开始朱老总还坐得住，就是不讲话，后来在这些人的鼓动下，朱老总有点坐不住了，想要说话，我看到情况不对，就宣布：“我们小组的老同志多，要照顾他们的身体情况，上午的小组会就到这里，下午2时在这里继续开小组会。”
上午的小组会刚一结束，我和张荣温又被总理找去，要我们汇报上午的情况。张荣温首先汇报了他们组的情况，总理听完后问他：“陈老总讲没讲话？”张荣温回答说：“他没有发言。”随后我汇报了我们组的情况，总理问：“有没有老同志发言？”我说：“有两个人发言。”当总理听说邓子恢同志发言后，就问道：“怎么样？”我知道总理问的是邓子恢同志有没有受到纠缠或围攻，我说：“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他的稿子像是他家里人给他准备的。”总理又问朱老总的情况，我说：“两个老同志发言后，一些人开始点名要朱老总发言。开始朱老总还能坐得住，时间一长，一些人就催他发言。这时朱老总有些坐不住了，想要讲话，我看到这一情况后，就宣布上午休会，下午再接着开小组会。”总理听后马上说：“下午的小组会也不要开了，你们通知下去，代表下午自己学习文件。”就这样，我们两个代表小组都以照顾老同志为由，小组会改为自己学习文件。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朱老总也出来接见外宾。九大的时候，我见他老拄着一根拐棍，现在拐棍也不要了，我问他的警卫参谋：“他不用棍子行不行呀？”
他讲：“没问题。”
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朱老总走了过来问我：“你是井冈山出来的？”
我说：“不是，我是从瑞金出来的。”
他好像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又接着讲：“你是知道的，那一条扁担是我的。”
他刚一讲完，旁边的人就笑了起来。我知道朱老总所说的扁担就是军事博物馆收藏的朱德扁担，后来被说成是林彪挑粮用过的扁担，现在朱老总把事实真相告诉给大家。
九大还有一项工作就是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在小组选中央委员时，我和张荣温都被小组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当名单报送给毛主席时，毛主席笑着说：“他们两个人还被提了名。”随即就用铅笔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给圈掉，并讲道：“我已经讲过，我身边的人不要搞那么多中央委员嘛。”
外交部的龚澎
1969年九大后，外交工作也是周总理重点抓的一项工作，他为此也是废寝忘食，他经常在深夜召集外交部的同志，在大会堂开会商量外交工作。这期间外交部的同志们也很辛苦。
这一时期，在大会堂可以看见一些老同志陆续出来工作，这其中就有外交部的龚澎同志。我认识她是在1938年，她从国统区到延安路过西安，在我们八路军办事处住过一段时间，其实她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但她总是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们警卫排的同志们，所以我们都叫她龚澎大姐。
在“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她了。有一天，她突然出现在大会堂，当我看见这位好久没见的大姐时，就问她：“龚澎大姐你去哪里了？好久没看见你了。”她警觉地看了看四周，然后小声地说：“他们把我弄到干校去了，是总理把我要回来了。”自此这位女外交家又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
有一次，在一个深夜，周总理有急事找龚澎，由于外交部值班室的值班人员没有向大会堂警卫值班室报告送龚澎汽车的车牌号，因此，警卫团在大会堂外围执勤的哨兵没有让她的汽车开进大会堂北门前的车道，而是让车停在马路上。龚澎与哨兵交涉了好半天，哨兵就是不放汽车进去，说：“首长您可以进去，但车不能进去。”没有办法，龚澎只好自己走进去。
这时从总理办公的地方传出了好几次催问：龚澎到了没有？我站在大会堂北门的大门和二道门之间等着龚澎，当龚澎的身影刚一出现在大门时，我马上迎了上去：“哎呀，你怎么才到呀，总理那里催了好几次了。”龚澎一边用手绢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喘着气说：“这赖你呀，你的哨兵不让我的车子上来，我是跑上来的，我正要找你呢。”
我笑着说：“这你可赖不着我，你们没有报车号嘛！”
龚澎着急地说：“别管这些了，你赶快把车放进来吧。”
我说：“行了，我去办，你赶快进去吧，总理在等你，催了好几次了。”
龚澎这才急匆匆向总理的办公室走去。不一会儿的工夫，她又从总理的办公室里急匆匆地出来，我问她：“怎么？这么快就谈完了？”她一面继续往前走着，一面回答：“谈完了，回去要做事，总理等着要汇报。”说完又是急匆匆地走了。
1970年下半年，龚澎因脑溢血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她去世前的弥留之际，周总理对我和大会堂的刘剑书记说：“龚澎同志你们熟悉吧？”
我说：“1938年我就认识她了。她去延安的时候，在我们西安办事处住过。”
总理说：“那你们到医院去看看她吧，最后一面了。”
我说：“这么快。”我知道她刚做完手术，却没有想到还是不解决问题。
总理最后叹了声气说：“哎，可惜了。”我知道这是周总理对龚澎同志才华的惋惜。
随后刘剑同我讲：“老古，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她吧。”刘剑也是一个老红军。
第二天我和刘剑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了龚澎同志，见了她最后一面。
周总理在这一时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军队上的事情，在那个时候，由于一些老帅被整靠边站了，所以军队的事情总理也管了起来。一些服务员看见总理工作繁忙，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就对一些军队首长的警卫参谋开玩笑说：“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能自己解决，还非要找总理，你们非要把他给忙死呀。”
军队的同志说：“谁愿意没事到你们这里来呀，我们的事情都是大事，我们不找他，你还让我们去找主席呀。”说完大家又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在那一时期，就是在繁重的工作中度过来的。
刘少奇从中南海疏散到外地
1969年下半年，为了做好战争准备，一些老同志被疏散到外地。那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前的游行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
10月17日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杨德中找到我说：“总理让咱们去一下福禄居。”我还以为是检查那里的警卫工作，就说：“到了吃饭时间，吃完饭去吧。”
杨德中说：“现在去，回来再吃饭吧。”
我问他：“什么事情这么急，他出问题了？”
杨德中说：“要把他疏散到外地去，今天晚上的飞机。总理让咱们两个人过去看看准备得怎么样了，不要发生问题。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我们两个人从大会堂出来，步行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后面的福禄居，这是刘少奇同志住的地方，就是在被打倒期间，他也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到了福禄居后，在门口停了一辆救护车，刘少奇被担架抬出来放在院子里，还围了一些人。
我们来到担架旁边，也不知道是因为刘少奇个子高，还是担架小，他的头在上面的边边上，脚在下面的边边上，被子也短，脚露在外边。我蹲下去，把被子往下拽了拽盖上脚。脚是盖上了，可上面又露了出来，我看他上面穿着衣服，就没有再拽被子。我推了推少奇同志的肩，他闭着眼睛，没有什么反应，我又推了他一下还是一样。在这之前我知道他有病，但不知道病得这么重。
我蹲在那里又摸了摸他的额头，额头很热，他在发烧，烧得很厉害，我就说：“他烧得这么厉害也不给他输液呀？”在人群里也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是工贼还给他治疗？”
杨德中听后，严厉地说：“是周总理派我们来的。人病了，该给人治病还是要给人治嘛！”杨德中的话音刚一落，医务人员就给刘少奇输上了液。
我们送走了刘少奇往回走，走到了瀛台，我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说：“哎呀，怎么把人搞成了这样子？”
杨德中警觉得看了看四周后，说：“你这个老古，乱讲话。”
我说：“我看没有人，才对你讲的。总理知不知道他病成这个样子了？”
杨德中说：“他知道才让咱们过来看看嘛，他担心不要从这里走再发生什么问题。”
在路过杨德中的家门口时，我说：“你回去吃饭吧。”
他说：“还是先向总理汇报吧。”
我们出了中南海，走到南长街路口时，杨德中停下来，想了一下，对我说：“你回家吃饭吧，我去汇报。”
就这样，我回去吃饭，他一个人去向总理汇报。
执行周总理交代的特殊任务
1969年6月26日我在大会堂值班，深夜两点多钟，杨德中找到我，说：“总理准备要你去一趟东北。”
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徳中说：“江青他们要把《智取威虎山》拍成电影，想要到东北拍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