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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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陶汉章将军的四本书(2)

这位副司令员生活作风问题严重,把一个宾馆的小姑娘搞大了肚子。运动起来后,有人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七百多人联名写了大字报,送到军区机关。

是我和文年生同志接待的。七百多人要求撤这个副司令员的职。文年生同志答复说,撤一个副司令员的职,要报军委,我们没有这个权力。结果他们就把文年生围住,不让回家……

我们把情况报告了军委,很快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打来电话,说请示了林副主席,林副主席说,这个干部大节是好的,小节有点问题,你们要帮助帮助他。

这就是我第一次听到有关大节小节的说法。后来群众反映黄永胜的问题,才引出了林彪的那个关于大节小节的讲话。那个讲话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程度上讲,是救了黄永胜等人的命。

问:有这么严重吗?

陶:那当然。1966年年初广州军区召开了一次四级干部会议。会上军区有很多干部对黄永胜意见很大。他既有思想作风上的问题,又有组织路线上的错误,人们气愤地称他是广州的“南霸天”,要他作检讨。开会时黄永胜不在广州,与会者给他提意见也很带点火药味。开始我是保他的。他毕竟打过不少的仗,也走过长征。所以会议进行的过程中,我还和文年生商量,还是应该以党委的名义做解释工作。

我们虽然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有一些工作是做不通的,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答和解释的。对此我们就记了一个小本子,派政治部副主任江民风同志到北京,当面向黄永胜汇报。

那时黄永胜不敢回广州,他知道那里有不少人对他意见很大。自然也有人私下里跟他说了一些广州开会的情况。

江民风同志找到黄永胜后,如实转达了大家的意见,大概是谈了三次。谈过群众的意见后,黄永胜的态度很恶劣,他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们就听到了有关林彪讲话的传达。说黄永胜是小节问题,大节是忠于毛主席的。

问:林彪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

陶:记不准确了,反正就是说什么大节小节问题,你们可以去查一查,应该找得到的。

黄永胜也就很快回到了广州。他说我们在他不在的时候搞了阴谋,要把他反掉。于是就发动一批人来整我们,这也就是后来的所谓“文、郭、项、江、陶”事件。

林彪说,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干劲好不好,要看主流和支流。

林彪说,要注意不要迷失方向,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其他都小好小坏。到底哪是第一位的哪是第二位的,这是两种干部政策。一种是注意小节,不注意大节;一种也注意小节,但主要注意大节。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还有一种干部,小节毛病不多,没有什么男女关系问题,人缘也好,是和事佬,也不偷鸡摸狗的,但是他反对毛主席,反对突出政治,如果用这种干部,我们的军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我们的干部政策要注意大节。

问:“文、郭、项、江、陶”?

陶:文,就是文年生同志,郭是郭承柱副政委,项是政治部主任项炜,江是江民风,他当时是政治部副主任,陶就是我了,我是当时的参谋长。

问:当时强加到你头上罪名是什么?

陶:那可就多了。我是红六军团出来的,六军团不是二方面军的吗,所以他们就说我是贺龙派来的,是贺龙的小爪牙。其实我和贺老总的接触很少。工作上没有什么联系,更没有什么私交。

我被打倒,当时具体说有三件事,第一个是北京军事学院的造反派来串联,要住我们军区的招待所,我是参谋长啊,人家来请示我,说有一个叫“鬼见愁”的战斗队,要来住。我一听这名字就反感,什么“鬼见愁”,不让住!后来他们就说我把造反派赶到大街上去了。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

第二个罪名是说我支持保皇派,叫我的儿子镇压造反派。我的老二陶瑞是“主义兵”的头头,他们是反对造反的,我的确也支持过他们,我的想法是与其让那些家伙无法无天,还不如让这些人管管他们……

第三个就更荒唐,广州体育学院的造反派夺了院长的权,一个造反派的头头要当院长。他找到司令部,要我批准他当院长。我说,我不能批,我没有这个权力,要军委批。他们就说我是压制造反派。

到后来又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直到彻底把我打倒。

问:你刚才说过,一开始你还是保黄永胜的,他回来后为什么还要整你呢?

你们历史上有什么恩怨吗?

陶:应该说我和他没有什么积怨。我是60年代初到广州军区当参谋长的,据叶帅讲还是黄永胜想要我去的。1963年的春天,我随叶帅到缅甸去访问。叶帅问我,你想不想到野战部队?我说:“想啊!”叶帅说,那到广州军区怎么样?

我说广州有什么好,现在又没有仗打。叶帅说,广州那个地方很复杂,要应付各种情况,各种事态,文的、武的、政治的、经济的,对你可能是个很好的锻炼。我想想也是。叶帅还说:“广州军区正缺一个参谋长,到处找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次黄永胜对我说陶汉章给他当过参谋长,他想让你去呢!”

黄永胜为什么会提到我呢?这个说来话就更长了。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晋察冀,但没有什么很多的接触,真正打交道是在延安教导二旅。我当参谋长,旅长是黄永胜,政委是邓华。那时彼此相处得还可以。要不他怎么会向叶帅建议呢?

问:你调到黄永胜手下当参谋长后相处得怎么样?发生过什么冲突没有?

陶:一开始没有什么大的冲突。只是觉得他不那么实事求是。比如说,部队在惠州做了不少的工事,我上任后到那里去检查,发现坑道里面都积了水,水深的地方要有一米多。我当时很不高兴,回到广州后就对黄永胜说,那里的工事都不能用了。黄永胜不相信,他说那不可能吧,都封得好好的。给军委汇报时就说工事如何坚固……如果有敌人来犯,坚守三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广州军区在汕头附近围海造田,办了个很大的农场。黄永胜说,全军只有我们广州军区解决了吃肉吃菜的问题。他要机关向军委报告,也就是向主持工作的林彪汇报,说全年的粮肉补助都解决了。我说现在粮食还没有收到家,还是不报为好。黄永胜说,你这个人太老实,能解决就是能解决嘛!他是司令员,报就报吧。刚刚报上去第四天台风来了,大坝决口粮食无收,养的猪也给吹跑了……我和黄发生了争论,他就认为我不按照他的意志办事。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比如说,有一次叶帅打来电话问,如果北线发生问题,要调你们广州军区一个军,多长时间能出发?黄永胜对我说,参谋长,你报,最多三天就可以出发!我说,黄司令,就目前的情况,别说三天,三个月能拉出去就算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