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走进怀仁堂(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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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战将粟裕(4)

参谋们还没有理解,他又说,向敌人的来路前进。他们不是从富安、安丰方向来吗,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参谋们这才明白,敌人离开了,那里不是更安全吗!

部队连夜出发,第二天天刚亮时就到了鲁家灶村。

站在村北的小河边看着河南那条通往安丰的小路,粟裕判断,敌人要到三仓去,一定会从这里走。他说:“不要停下来,赶快过河!”

果然,不出所料,机关刚刚过去后卫就同敌人交了火,躲过了敌人,但目标暴露了。他命令部队加速北移,中午时分到了四灶。炊事班埋锅做饭,水还没有烧热,敌人的后续部队过来了,他们只能再走。

天黑时他们到了七灶,准备停下来时又发现了敌情。粟裕果断指示,往南走!敌进我进!

凌晨,他们赶到了张家灶。敌人刚刚离开这里。队伍一边做饭,一面派侦察员出动。不一会儿就有侦察员来报告:“唐家洋的鬼子正集合在场上听一个当官的讲话,还有一些鬼子把抢来的东西押往据点去了。”

粟裕看看还没有升起太阳的东方,说,这会儿他们集合不是回去,而是想杀我们的回马枪!我们要马上走!

“往哪里走?”

粟裕指着地图,说:“往南,越过丁家所的公路,跳出他们的合围,我们到东汤家园。”

队伍又出发了,很快到了公路上。细心的粟裕发现,路上有很多皮鞋印,还有一堆新鲜的人屎。看来敌人还是刚刚过去,后面还会有跟进的敌人。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公路!”

我们的队伍过去不久,敌人就从海安方向开了过来。埋伏在公路边上的部队无不为粟裕的神机妙算而折服。

第二天清晨,他们全部跳出了合击圈,到达了预定地点汤家园。

提出党军“一元化”

有人说,粟裕是卓越的战略家,他经常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提出一些十分重要的见解。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一个战略家已日趋成熟。在根据地提出了党军一元化的领导问题,就是突出的一例。

粟裕到苏中后不久,根据华中局的指示,将苏中划分为四个分区和一个特区。第一分区包括江都、高邮、宝应三个县;第二分区包括兴化、东台、台北、泰东四县;第三分区包括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第四分区包括如东、如中、通中、通西、通海和海启六县。地方成立联合抗日司令部,活动于顽我友结合部的兴东泰地区。

当时苏中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都是分开的。为了加强统一,协调关系,苏中设立了党政军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构。在对敌斗争等方面,党政军各方的配合总的说来是好的,但也有时会出现各种问题,特别是不能适应十分严峻的对敌斗争。

1942年的六七月间,粟裕开始酝酿给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区党委发电报,建议在根据地自上而下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同时他思考的问题还有改善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问题。苏中军区成立以来,区党委一手抓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使主力地方化;一手抓主力部队的发展,相对集结主力,进行机动作战和整训,已经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主力部队长期频繁作战,消耗过大,缺少整训,不利于今后的大发展;二是地方武装数量虽已超过主力,但较多用于执行警备任务,较少用于进击敌人,还不能独立担负起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三是苏中今后除第二分区北部可能稍趋缓和外,其他地区特别是第三、第四分区将更趋紧张,回旋余地更加狭窄,部队过于拥挤,容易遭受损失。

粟裕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建议抽出一部分主力团,选择较安定的地区进行整训。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由留下的部队承担,或将留下的主力团与地方团合并后承担。

粟裕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陈丕显、管文蔚、叶飞、钟期光等同志的原则同意后,于7月19日向军部和华中局发了电报。

7月29日,军部复电原则同意,对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指出暂宜慎重;对改善武装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此后又经过反复酝酿,到1942年9月经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对全师(即第一、第四、第七、第五十二团),并予以充实加强,使主力团实行地方化,与各县团合并,成为地方团的骨干力量。经过这次整编,使军区有主力在手,随时可以对重要方向实施突击,而各分区、各县也都有较强的武装作为机动兵力,配合区游击队和民兵,担负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军得到了轮流作战、轮流整训的条件,地方军则大为加强,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上升为新的主力。而大量半脱产和不脱产的民兵,成为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力量和不断补充壮大我军的源泉。实践证明,这次整编是成功的。

同年12月,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经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批准,撤销了各级军政党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作为党政军民的最高领导机构,从而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由粟裕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第一地委书记兼第一分区政委韦一平,第二地委书记兼第二分区政委陈时夫,第三地委书记兼第三分区政委叶飞,第四地委书记兼第四分区政委吉洛,兴东泰地委书记董逸峰。

实践证明,这种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对于当时的对敌斗争是十分有利的,也是苏中抗日根据地能够坚持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由于敌情的严重,1942年7月,华中局、军部曾几次给粟裕发来电报,指示新的斗争形势,要求有新的方针以适应,主要内容是:一、苏中斗争是长期的,南浦襄吉是长期的对手,你们至少准备苦斗一年到两年,一切取决于熬得过,撑持得住,只要能保持骨干,即是极大胜利。二、苏中工作应以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日伪军工作、组织领导革命两面派、领导民兵为中心,其他任务均应围绕此一中心去进行。三、全线大的突击作战,不可能改变敌人的部署,而小型武装偷袭与群众交通破坏战,则起了积极作用,一团兵力左右的突击,也需要打几次以振奋人心,全军全师的全线出击则不甚适宜。

对华中局、军部的指示,粟裕认真地做了研究,认为指示是要求苏中对敌情做充分的估计,对形势做最坏的打算。从整体上讲,这无疑是正确的。

同时,粟裕认为上级给予苏中区的任务是留有余地的。在党委会上他回顾了浙南三年游击战争,他说,那时的条件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熬过来了,撑住了。当前敌我力量的对比,敌人虽有相当的优势,但我们并不是绝对的劣势;我们在社会基础、群众基础上更有强大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是能够长期坚持,并且能够对全局做出较大的贡献的。关键是既要防止对敌情缺少清醒的估计,不顾实际地盲目硬拼;更要防止在严重形势下看不到有利因素,丧失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消极地化整为零。

为此粟裕提出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原地斗争”的方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进一步处理好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在作战指导上,我们认为对付敌人的“清剿”和“清乡”,的确比对付“扫荡”更困难,但是敌人兵力不足,不可能在苏中全区同时进行“清剿”或“清乡”,使我们有可能选择敌人的弱点和后方予以突击,迫使敌人推迟或局部更改部署。我们要求区别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区、中心区、游击区和边缘区、敌占区,“清剿”、“清乡”区和非“清剿”、“清乡”区),力求把敌人进攻的重点压缩到更小的范围内,以利于全局的发展。

正是由于党委书记粟裕解决了上述几个方针性问题,对苏中坚持原地斗争和以后的大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统管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

这一年粟裕还经历了一件大事,就是新四军第一师、第六师合并。

苏南反“清乡”斗争后,1947年8月,第六师师部及所属第十八旅陆续北撤到苏中第一分区。

苏中第一分区的地理位置很重要,1940年我军北渡长江后即在江都开展工作,黄桥决战后,又派人进入高邮、宝应两县,苏中区党委成立后,派惠浴宇等同志去开辟、建设江(都)高(邮)宝(应)地区。第十八旅到达后,决定由第十八旅经营第一分区,把这里作为恢复和发展苏南的出发地和后方基地。

1942年3月正式成立苏中第一分区、苏中第一行政专员公署、中共苏中第一地委。1942年3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第六师番号不变,统一由第一师指挥,谭震林同志任第一师政委。但是,谭震林同志未曾到职,后调军部别有任用。这时,苏南的丹(阳)北地区和澄(江阴)(无)锡虞(常熟)、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也已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以后在长江以南、京沪铁路以北分别成立中共苏中第五地委,地委书记金柯,和中共苏中第六地委,地委书记钱敏。

1942年苏中部队统一整编,为加强苏南工作,经华中局、军部决定,由王必成同志带领一师二旅四团、教导队和盐城、兴化警卫团各一部共2000人渡江南下,在溧阳地区与第六师之第十六旅会师,合编成一个旅,番号仍用第十六旅。

旅长王必成,政委江渭清。1942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第六两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任师长兼政委。

这一段时间,粟裕的工作更忙了,事情更多了。既要抓对敌斗争,又要搞根据地建设,还要协调很多的内部关系,因而也就更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和才干。

粟裕对苏中是很有感情的,对苏中的斗争也是很怀念的,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他总结苏中的情况时说,综观1942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扫荡”,四五百人的小“扫荡”平均每周一次,千人以上的较大“扫荡”平均每半个月一次。从开始反“清剿”的6月到11月中旬,日寇增设据点49处,使苏中区日伪据点增加到339处,增修公路19条,全长450公里。我苏中根据地又有所缩小,部分游击区变成敌占区,但是,全区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和基本区,仍然保持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各分区仍然保持着一定范围的中心区和广大的游击区,各县武装坚持在县境内进行斗争。同时边区、敌占区工作和日伪军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经过全面建设,根据地更加巩固,各项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了。

危难之中的粟裕

火烧篱笆300里,短枪队显神威,反“清乡”运动显成效

从1943年开始,粟裕领导苏中军民进行了一场反“清乡”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斗争中,苏中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粟裕也在斗争中显露出十分成熟的军事家和军事战略家的才干。

这是所谓“黎明前的黑暗”的日子,日寇开始“清乡”,叫嚣“6个月内把新四军消灭干净”!粟裕坚守苏中。

说起反“清乡”斗争的由来,必然要说到当时的历史背景。

1940年11月,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要在中国的华北、华中占领区彻底“整顿治安”,“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1941年年初,日本侵略军提出了在华北搞“大扫荡”,在华中搞“清乡”的方案。

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泽田莽中将和派遣军总部参谋、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具体制定了“清乡”的实施计划。

这份计划很快送到了他们的最高决策机构——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日本派遣军总司令俊六大将手上。

他们一拍即合。汪伪政权想利用这一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巩固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因而这一计划被他们视为国策。

很快,伪政府成立了所谓“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世群任秘书长。于是一场“清乡”的闹剧就开始了。

日伪的“清乡”是从苏南开始的,苏南区党委和新四军六师经过艰苦奋战,进而转为隐蔽坚持,原来在那一带活动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奉命撤出苏南,进入了苏中一分区。

对此,汪伪政权大吹所谓“清乡”的胜利,并很快制定了“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确定苏南继续“清乡”,在浙东进行“清乡”试验,而“清乡”的重点放在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他们首先选定的“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就是苏中的四分区。把天生港、丁埝一线以东,丁埝、马塘、南坎一线以南,东至黄海,南至长江的地域划为“清乡”范围。

日伪方面调兵遣将,把在苏南参加过“清乡”的日军第六十一师团的四个大队和部分宪兵调到了苏中,同时把伪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第三十四师也调集过来,再加上这里原有的警察、特工和行政人员,先造成了所谓军事上的优势。

为了把这里的抗日武装力量一网打尽,他们构筑了175公里的竹篱笆封锁圈,三里一堡,一里一哨。“清乡”区内的重要集镇和村庄,都驻有敌伪人员,同时封锁了长江边的大小口岸,仅有的少数出口,也派重兵把守,彻底切断了这里的交通。完成这些部署以后,日伪叫嚣:“6个月内把这里的新四军消灭干净!”

应当说,新四军的一些同志对1943年的形势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在1942年冬天召开的南坎会议上,苏中区党委传达了上级关于“今年打败希特勒(指1942年),明年打败日本(1943)”的政治口号,对反“清剿”胜利后的形势盲目乐观。宣传上强调了反攻和抓紧反攻的准备,而忽视了对未来艰苦斗争的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