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北京男女篮双获全国联赛冠军
第一代北京男篮教练员是新中国第一代国手程世春先生。程世春早年在北京经常和美国大兵打篮球，让他无形中学会了许多美国篮球的技术动作和战术，这对他日后培养篮球运动员有很大帮助。程世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篮队员。当时由陈文彬和杨福鹿执教的国家男女篮平时代表北京队，有国际比赛时则代表国家队。1956年10月，全国甲级篮球联赛在重庆举行，共有12个队参加，北京队也报了名，但此时国家男篮因准备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后中国代表团因抵制台湾以中国名义参加奥运会而退出）在广州二沙头集训而不能代表北京队出战。这时球队只有四个人，临出发前又找了七人便赶去比赛。最后凑成程世春（教练兼队员）、张光烈、王忆诚、何诗荪、周明镐、张福奎、贾钦升、鞠芬康、路廉汉、段其炎、庞世候共11人的队伍。由于时间仓促，该队未经一天合练，教练和队员们抓紧时间在火车上说了说比赛时应该怎么打。当时北京队队员技术好、身体素质好，而且战术意识强，依靠着球队的实力和程世春的指挥，北京男篮以8胜1负的战绩荣获第一届全国甲级篮球队联赛冠军。女篮在教练杨福鹿的指挥下，以全胜的战绩夺冠，队员有杨洁、周懿娴、李少芬、王霞飞、马申妹、胡英信、马敬霞、郑于莲、庞惠琳、傅莲贞、黄珍、万爱仙，她们大都是国家队员。北京队不仅获得了两块金牌，还获得了两个高约80厘米左右的巨大奖杯。
如今84岁的程世春回忆那次比赛时激动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两个大奖杯一个人拿不动，得两个人抬着。12个队，我们打了11场，我只上场了31分钟。我上场的任务就是控制球，因为那时没有24秒，如果比赛结束前赢了几分，就开始打控制球。我上场比赛时就由杨福鹿在场下指挥。”，程世春又笑着说：“11场比赛我们没洗运动服，怕把好运气洗没了。”
后来未能参加联赛的鞠芬庚、张福奎等高大队员也回到北京队，他二人身高都超过1米96，周明镐的身高也在1米95以上。第一代北京男篮队员人人都有特长，鞠芬庚的勾手投篮，张福奎的中锋策应、路廉汉的切入、何诗荪的快速运球突破、周明镐良好弹跳力的抢篮板球，还有王忆诚的跑投，都堪称一绝。
此后，张光烈、王忆诚、鞠芬庚、张福奎和何诗荪一直效力于北京男篮。周明镐后成为上海男篮主力队员，路廉汉加盟八一男篮也成为主力队员，段其炎后改行跳高。
3．艰难条件下北京篮球的梯队建设
北京篮球很重视梯队建设，1957年春，市体委在旃檀寺19号院成立了体训班，为了培养年轻球员，还从学生中选拔了一批有前途和身高符合条件的成立了北京二队。如今年近七旬身高1米95的李隆对当年男篮二队所居住的那间平房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的平房，旁边有一个门，门外是消防队大院，队员可以从那个门随便到消防队大院去。平房内有好几个上下铺，当时的队员王瑞卿、姜忠俭、芦诗连、张福达、彭世仁、幸忠明、李明迪和姚润章、郭汉民（这二位后来到排球队）等就住在这间平房内。球队的训练场地在什刹海体育场，如果冬夏季节雨雪较大时就乘有轨电车到北京体育馆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姜忠俭、王瑞卿、芦诗连、马家驿等补充到男篮一队，李绍英、梁学纯、杨薇等进到女篮。这些人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男女篮的骨干力量。当时北京市体委为了给篮球运动员创造好条件，不仅排出好教练，连后勤也配备得很好。旃檀寺运动员餐厅不大，但菜肴可口，体委派的主厨是上海人陈师傅，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拿手的梅干菜烧肉美味可口，很受教练员、队员的欢迎，大家都说，吃了陈师傅的饭菜，训练都有劲儿。旃檀寺还有一位传达室的大妈，胖胖的，人很和气，给运动员、教练员服务得很周到。
如今年逾古稀的老运动员们深情地说，那些后勤服务人员为他们的成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直到一年以后，北京篮球队条件才进一步改善，球队全部搬到先农坛训练和住宿。李隆回忆，那一代的年轻人就是为理想活着，为提高中国篮球水平一心苦练。50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教练员、运动员每人每月才发6块钱生活费。后来实行工资制，年轻队员那时月工资才35块钱，一线队员是45块，无论45块还是35块钱还得扣15块伙食费。尽管工资低，但运动员毫无怨言，他们感激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其他优惠条件：早饭有馒头、稀饭，随便吃，10个人一桌有一盘肉末炒榨菜，牛奶每人一大碗，每天变换样还有一份食品，例如每人两个煮鸡蛋等。午、晚饭每人一大盘菜，两荤一素，米饭随便吃，夏天偶尔有时令水果，例如每人两个苹果，这在当时已算上等生活了。到50年代末，一线运动员的工资提高到57块钱，过了几年涨工资后提高到78块钱。
4．北京男女篮曾轰动法国
1957年北京男女篮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甲级联赛，女队获得冠军，男队获得亚军。1958年上海举行第三届全国甲级联赛，北京女篮依然保持强势，实现三连冠。男篮在第一阶段比赛中名列前茅，但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就同女篮一起出访法国了。50年代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体育交往很少，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到访曾引起法国媒体和体育界的极大关注。那时很多法国人以为中国人都很矮小，而且骨瘦如柴，男人还梳着辫子。没想到一进赛场，看到的却是：北京男篮小伙子气宇轩昂，女篮姑娘亭亭玉立。在法国的比赛中，女队获全胜，男队只输一场。很多法国观众正是因为看了这些比赛才改变了对中国人的陈腐看法。随后北京篮球队到瑞士访问，男、女队均全胜而归。
1959年9月，首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盛会。在女篮比赛中，以老将为主的北京女篮在教练杨福鹿的统领下，以11战全胜的优异成绩夺得首届全运会冠军。那支北京女篮人才济济、攻守平衡、内外结合，显示了高出一筹的实力。首获全运会冠军的北京女队队员有梁学纯、杨洁、傅莲贞、王霞飞、周懿娴、杨薇、马申妹、马敬霞、庞慧琳、郑于莲、胡英信、李少芬。
北京男篮则遇到一些突发因素，之前调到北京队不久的钱澄海、杨伯镛和多年来一直是北京队的张锡山、王利发、张福奎、白金申转入国家队，另有任务，无法参加全运会，同那一届北京足球队一样，北京男篮需要重新组合。北京队不得已补充了一些年轻队员，在教练程世春的指挥下，一直处于前三名。
那时全运会是赛会积分制，北京队打了10场8胜2负，在最后一轮与解放军队比赛之前，北京队功亏一篑，在与四川队比赛的最后时刻，原本在组织方面很少失误的王忆诚在传球给陶传孝打反攻时被对方中锋断走而惜败，失去了冠军的资格。此时四川队10胜1负，解放军队9胜1负。北京队与解放军队一战既关系到冠军归属也关系到自己的名次。如果解放军队胜，解放军队与四川队同为10胜1负，但由于解放军胜四川，解放军队为冠军。如果北京队胜，则冠军为四川队，北京队获亚军，解放军只能退居第三。这场比赛打得很胶着，剩一分多钟时还是平局，关键时刻北京队吕长新抢断球和王忆诚的快攻上篮得分，解放军队也在胶着中得分，最后时刻中锋鞠芬康篮下进攻造成对方犯规获得罚球机会，帮助北京男篮以66∶63险胜。征战首届全运会的北京男篮队员有王忆诚、张光烈、陶传孝、姜忠俭、鞠芬康、刘二柱、张福达、王瑞卿、何诗荪、杨志明、吕长新、张泰荣。
全运会后的第二年，1960年在沈阳举行的全国甲级联赛上，北京女篮力挫群芳，又一次摘取冠军。北京男篮因负于八一队而屈居亚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队成立到60年代初期，北京男女篮所以多次获得各项冠军，很大程度是政策倾斜，不少国手支援北京。
而进入60年代，则需要北京自己培养人才了。
五、优秀的教练团队
1．有知识、肯钻研、善创新、愿吃苦、眼向下
北京体育在五六十年代所以全面发展，不能忘记热爱体育对体育事业必躬亲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指示市体委加大了对篮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支持与投入，而北京篮球后来能继续发展，则有赖于一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他们中有民国时期已经在篮球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范政涛、陈文彬、程世春、高锷，还有退役不久的张光烈、白金申、刘二柱、陶传孝、张福奎、鞠芬庚、张锡山、何诗荪、沈迪贤、蔡明霞、傅莲贞、胡英信、郑于莲、王元琪、华迪平等年轻教练，当然也有为北京篮球立下功劳后来上调国家体委的杨福鹿、钱澄海、杨伯镛等。
北京篮球之所以曾经长时间处于国内一流水平，主要是因为当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体委及男女篮“掌舵人”都具有战略眼光，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们更多地着眼于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当时北京男女篮大部分教练员不仅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又都是身经百战的运动员，经验十分丰富。当时市体委领导既看到教练员们的这些长处，也指出了他（她）们的不足，即训练、比赛经验和对篮球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必须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为此，市体委领导曾决定所有教练员脱产三个月，在工人体育场集中进行教学研讨会。通过学习和讨论，教练员们的理论水平和对篮球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大幅度提高，并提出“用三年打基础，第五年出成绩”，从根本上杜绝了教练员们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做法，使训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有了进一步加强。这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有重要意义。程世春在回忆那三个月的学习时感慨地说：“那次学习和讨论对我帮助很大，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篮球的客观规律，它使我执教北京队以及后来执教国家队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在“用三年打基础，第五年出成绩”的思想指导下，队员们都练就了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这批年轻队员成长迅速，终于在第五个年头挑起了北京篮球的大任，在1965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上荣获冠军。
当时北京市体委及篮球队有关领导还明确指示：“要把身体条件二流的运动员打造成具有一流技术的运动员”，而能否把身体条件二流的学员培养成优秀运动员，关键在于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北京篮球队的教练员们是具有这种水平和能力的。
当年北京男女篮的教练员们几乎天天晚上在篮球班教研室一块讨论攻防技战术和训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老北京男女篮教练根本用不着召开教研组会议，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讨论，这在当时北京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中已蔚然成风，可以说篮球支配了他们的生命和理想。
教练员们不仅在住地天天讨论技战术等问题，就是外出比赛坐在火车上也不忘讨论。例如，教练员们在训练队员各种攻防脚步动作时感到，究竟用身体哪个部位来控制脚步动作，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这个让教练员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却在火车上意外地得到了答案。
一次教练员们率队去我国南方比赛，坐在火车车窗边向外张望，看到一农民推着一辆满载农作物的独轮车。谁都知道推独轮车很难掌握平衡，但那位农民却能通过脚步动作很好地控制独轮车的平衡。
教练员们发现农民的脚步动作之所以灵活自如，原来是靠腰腹力量来控制脚步动作和独轮车平衡的。这一幕让教练员们茅塞顿开，原来脚步动作是要靠腰杆子来当家的，只有腰杆子当家了，脚步动作才能不乱。通过在火车上偶然得到的启发，教练员们总结出“腰动脚随”四字真言，明确了腰和脚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就减少了训练的盲目性。后来教练员们就把这一收获贯彻到各种攻防脚步动作的训练中，在训练脚步动作时特别重视腰腹力量的运用。北京男女篮的队员们在教练员们的科学训练下，都能掌握正确而熟练的各种攻防脚步动作和个人摆脱假动作。至于其他技术的提高，也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摸索与研讨。
2．中国女篮之父杨福鹿
杨福鹿是江苏常州人，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1952年入选国家队。1954-1965年任国家女篮助理教练、主教练，曾率队战胜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欧洲强队，并获得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冠军。
他于1956-1960年兼任北京女篮主教练，率队连续四次获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和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后来上调到国家体委，当过司长，还当过北京体育学院院长，足见其工作能力之突出。他在临场指挥中，发现与解决问题都十分及时，表现了他果断、自信的性格。
1956年夏，南斯拉夫国家女篮来访，针对对方身材高大的特点，中国队采取先发制人的全场紧逼防守战术，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最终以45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杨福鹿说：“我一生当过运动员、教练员、领队，也担任过处长、副司长、院长，但我最感兴趣的仍是篮球，因为篮球最富有挑战性和观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