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红流纪事:汉口人收回英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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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租界设立(1)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境遇再变,忧患加深。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更进一步地堕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根据屈辱的《北京条约》,汉口英租界于1861年开辟,面积458亩,1898年扩展至795亩。在经过汉口工人对英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后,于1927年由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从1861—1927年,汉口英租界维持的时间前后共为66年。汉口租界是在1861年开辟为条约通商口岸的,刚开始的时候有5个国家的租界,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收回俄、德二租界,改为特区后,仅剩3区,英租界最大,法、日两国的租界较小,这3个国家的租界都濒临大江,英租界内有外国人772人,中国人7288人,3个租界内的外国人合计1158人,中国人合计13789人,而武汉三镇的户口统计资料表明当时武汉居民有200万人左右。

(一)中英《北京条约》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就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没有改变,对外国商品的进入还有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的工业品没能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廉价原料,英国想通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打开中国的市场。

1856年,正当太平军同清军激烈争斗时,英国和法国在美国、俄国的支持下,对中国又发动了一次“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历史上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军蓄意策划一场可耻的战争。事情的缘起是在1854年和1856年,清政府与法、美分别签订的《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先后期满,法、美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在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里,根本没有修约之说,但英政府却蛮横地对清政府提出了修订条约的要求。英国的修约要点是:(1)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长江自由通航;(2)鸦片贸易合法化;(3)废除进出口货的内地税;(4)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显然,它们要求的所谓“修约”,实质上是要签订一个比《南京条约》更具有掠夺性和奴役性的条约。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断然拒绝。侵略者看到修订条约阴谋没有得逞,立即凶相毕露地叫嚣,除非对清政府施加武力威胁和强迫,否则英国政府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的。为了诉诸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英国蓄意制造了一起所谓的“亚罗号事件”。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检查了停泊在黄埔港附近的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逮捕了船上的两名海盗和10名中国水手。这条船的船主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曾向香港当局领取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但在检查时已经过期。因此,广东水师搜捕一事,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了英国的国旗。10月23日,英军突袭广州,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占了珠江沿岸的一系列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12月,广州人民愤怒地烧毁了侵略者盘踞的十三洋行,迫使侵略者退出广州。

“亚罗号事件”传到伦敦以后,充当英国资产阶级喉舌的伦敦《泰晤士报》立即赤裸裸地叫嚣:“要用暴力对付中国。”英国也决定使用战争手段迫使清政府就范。“亚罗号事件”发生之时,英、法联盟与俄国为分割和奴役土耳其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已经结束,英国政府再无近东问题的牵制。1856年12月,英国政府批准了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对广州的攻击。包令随后就分别向国内和印度请兵。国会中不满政府的人士,激烈反对并斥责包令,声称如果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对华使用武力,将会是英国政府的耻辱。结果是上院通过了政府的决定,而下院则对其加以否决。1857年3月,英国首相巴麦尊解散下院,改选之后支持对华动武的政府派获胜。英国当局以“亚罗号事件”为由,扩大事态,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它觊觎的目标。

1857年,英国政府派遣老殖民主义者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侵略军到中国进行战争讹诈,并且照会法、美、俄三国,提议联合出兵。

法国为了参加侵华战争,也制造了一起所谓“马神甫事件”。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行凶作恶3年多,1856年被当地官厅处死。法国打起“保护圣教”的旗号,派遣葛罗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继英军之后来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为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也分别派遣公使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到中国,与英、法策划“联合行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先后持续了近4年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6年10月战争爆发,到1858年6月《天津条约》签订,前后近两年时间。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10月23日开始行动,此后的3天之内连占虎门口内各炮台,入侵广州被击退后,于第二年年底,英、法两国又纠集了五六千人,再次进犯广州。两广总督叶铭琛昏聩自矜,玩忽轻敌,既不做应敌的准备,也不准广州军民抵抗,并自欺欺人地断言“必无事,日暮自必走”,结果广州被占。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仅从布政使衙门抢走的白银这一项,就达22.7万两。叶铭琛也成了俘虏。群众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叶铭琛自号“海上苏武”。

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向中国北部进犯。1858年4月,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5月20日,英法侵略军突然闯进大沽口,炮轰大沽炮台。驻守炮台的官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2小时,由于直隶总督谭廷骧等文武官员带头逃跑,使得大沽炮台很快失陷。侵略军占据大沽炮台后,直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急忙派遣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赶往天津向侵略者求和。6月26日,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第一阶段的战争至此结束。

《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10处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自由航行;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货物进入内地时只准征收2.5%的子口税;清政府分别向英、法赔款白银400万两、200万两。

第二阶段:从1859年6月侵略战争再起,到1860年10月《北京条约》签订,共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天津条约》签订后,马克思就此曾经说过,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事实正是如此。英、法侵略者远不满足于已经攫取的权益,说什么“条约中有关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为向中国勒索更多的特权,他们又在寻找借口,准备重新发动战争。1859年6月17日,英国海军司令赫伯率领舰队抵达大沽口外,他们蓄意挑衅,拒绝走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进京的路线,硬要把军舰沿白河开到天津,武装护送公使进京。

6月24日,他们炸断了白河上两根拦河大铁链。6月25日,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爱国将士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击伤击沉敌舰10余艘,打死打伤侵略军近500人,英国海军司令受重伤,副司令伤重而死,其余侥幸活下来的都夹着尾巴逃出了大沽。当时伦敦、巴黎报纸叫嚣要“大规模报复”,而清政府却无心抵抗,幻想求和。1860年春,英、法两国调集了2万多兵力,200多艘舰船,再次进犯中国。英法联军于1860年4月占领舟山。接着在5月和6月又进犯烟台和大连。侵略军于7月底闯到大沽口外,并于8月攻占天津。各地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但腐败无能的清军,却望风而逃,一触即溃。当侵略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带着后妃,仓皇逃往热河,只能由恭亲王奕来向敌人投降求和。

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清朝统治者靠榨取人民的血汗,经过150多年扩建经营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综合了中外建筑之精华,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个宏伟瑰丽的大园林和珍藏宝库竟被英、法强盗洗劫一空之后,化为焦土。连当时在场的英国强盗戈登,也不得不供认:“我们就是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他们还扬言要捣毁清皇宫。在侵略者武力逼迫下,清政府屈服了,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美国也根据“一体均沾”的条款分享各项特权。

《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外,英、法还获得了如下重大特权:开天津为商埠;准许拐卖华工出国做苦力;割让九龙司归于英属香港界内;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和教产;赔偿英、法的军费各增至800万两。

《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更进一步地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二)汉口通商

五口通商不久,英国人的不满就出现了,最重要的是以下4件事:第一,英国对华贸易虽然增加,其鸦片大为畅销,但英国工业品的输出距离英国工商界的期望甚远;他们并且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进口口岸的限制。第二,中国虽然允许鸦片的进口,而且对其不征收关税,但名义上仍然是不准人民自由贩卖、抽吸;英国希望使得在中国贩卖鸦片以及抽吸鸦片合法化。第三,基督教虽然开禁,但是教士只能在5个通商口岸活动,他们认为这对于其传教事业是非常大的阻碍。第四,英国认为外交虽然平等,仍然有名无实,英国公使不能与中国政府直接交往,清朝总办各国洋务的广州钦差大臣,遇事推诿等,英国认为公使必须入驻北京,经常与中国大员接触。

1842年,英国海军舰长柯林逊就曾率舰由吴淞口上行到汉口,沿途测试航道和侦察军事设施。上海英国领事阿礼国也曾主张扩展对华贸易以及英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他并且向英国政府建议过他的主张。1849年,阿礼国又写信给香港总督文翰,大意是说只有英国派遣一支小型舰队封锁运河口,即可使得北京屈服,从而获得更多在华的利益。英国外相巴麦尊也认为不久的将来必须再给予中国打击,方可使其屈服。

1854年,正是《南京条约》签订12年,英国本土的报纸也经常发表评论说,华人难与说理,唯有通过威逼才能达成更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