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发展的进程，也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到2008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到45.6%，城市人口已达到6.07亿。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可能达到或超过55%。城市人口的增长将带来交通、环境、能源、就业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的变化又将引发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这三大革命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基于这个判断，“十二五”期间将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关键就是，中国将进入城市化加速期、城市成长关键期和城市价值提升期，同时也是城市病的多发期和爆发期。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和我们的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的发展。虽然国际金融危机还具有诸多不确定性，但这场危机必将会过去。我个人预测，中国经济必将率先复苏，并有望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后危机时代将呈现十个方面新的趋势：
一是世界经济“回归实业”。现代服务业主导未来经济，制造业成为未来竞争的源泉。
二是世界金融体系正在重建，世界经济政治新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中国有理由成为国际金融新秩序中的主角之一。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将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十二五”期间，中国金融中心的布局与定位必须统筹安排、准确定位、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做到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四位一体”，协同开发。
三是城市经济进入高成本时代。起码有十种成本，比如劳动力成本、土地（房价）成本、能源资源成本、环保成本、融资成本、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双重成本、税赋成本、安全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成本以及交易成本，成为制约城市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到202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接近66％，城市人口将达到9.15亿，2030年将突破10亿。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将迎来人口规模增长高峰、适龄劳动力就业高峰、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增长高峰以及艾滋病蔓延和爆发的高峰，这将增加城市公共服务的“高成本”。
四是通货膨胀与紧缩并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形势下，CPI、PPI双双下降，通缩格局不可避免；同时，货币投放量激增，房价逆势上涨，物价上涨预期日趋升温，通胀趋势正在逼近。这种通胀与通缩的两难选择正成为经济回暖的政策障碍。“十二五”期间，城市经济在保持一个相对合理的增长速度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化解通胀与通缩并存压力，使城市经济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五是政府主导作用更加明显。全世界都以政府主导来应对这场金融危机，这既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也是后危机时代政府干预市场的新动向。“十二五”时期，城市政府需要有较好的调控能力，在培育市场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一要为经济回暖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整顿市场秩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二要为市场提供稳定、规范、公正、透明的制度环境。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挑战是企业成本增加、利润减少，企业盈利环境被破坏。因此，要更加重视、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为中小企业营造宽松、和谐、可持续的盈利环境，绝不可以为了短期利益“杀鸡取卵”。
六是世界经济进入“低碳时代”。低碳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低碳城市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继工业化、信息化之后又一划时代革命。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总量很大的发展中国家，既需要一定的碳排放空间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又要考虑到整个地球碳排放总量的限制，走低碳发展之路。尤其像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交通、环境、能源等仍是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应率先建设低碳城市。
七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后占有更大发展先机和空间。特别是“金融四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和实力将加速上升，并具备庞大的可供拉动的投资潜力。
八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消费率降低储蓄率提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出口拉动增长已不现实。出口受制仍将持续、产能过剩影响经济回升，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成为制约经济回暖的三大瓶颈。
九是贸易保护主义加剧。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的持续，贸易摩擦日趋升温，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惩罚性关税案的结果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或行业仿效，从而影响世界自由贸易的前景和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
十是国进民退导致中小企业发展陷入困难。一方面，民营企业在市场寒冬中难以抵御风险，进而濒临破产或转型；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断通过政策优势和资金垄断加速国有化进程，从而使市场化民营化竞争愈加激烈。
还必须指出，“十二五”期间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
这两个关键的重叠，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城市价值将呈现五大新趋势：
（1）城市发展开始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2）城市软实力逐步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3）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格局；
（4）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示范意义进一步凸显；
（5）城市群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
（2009年10月17日在中国城市论坛第六届北京峰会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