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带来两种方法，一种叫“望远镜观察法”，另一种叫“放大镜观察法”。我们先用望远镜观察一下朝阳，看看我们看到了什么。从更高、更远、更广阔的范围来看，用望远镜的方法来观测，我们看到的是朝阳的区域国际化、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那么，什么是农村城市化呢？我们再用放大镜观察法来看。它的本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城市化战略的眼光来观察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站在城市化战略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创建学习型城区面对的最大一件事情。士祥书记讲，要“想问题、抓落实、找规律”，那么，问题是什么，落实怎么抓，规律在哪里？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最大的差距是认识的差距，最大的恐慌是知识的恐慌，最大的危机是本领的危机，最大的失误是决策的失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领导干部观念陈旧，是加快改革、加快开放、加快发展最大的障碍。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缺乏知识、缺乏本领所造成的，是因为缺乏武装、缺乏包装所导致的。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既要有理论的、知识的、思想的武装，还要有市场化的、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包装。前一阶段我们搞调研时，来广营的赵万友书记讲基层干部最缺乏的是理论。我们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农村的广大干部，忙于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学习型地区、学习型乡村的建设告诉大家不能光低头拉车了，该到了抬头看路的时候了。我们的干部尤其是农村的干部不仅要敢想敢干，而且还得听懂会干。这里讲“听懂”，是指能理解中央、市委、区委的精神，“会干”是指能够科学、主动、创新性地工作，不是盲干、傻干、愣干。从这些工作、这些问题都能够看到区委、区政府为什么要把建设学习型城区纳入今年工作的三大任务来抓，看到建设学习型城区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我围绕农村城市化谈五个方面的认识。
把握时代特征
观察朝阳问题，就是要跳出朝阳看朝阳。学习型城区建设的本质就是学会用知识战略来扩展资源的整合半径，内外联动，上下结合。关键是把握时代特征，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构建自己的坐标系。怎么把握时代特征，我们应该把眼光看远一点。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哪怕是最基层的领导，也必须有“三只眼”，即眼界、眼光和眼力。眼界就是要看得宽，要有开放的思维、开明的思路；眼光就是要看得远，要站在时代的潮头，找准发展的制高点；眼力就是要看得准，看得深。这“三只眼”是领导的水平，是领导决策的重要依据。把握这个时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最本质的应该把握两个基本规律，回答两个关键问题。这两个基本规律，一是竞争。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竞争就是在战场上和对手的较量。农村的特点是分散，城市的特点是集聚，它要把稀缺的资源，如人才、资本、人流、物流、信息流集聚在一起。有没有竞争能力，首先看有没有集聚能力。竞争时代的游戏规则是“赢家通吃”。二是合作。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合作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农村城市化，这些“化”最后的根本就是一个合作化。上海现在是世界第六大国际都市圈，但是上海的领导讲，我们有什么呢？我们的GDP贡献率仅占全国GDP的5%，和国际大都市的15%-20%的距离还相差很远，所以我们必须联合，和江苏、浙江、长江三角洲15个城市联合起来，形成区域一体化，打造世界第六大国际都市圈。现在这个时代，赢得竞争的关键就在合作。一切问题就是在竞争中合作，这是一个“竞合”时代，是指导农村城市化一切工作中最基本的规律。士祥书记不是说找规律吗？这就是规律。
把握时代特征还要求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向何处去，二是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两个大问题。世界向何处去，我们的回答是“三个基本不变，一个基本结论”。三个基本不变：一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基本不变；二是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基本不变；三是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日趋激烈的世界环境基本不变。这三个基本不变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对于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的判断是三个新阶段：一是以全面小康为标志，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二是以WTO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三是以十六大为标志，党的建设、政治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三个新阶段告诉我们中国要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发展，全面小康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告诉我们全面小康要靠城市化来实现。所以，能不能全面小康，要看农村能不能城市化。一个是经济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的问题，一个是人的问题。这三个问题关系到全面小康，关系到农村城市化的本质。朝阳区是北京市的一个大区，常住人口加上外来人口大约有350多万。350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城区，而是一个特大城市。一个来广营乡的面积相当于一个澳门大，一个南磨坊乡的年GDP就达40多亿。研究朝阳不能离开这些现实。再给大家讲一组数字，到2002年年底，我们国家的城市化率是37.7%。也就是说中国大约2/3的人口是农民。在未来20年内，如果按照城市化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计算，每年约有1300万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到2020年，城市人口将增至8亿-9亿。这意味着除小城镇解决2亿-3亿人外，中国还必须有200个能容纳3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或300个能容纳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如果不能从战略上加快推进新的城市运动，解决上述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况且，这么多人涌入城市，必然带来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并必将引发“大城市病”。现有的基础设施，有限的城市功能，传统的管理模式，也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人群。但，这又是一种必然，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城市化战略是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中之重。全面小康要靠城市化来实现。城市现代化必须先行一步。这说明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现实的国情。
把握中央精神
当前，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潮。那么，这个“新”字，究竟新在什么地方？最近李长春同志有一段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运用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要不断提高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研究工作的能力，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这个本质，要用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决策。要细心研究群众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抓落实。
那么，什么是政治责任呢？什么是精神追求呢？水利泰斗、两院院士、三峡大坝设计师、90高龄的张光斗先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主持人问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什么，他说，第一要做有益国家的事，第二要做有益老百姓的事，损害国家和老百姓的事我不干。他说，现在我们所享受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都是前人创造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在有生之年要为后人干点事情。这就是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的缩影。
什么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刘淇书记、王岐山代市长来朝阳望京调研时提出了基层干部要到“三个地方”去。最近，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委会，要求区县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对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牢牢把握维护稳定工作的主动权。群众利益无小事。各级领导要把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意愿作为指导工作的第一信号，要把关心和服务群众作为各级领导的第一职责，要把群众的评价作为衡量领导政绩的第一尺度。我们的各级领导尤其是我们的基层领导，办事情、做工作、搞决策不能光看要求是不是来自上头，还要看呼声是不是来自下头；不能光看自己办的事情有没有兴头，还要看群众是不是有想头；不能光看办了事情自己有没有甜头，还要想一想不办这件事情群众会不会吃苦头。这六个“头”，孰重孰轻，孰大孰小，孰先孰后，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真学“三个代表”还是假学“三个代表”的重要标志。敢不敢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敢不敢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敢不敢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去，也是衡量领导干部是真学“三个代表”还是假学“三个代表”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围绕这些问题，在建设学习型城区，加快农村城市化过程中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改革、开放、稳定三者的关系。改革、开放、稳定这三件事是中国大棋盘上最关键的三个棋子。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要把这三个棋子摆对、摆好、摆正，不然你的帽子、你的位子就保不住。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把稳定作为头等大事，放在重要位置，牢牢掌握维护稳定的主动权。
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关系。对SARS的反思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是三个失衡：一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过去我们太注重经济了，忽略了社会发展；二是城乡发展的失衡；三是人口、环境、资源的失衡。这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制约全面小康最大的障碍。我们在座的都是农村干部。我也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想为我们农民说几句话。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表面上看是收入差距，比收入差距更严重的是城乡差别。收入差距导致的是贫富分化，而城乡差别导致的却是身份歧视。贫富分化使社会失去公平，它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而身份歧视使社会失去平等，它却在维系社会的“超稳定”。这种“超稳定”的背后是等级的存在、不平等的国民待遇和天差地别的利益分配。多少年来，农民在这样一个失衡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中生活。所以，光靠经济发展不能解决城乡差别。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必须是协调发展。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之后，大家总在讲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比政治体制改革更现实、更成熟、更紧迫的是社会体制改革。它关系到老百姓的方方面面，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尤其是人口与就业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社会服务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最紧迫的改革问题。
三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建设学习型城区要和物质文明相结合，优化发展环境；建设学习型城区要和政治文明相结合，强化基层党建；建设学习型城区要和精神文明相结合，深化文明城区建设。尤其是在朝阳区荣获全国文明城区之后，一定要抓住建设学习型城区这个契机，使文明城区建设再上一个层次、再上一个台阶。
四是新北京、新奥运和新朝阳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新北京、新奥运、新朝阳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它是首都经济、奥运经济、CBD经济。怎样认识这三者，一要把握首都经济、奥运经济、CBD经济的制高点。制高点就相当于蒙古包中间的支撑物，支撑物越高，中间的空间越大；二要找准结合点。首都经济、奥运经济、CBD经济共同的特点就是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把现代服务业作为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产业支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产业链；三要抓好切入点，农村城市化要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进行对接，要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重要的突破口。
五是优化发展环境、建设学习型城区、深化改革开放三大任务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把建设学习型城区作为推动优化发展环境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抓手，作为解决问题和推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实现“三化”“四区”过程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六是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关系。这三件事看起来是一码事，实际上它们既存在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怎样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眼光和农业、农民、农村进行对接、转轨、互动，怎么建立联动机制、长效机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把握农民需求
农村城市化是发展的必然，这是不能改变的。没有农村城市化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全面小康建设就是要靠农村城市化来实现。但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必然带来很多负面的效应。比如农民的失业问题、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的教育问题、农民生活方式的更新问题、农民的合法权益被侵犯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怎么样把负面效应转化成正面效应，需要我们每一个干部、每一个党员认真思考、分析和解决。
从农民的需求来讲，我讲四句话：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把握农民需求，解决农民问题。什么是农民意愿？什么是农民利益？尊重农民的意愿就是稳定农民政策，政策的稳定度是衡量是不是尊重农民的意愿的最直接的标志。农民最关心的是政策，政策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最近，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就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用地，加强土地管理做出部署。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中央部署，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规，重点解决各类开发区违法、违规占地等突出问题。继6月13日央行发布121号文件之后，中央此次又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明确显示了政府通过规范房地产业进行国民经济周期调整的决心。完善土地产权与征地制度，重视民生，不仅仅是为应对经济周期变动而做的临时性政府调控，而有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多重指向，蕴藏了重建房地产业秩序、重构社会利益格局的潜力。土地市场不规范一直是引发房地产泡沫危机的一大“祸首”。它引发的不止是经济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风险。由于缺乏健全的配套措施，土地流转成为腐败渎职的重灾区，这种不规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和原住户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据北京有关人士消息，温家宝总理赞成对农村实施休养生息政策，认同逐步减免乃至最终取消农业税负的思路。专家透露，政府有望在2010年前后基本取消农民税收负担，统一城乡税制。温家宝表示：“谁要是把税费改革弄清楚了，可以给他一个博士学位，这项改革太复杂了！”“明末清初有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提出一个‘定律’：每次税费合并后都抬高了下一次农民负担的门槛。我想我们不能陷入这个怪圈，一定要跳出来，要下大力气减轻农民负担，今后每一年中央都要在这方面进行投入”。温家宝强调，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农民负担要比改革前有较大幅度的减轻，做到村村减负，户户受益。国务院计划明年统一取消农业特产税。中国农业税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和现代税制的要求，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取消专门对农民设置的税制体系，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纳税地位，逐步统一城乡税制。市委、市政府讲基层干部要到“三个地方”。
因为，大凡这些地方，往往困难最多、问题最集中、矛盾最棘手、涉及面最广、影响也最大，也是群众最关心的地方，因而越是这些地方，就越需要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中国发展这么多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稳定。如果没有这种环境，没有稳定的大背景，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各级领导要牢牢掌握维护稳定的主动权，具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我们讲党建，干部要有五个能力，第一个就是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现在最缺的是利益代言人，谁代表农民说话呢？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麻烦会很大。
在建设学习型城区的过程中，结合农村城市化，怎么把握农民需求，也是一个大问题。在农村，最根本的问题是干部的“头脑”问题，最难的问题是农民不爱学的问题，最紧迫的问题是解决农民的实际需求问题。这种需求我想有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农民素质；二要转变就业观念；三要学习实用技术；四要更新生活方式。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最根本的观念问题是两个“革命”：一是楼道革命，农民上楼表面上住进楼房，但生活方式照旧，垃圾杂物乱堆乱放；二是街道革命，没有上楼的农民习惯了在街道上乱堆乱放。如果农民能把楼道革命和街道革命这两个“革命”完成了，生活方式大的问题就解决了。学习型街乡、学习型农村的建设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抓起。
农民最关心的是三大问题：一是失业、就业和创业问题。二是社会保障问题。三是教育问题。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最大的苦恼就是失去了土地。最近，浙江出现中国首批350万失业农民。如果农民没田可种、没工可打，就可以到政府指定机构进行失业登记。每月还可以获得400元的社会统筹保障。6月30日出台的全国第一个农民失业标准——《浙江省城乡统筹就业试点工作标准》，已让浙江10个市县350万失业农民有了实实在在的保障。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按说本来是好事，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承认农民失业，就要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给失业农民待遇，就要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这又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和财源保障。据说，北京新型合作医疗已全面启动。农民也可像城镇职工一样，看病按比例报销。从先行试点大兴区经验看，每位农民一年自掏30元，看病最高可报5万。农民问题是各级领导最头疼的，叫“四个不得”，即怪不得、急不得、松不得、等不得。过去，老人家讲，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建设学习型城区过程中，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我们的干部学会善待农民。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干的政府。政府应该干什么，尤其是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至关重要。农村是自治组织，进了城市社区又是自治组织，这是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农村干部面对的一方面是农村自治组织，一方面是社区自治组织，政府和自治组织是引导和被引导、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现在很多干部没有战略眼光、没有超前思维，再用旧的管理方式恐怕不能长期适应农村城市化的需要。
那么，政府该干什么。我想有三件事：一要干很少的事。什么是很少的事？归纳起来叫“五公”“四政”，“五公”是指公共产品、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安全；“四政”是指行政、财政、市政和民政。政府只管这些，其他的交给市场和社会去做；二要干正确的事。什么是正确的事？一般说来，制定规则、披露信息、维护公平、实行监管；三要干简单的事。简单的事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取消、减少、简化。一切不合理的政府管制都要取消；行政审批尽量减少；审批手续和环节尽可能简化。在SARS之后，政府有关部门出台了一项“新政策”，对在京就读的外地人口实行“外省市在京就读批准书”，没有北京市户口的外地人员，他们的子女在北京上学，要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办理“批准书”。这个“批准书”很复杂，要提供很多证明、证件、手续，最主要的一条要提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证明。那么，你回当地派出所去开这个证明，当地派出所说，你在北京工作十多年了，我们怎么知道你在那里的情况，我们没办法给你开。如果要我们开，那你得先让北京的派出所给我们开一个。这是一件对于老百姓很难办，但又不能不去办的事情。这就叫政府管制。如果为群众着想，这样的管制我看还是不要的好！
转化政府职能，是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最紧要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讲叫“四化”，即强化宏观调控职能、弱化政府管制职能、分化市场干预职能、转化社会服务职能。从实际看，农村城市化涉及的问题很多，比如资产处理、土地征用及补偿政策、农民安置，等等。朝阳区农村城市化步伐很快，现在已有5个乡同时设立了地区办事处，正在向城市化逐步转轨和对接，这是个好经验，是农村城市化中的创新，在全国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
把握学习本质
学习型城区是现代文明城区的更高形态，是更先进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提升城市形象、提升城市价值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学习的本质是提高学习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什么是学习力？学习力是把知识转化为价值的能力，是知识总量、知识质量、知识流量和知识增量的综合效应，一句话就是一个人、一个组织对知识的占有、使用、传播的能力。什么是创新力？创新是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创新是对市场需求的兴奋和敏感，是自我否定，是打破原有秩序，是伤筋动骨的改革。创新也是“照虎画猫”，是资源整合，第一模仿就是创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优，人优我变是创新的基本规则。什么是竞争力？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对城市而言，它包括城市实力、城市能力、城市活力、城市潜力和城市魅力。它是这五个力的集合。不管是学习力、创新力还是竞争力，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学会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怎样学比学什么更重要。
从现实的角度讲，我们要把建设学习型城区与农村城市化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一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二要学会想问题、抓落实、找规律；三要读好书、交高人、见世面；四要走出去、请进来，内外联动；五要边学习、边转化、边促进。一方面，要树立大学习观、大开放观、大发展观、大朝阳区；另一方面，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落到实处。按照士祥书记的讲话，建设学习型城区，要想问题、抓落实、找规律，力戒形式主义；边学习、边转化、边促进，务求实效。
建设学习型街乡、农村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长期的、基础性的任务，它关系到朝阳区乃至首都的发展。作为担负农村重任的各级领导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通过建设学习型城区的各项实践，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促进城市形象提升、经济发展提速，干部群众素质提高，为打响朝阳品牌，实现现代文明城区做贡献。
（2003年8月1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设学习型地区、乡、村动员大会上的主题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