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利益关系的不协调。中国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虽然逐步缩小，但仍然有较大差距。石油、烟草、电力、电信、金融等具有国有垄断性质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速明显快于各行业平均水平，工资以外的福利水平更是令一般行业望尘莫及。例如，2012年收入水平最高的是金融行业，平均年收入是89743元。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平均年收入是22687元，二者相差近4倍。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收入差距不是由于高收入行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带来的，而是利用其垄断地位抬高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行政权力低价甚至无偿占有公共资源，获得超额收入。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调整，不仅会导致收入水平的严重失衡，而且会成为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
劳资利益关系的不协调。劳资关系是现代社会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的最大化是资本的直接追求，工资最大化则是劳动的直接追求，劳资双方各自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主体在结合的过程中，发生摩擦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劳资利益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和就业压力大，再加上中国劳动者组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事件经常发生，例如资方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无偿延长劳动时间、限制人身自由、非法雇用童工、侵犯妇女合法权益、不改善工作环境等问题普遍存在，从而严重侵害了劳动者利益，造成劳资关系紧张，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干群利益关系的不协调。干部和公众关系的好坏，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目前，我们的干群关系从总体上看是基本融洽的，但是，也存在干部权力寻租、公众利益受损以及政府行为不当、干群利益冲突频发等现象。目前，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由于弄虚作假现象、行政行为的不透明不公开现象、决策失误及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人民公众对领导干部失望情绪扩大。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利益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矛盾多样化，使公众的社会政治心理成为多种矛盾心理的聚合体，如谋求改革与希望稳定，企盼社会平等与渴望自己先富，对政府行为的期望值过高与对行为结果的过低评估，等等。这些矛盾和差距拉大并加重了人民公众对国家、政党、政府的认同危机。领导干部又是国家、政党、政府的化身，认同危机进一步加重了干群利益关系的不协调。
上述基本利益关系的不协调会激化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没有这些基本利益关系的协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
民意诉求表达不畅是导致利益关系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利益实现是一个过程，民意诉求的表达则是利益实现的首要环节。
由于利益协调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来实现的，当民意诉求表达不畅通时，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就无法向政府表达自身的利益需求。而政府决策层也就不能得知公众的真实需求，无法找准问题所在。因此，政府也就不能合理地、公正地协调利益关系。公众的利益需求既是政府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公共政策正确实施的重要保障。当前，导致利益关系不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意诉求表达不畅。
热点舆情事件与非常规民意表达
热点舆情事件透视
社会转型期，社会运行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各种社会失调的现象在这一时期会凸显出来。近年来，各类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呈井喷式爆发，利益矛盾迅速叠加。从许多利益冲突暴露出的问题来看，很多社会矛盾是可以在基层或是在问题发生的初期得到妥善解决的。但是由于民意诉求表达的渠道被阻塞，公众找不到合适的表达途径，致使许多简单问题堆积起来变成复杂问题，许多小规模矛盾演化成大范围冲突，从而升级为社会热点事件，危害社会稳定。
昆明民众散步抵制PX项目
2013年5月4日，昆明上千名民众戴着口罩走上街头，聚集在市中心南屏街，抗议中国石油PX项目在当地落户。民众担心这一项目的落成会危害当地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由于当地政府的沉默不回应和对散步游行采取的高压姿态，12天后，昆明再度爆发大规模的散步行为。2013年5月21日，昆明下辖的安宁市工商局下发通知，要求安宁范围内的口罩经营户自即日起，销售各类口罩须执行实名制购买登记。该通知一经发出便被上传到网上，并遭到各方调侃，引发网友的众多猜想，认为此事或与PX项目有关，原因是部分市民曾戴口罩散步表示反对PX项目。5月25日，这份通知在公众的嘲笑和嘘声中被撤销。
昆明公众的两次散步事件，同样暴露出当前诉求表达机制的一些问题。一是缺乏自上而下的沟通。在明知PX项目在国内备受争议的情况下，昆明市政府仍未向公众主动公开此项目，更没有征求公众的意见。使公众陷入疑惑与忧虑中，并直接导致了两次散步事件。二是诉求表达的回馈机制缺乏效率，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统一协调和整体系统性。由于部门之间相互衔接和相互协调不够，缺乏内在的沟通，导致第一次散步事件未及时引起上级足够重视，因而没能及时做出相关回应，使民众不满情绪加重，从而引发二次散步事件的发生。三是公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缺乏良好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一些工作能力较弱、素质不高的公务人员在面对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时，没有能力妥善解决，而是想搪塞、掩盖了事。特别是安宁市工商局试图以口罩实名制的方法锁定散步者的身份，对抗议民众形成心理上的威慑，阻碍民众再次散步游行，更显现出公务人员在面对处置群体性事件方面的能力欠缺。
女青年坠楼引骚乱
2013年5月3日凌晨，一名安徽籍袁姓女青年在北京京温商城内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袁某系被商城的7名保安侮辱后跳楼且警察拒不立案”的谣言，引发公众极大的关注。2013年5月8日，部分安徽同乡和愤怒的网友，相互邀集到京温商城门前示威游行，要求还原女青年死亡真相。为维护现场稳定，北京市出动了千余名警察，城管、治安志愿者、警犬配合辅助，甚至出动直升机，采取高压态势，导致交通一度瘫痪，消耗大量警力。事后北京警方通过微博、央视媒体等通报案情，称该女青年未遭性侵、排除他杀，系自主高坠。北京警方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后，家属无异议。女青年坠楼事件引发出的群体性事件，实属误会。
应该说，女青年坠楼事件发生后，北京警方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在事后谣言引发骚乱，也反映出当前公众诉求表达方面的一个重要缺陷，那就是诉求表达机制发展缓慢，其运行方式尚未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传媒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某些焦点事件得以在人群中迅速传递，而怀有同样情绪的个体很容易对这些焦点事件产生感情上的共鸣，从而使个体意志不断聚集起来并形成积聚效应，危机的影响迅速扩大。而一些无直接利益相关的人也往往参与进来，借焦点事件发泄自身对社会的不满，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超越了传统信息传递技术的局限，使信息的全球传递更加简单、迅捷，互联网也成为最强大的、聚集民意的媒体平台。作为警务微博的“平安北京”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开始对案件进行通报。此前5日，在舆论的发酵期内，“平安北京”未发布案件相关的任何内容。微博是现代化的沟通平台，但“平安北京”在此次事件中没能充分体现出微博的灵活性、敏感性和迅捷性。它作为一种最具时代性的诉求表达渠道，没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为什么人们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法、信网不信党
通过对上述热点舆情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民意诉求表达已陷入一种“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法、信网不信党”的怪圈。为什么这些矛盾和冲突没有回到正常的法治平台化解，而呈现出这种非常规的特点？
2013年1月7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确定2013年工作重点之一为：引导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在法制轨道内妥善解决。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将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理。各级各有关部门不再统计、交办、通报。此举意从受理环节避免信访推动诉讼程序的现象发生，以保证涉法涉诉信访完全在法制轨道内解决，从而改变“信上不信下、信闹不信法、信网不信党”的局面。
信上不信下
“信上不信下”直接导致了越级上访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基层百姓选择直接到省会城市，甚至是直接找中央领导反映问题。越级上访不仅导致了行政资源的巨大浪费，它还与宪政理论不符，是干扰政治改革的弊政。为什么问题出在基层，百姓却不在当地寻求解决的办法呢？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当前的行政制度存在问题。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在政府序列中实施的是领导负责制，下级要向上级负责，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缺乏一个向下负责的体制。这种任务分工、权力分层的体制容易造成全面对上负责，对基层的要求、对社会个体成员的要求往往重视不够，这必然导致公众“信上不信下”的心态。
第二，基层司法存在不公正的问题。当前，基层政府与民争利的情况确有发生。有些时候，与基层公众产生不协调利益关系的正是基层政府。此时，本应发挥作用的基层司法与行政制度却成为官员的“私器”，难以实现公平、公正。以征地问题为例，就是地方政府利益与基层公众利益的博弈。当一个公民认为基层司法或行政制度已无法令自己的权益得到保障时，“告御状”的思维就会引领他走上越级上访的道路。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公众也存在认识偏差，法治意识淡薄的问题。
一些公众在自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不知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受封建社会千百年流传下来“击鼓鸣冤、拦道告状”典故的影响，相信“人治”，“人”大于“法”，认为领导的地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且领导的级别越高、批示越明确、解决问题越快，从而导致越级上访。
信闹不信法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层出不穷。这种言行过激、“抱团”串联的闹访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是何种原因让公众放弃理智，放弃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采取这种危害他人、甚至是危害自己安全的行为方式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人治”大于“法治”的情况确实存在。通过正常行政程序、法律程序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却在部门首长或是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过问查办下得到解决，一方面导致人治色彩被放大；另一方面往往造成因领导意图的影响做出了对上访人利益的过分让渡，使公众有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认识。
第二，非公正、非效率的司法判决，使法律自身失去公信力。在基层，检察官、法官断层，人少案多，不堪重负的现状日趋明显。两院办案侧重追求数量和数字上所能体现的成绩，案件质量下降，部分判决书阐述过于简单，按照推理得不出结论，更激发当事人不服，于是一审、二审、重审、再审纷至沓来，众多程序令人心力交瘁，旁观者引以为戒，于是“闹”就成为最直接、最简便的解决方式。
第三，权利救济与司法救济存在冲突。由于一些公众通过群体事件、缠访等不恰当行为获得了比通过司法途径更多的利益，部分公众会把信访、闹访看成是优于国家司法救济的一种特殊权利。信访已由民意表达机制更多地变为一种权利救济方式，并与司法救济方式发生了冲突。这种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国家的司法权威受损，司法救济被权利救济压制时，公众自然不会选择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闹”就成为其必然的选择。
信网不信党
“信网不信党”是当前在政府公信力重塑、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方面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中国社科院在2013年的《新媒体蓝皮书》中披露网络谣言传播是2012年特别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从2012年1月至2013年1月的100件微博热点舆情案例中，出现谣言的比例超过1/3。
这些谣言不仅丑化党和国家的形象，更激化了社会矛盾。但这些谣言何以具有较高的煽动性，让公众信以为真呢？这与政府公信力下降、政府与公众缺乏沟通直接相关。
政府缺少公信力。政府行为缺乏公开性，官员和公务员存在腐败行为且责任意识淡漠等问题，使政府逐渐失去公信力。而不协调的干群关系，更加深了这一矛盾。目前，部分公众已形成一种“仇官”的心态。
政府缺乏与公众的沟通。不少官员仍带有“重实质正义、轻程序公平”的旧思想。认为只要把事情处理好就是做好了本职工作，而疏于与公众的沟通。恰恰是这种不尊重、不重视公众表达的态度，造成了干群意识的断裂，使公众极易被谣言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