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家诺斯曾经指出，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已经被锁定的土地制度集体所有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安排，“制度修改”必然触及很多禁忌。改革开放是我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接下来就要看如何真正使用好这“关键一招”。
实施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所谓“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就是要敢于突破既有的任何思想观念、理论思维模式的束缚，无论其来自什么人。太多的人习惯于就理论谈理论，习惯于搬弄权威和书本，就是不习惯于从实际出发，不习惯用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所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打破既成定式，不恪守任何书本、理论、设计，敢于破除僵化、固化思维及其制度模式，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才是“发展”的真正要义。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而产权的重新界定之路一直伴随着个人财产权利的加强，以及人们财富的不断增长。与此类似，产权的界定也将是城市化和土地流转中加强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
在经济学里，有三种资本概念，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三种资本的结合创造了财富。从目前来看，三种资本中的任何一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居于劣势。以物质资本来讲，城市的土地是国有的，所以，祖传的房子有产权，有房产证，可以用于抵押。如果城里人要创业，房产证一抵押，钱就到手了，土地不能卖，房子是可以卖的。而农民到现在为止，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除了现在的改革试验区以外，承包地、宅基地都不能抵押，自己盖的房子盖得再好也没有房产证，不能抵押。
从这个角度看，农民是缺乏物质资本的。怎么让农民持有物质资本呢？
回顾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而产权的重新界定之路一直伴随着个人财产权利的加强，以及人们财富的不断增长。与此类似，产权的界定也将是城市化和土地流转中加强农民财产权利、保障农民权益、增加农民收入的前提。
确保农民土地财产权，当前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那就是通过所谓的“土地换社保”，变相否定土地产权改革。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11年度《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研究》认为，简单地要求农民以放弃对集体土地权利的分享为代价获得市民身份和些许失地补偿是不公平的，农民不是需要以放弃土地为代价才能获得社会保障。社保权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民天生就应该享有的，农民社会保障并不是必须用失去土地为代价才可以“换”来的，我国的法律和政策上从未将二者挂钩。我国正在建立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全体农民都应享有的权利，并不以农民交出土地为条件。
农业部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陈萌山2012年2月14日在农业部召开的《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前提是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而这个“长久不变”，已经等于变相承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私有化也好，所有权也好，说到底，是土地的经济所有权，是土地的使用权。
土地作为不可移动、变更的生产资料，绝对私有化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国家形态下如此。既然所谓“土地私有化”，不过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土地最终归国家所有。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主张，化解当前农村土地困境，“延长企业、住宅用地、宅基地、耕地、林地的使用年期至300年到1000年不等，确立土地使用者的使用年期产权，可以交易、抵押、入股和继承。唯此可理顺一切。”无论是300年到1000年，还是“长久不变”，其含义都是土地使用权的有限或无限私有化，而建立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的土地财产，才能为土地划出一条真正的红线！
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整体设计未来中国农业大格局
杜润生曾说，他最希望看到的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从土改后期农会被解散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从杜润生向邓小平提出构想到现在也已经27年了，成立农会的动议多次进入中央决策层。
“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准确地说是有关中国农村存在政治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治智慧和勇气。”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近年来在多个场合呼吁重建农会，认为在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让农民组织起来走向市场，是一种历史必然趋势。按照于建嵘的说法，之所以说是必然趋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自然培育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实现程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的组织化程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逐渐演变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受损阶层，而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组织是农民利益严重受损的根本原因。农民要具备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能力，就必须从高度分散的状态中组织起来，成立农会和其他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农会在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新奇的概念。事实上它在中国存在的历史已逾百年。在清末和民国初，中国最初的农会是一种社会经济自助组织。
1949年之后的最初三年，有基层政府雏形的农会还是乡村政治的组织形式。土地改革结束之后，工会仍然存在，农会却被人为地取消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团蓬勃发展，社团数量迅速增加。截至1999年底，全国社会团体136841个，其中全省及跨省活动社团1849个，涉外社团77个。当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工青妇”，工人有工会，青年有共青团，妇女有妇联，唯独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社团，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中国却没有一个维护农民利益的农会组织。这并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也不是农民的自身意愿，而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公共权力扩张的必然结果。
于建嵘在《我为什么主张重建农民协会？》中写道，新中国之所以建立如此强大的政府组织和庞大的政府系统，主要缘由是受苏联极权主义高度集权的政治影响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汲取资源、动员乡村社会的国家目标。重组基层的一个结果是，民间社会消失了，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中国革命本来以社会平等为号召，却制造出一个不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的社会阶层——这真是历史的吊诡。
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一直倡导在全国建立农会组织。20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小平说，先看三年，如果三年后，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六四风波”来了，提议搁浅。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杜润生还曾经在80年代末期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递交报告，建议成立农会。这位耄耋老人呼吁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的事情。”不能成为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农民就只能成为现代化的旁观者，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
杜润生曾说，他最希望看到的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从土改后期农会被解散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从杜润生向邓小平提出构想到现在也已经27年了，成立农会的动议多次进入中央决策层，1998年朱镕基访问美国时，也曾提出中国要恢复农会。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中央自信并相信广大农民时，农民不仅对中央和各级政府回报以高度的政治信任，更能在发展经济、社会、文化的各项事业中发挥出巨大的创造力和主动进取精神。每当中央出于各种原因试图把农民的思想、行为和财富管起来，就势必为地方和基层政府打开滥用权力乃至鱼肉农民的方便之门。执政者必须尊重农民，更重要的是必须相信农民。须知，执政者的自信、执政者对农民的信任、农民对执政者的信任三者互为因果，同消同长。但是执政者在这个互动中具有主动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必须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当前，农会组织不是要不要成立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建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建设政治文明的历史选择。
站在未来图景回望今天，我们就不难廓清消除今天农村改革的种种矛盾和阻碍的途径，找到改革的正确道路，从而带领中国农村社会突围，带领中国农业突围，带领中国农民突围。
《红楼梦》中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家的薛公子薛蟠之妻夏金桂，其家族是世袭种植园主，专门经营花卉生产销售。取名“金桂”就是因为她家有几十顷地种着桂花。她家又称为“桂花夏家”。这个大庄园事实上就是一个农业产业园，是典型的城市郊区农业，专门用来为皇亲国戚提供花卉服务。“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供奉”。彼时的中国还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种植还是比较自由的，虽然像“桂花夏家”这样的庄园不可能到处可见，只是豪门望族生活方式的一种延伸，但至少说明专业化、产业化的农业种植形态与模式在中国早已存在。把“桂花夏家”与今天遍布广东一些农村的农业产业园区联系起来，似依稀折射出中国农业与农村的未来。那将是一个个庄园组成的世界，在一个个庄园里，农业种植无一不是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的分工与合作，广袤的华夏大地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庄园主可能是当地的农民——今天的农民工的后代，也可能是城里人、外乡人、商人、资本家，也可能是科学家、实业家、退休工程师甚至是银行家，土地也不再仅仅生产单一的农作物——粮食——“桂花夏家”“玫瑰王家”“苹果李家”……无论是哪一家，都是专业化生产商，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土地经营者，都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在权利与权利之间、土地与土地之间、产品与市场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只有一个无上之“王”在永恒支配一切，那就是价值。彼时的乡间，庄园与别墅遥相守望，农庄与城镇相互依存，现代化的储存加工基地随处可见，四通八达的道路无所不至，各种运输车辆穿行在田野与山川，城乡之间早已融为一体，居住城里到乡下上班司空见惯，锦绣大地早已不见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的身影，打着各种旗号的旅游团穿行其间。彼时，如果还有穷人，那就只能是一种穷人——城市贫民。居住在乡下那是一种或许只有富人才有的“特权”。这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未来中国农业的美好图景。
按照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的说法，今后种田的主要是三种人：第一种是种植能手、种植大户。他们通过转包、租赁的办法，把自己的耕地面积扩大了（事实上，在一些省地比如黑龙江垦区，很多村土地已经向种田大户集中，早已实现了集约经营。湖北省调查表明，农田种植大户，最多的有一万亩、两万亩，雇了一些工人，全部机械化操作，规模经营）；第二种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改革开放前是不一样的。现在是自下而上，农民自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查组调查发现，农村中有柑橘、西瓜、茶叶、花卉、中药材等专业合作社；第三种是农业企业下农村。农业企业下乡租地，采用高新技术，带资本下乡，带技术下乡（不仅限于农业企业，准确地说，是资本下乡，国家实行必要的宏观管理控制）。比如广东湛江市徐闻县，靠台风吃饭产量很低，一亩地种粮食一年才三四百块钱。农业企业下乡，其中有民营企业、港资企业，还有台资企业，从农民手中租到土地，规模经营。徐闻县大量种菠萝，菠萝产量占到全国产量的1/3，有“菠萝的海”之称。
无论是《红楼梦》的描写，还是厉以宁的表述，中国农业、农村的未来图景，如果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美国农业的今天就是中国农业的明天。站在未来图景回望今天，我们就不难廓清消除今天农村改革的种种矛盾和阻碍的途径，找到改革的正确道路，从而带领中国农村社会突围，带领中国农业突围，带领中国农民突围。小康社会的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切都在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