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道路的奠基与开创: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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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谁来领导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复出、整顿与分歧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下放江西劳动。他对于“文革”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是何时开始的?

程中原:我想他从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批斗时候就开始反思了。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这个运动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价和运动中对自己的评价,反差太大了。这个反思是个很长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1972年邓小平回到北京,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总理当时已经病重。他复出的契机是因为周恩来身体的原因吗?

程中原:邓小平“文革”中的复出,跟周恩来的身体不好是有关系,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

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原来他信任的人不行,被他打下去的倒还有价值。所以他让大干部都要写材料,揭发林彪,邓小平也要写。通过考察邓小平,毛泽东认识到,可以再度起用邓小平——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毛派头子”,因为当时拥护毛泽东他曾在中央苏区挨整;他没有历史问题;打仗得力,有战功;去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要安排他出来工作。但是毛泽东说了话以后,又耽搁了七八个月,他才出来。阻力在于江青和“四人帮”。

纪登奎、汪东兴是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很大程度影响中央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什么毛主席发了话,他们还迟迟没有落实呢?我估计是私下交换意见,看各方面的风向。后来周恩来借着毛主席批示谭震林应该安排工作的机会,很巧妙地在中间传话,主席批示谭震林要安排工作,那么邓小平也要恢复工作。于是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仍担任副总理。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两个月后,他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复出后,便主持了1975年的整顿,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在铁路、钢铁、军队、文艺、科技、教育以及地方等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整顿”开展的背景是什么?

程中原: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七八年,社会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74年全国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部减产。外贸逆差13.4亿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进了死胡同。

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希望他能结束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要收场。从1974年8月到1975年1月,毛泽东先后做出了“三项指示”——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这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是邓小平巧妙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邓小平举着毛泽东的旗号和指示来领导整顿。在实际工作中,他的侧重点是第三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前两条也是重视的,因为不反对派性就无法安定团结;不安定团结,经济就没办法搞上去,结束混乱局面是搞生产的前提。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后来邓小平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邓力群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为了进一步落实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整顿,邓小平很快把全国局面扭转了过来,很多工作今天看来难以想象。比如在整顿之前,坐火车从窗口爬进去,坐汽车都是抢座位。整顿铁路和公路系统,就要落实对号入座,恢复公共秩序。每张车票后面都有一个“对号入座”的标签,由售票员贴上去。这样的细节都能落实下来,邓小平主持整顿的工作力度可见一斑。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毛泽东是支持的,1975年的整顿为什么不久就中断了,并最后导致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程中原: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后期被毛泽东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实际是涉及科技教育方面的整顿。前面的铁路、军队、国防科工委的一系列整顿,毛主席都很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触发点是《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胡耀邦首先起草的,后来胡乔木负责做了修改。最初,胡耀邦在各个不同地方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认为还不够,要把这些在不同地方说的语录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跟邓小平提“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思路。于是胡乔木把13条语录汇总起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文革”开始后,毛泽东7月8日在滴水洞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张春桥说:“没有一条是‘文革’以后的语录,用的都是‘文革’以前的语录。”而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谈批判刘少奇,不谈“文革”的成绩,只谈“文革”的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非常不满意,因为这更加证实了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的推断。他认为这是在用“文革”以前的指示集中起来塑造成他的思想,借以反对“文革”以后的政策。于是毛泽东抓住工作提纲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条,说不记得曾说过这话,意思就是,这是你们捏造出来的,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联生活周刊: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程中原: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根本性分歧。现实层面上,“文化大革命”对不对?要不要搞?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生产为纲?理论层面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1975年整顿从表面看,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总框架下进行的,保留毛泽东思想的外壳,也就是“三项指示为纲”,而且重要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经过批准的。但实际上看,这包含着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否定。后来毛远新与毛泽东谈话,点破了这一点,毛泽东意识到了,1975年的整顿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批评、帮助”,能使邓小平与他一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安排,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此前曾做出过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做个决议。那样,就意味着邓小平对“文革”“三七开”的认同,也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但邓小平既不同意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也不愿意在“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做决议。但他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于是他就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毋论魏晋。”他的意思是,“文革”期间他在江西下放,不了解情况。实际上,这是对“文革”评价问题的毫不妥协。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几年后,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经济生产为中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大二公”,不能有私;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私的存在。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不了,按需分配也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也就战胜不了资本主义。

因为这些根本分歧,邓小平又再次靠边站,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1975年整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这个短暂的整顿期间,邓小平的党内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四五运动”时,纪念周恩来固然是重要原因,实际主要出发点是拥护邓小平的整顿,赞成用邓小平的一套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的整顿在党内和群众中间都得到了响应。

转折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出现一个契机,就是下一步怎么走?由谁来掌权当政?走什么路线?

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局面,而不是继续混乱下去。当时群众不太知道什么是“四人帮”,但是对江青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在“文革”中,以及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的表现太猖狂太不得体。周恩来去世时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时不脱帽,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毛主席去世后,她的表现也不是应该表现出来的沉痛的样子。江青的公众形象与群众的心理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就摆到台面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当时全国全党都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因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压下去的,尤其是经过了“四五运动”以后,群众呼声很高。

从党内看,领导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都是老战友,而且他们觉得只有邓小平才有能力来领导整个国家。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国的局面扭转过来,他的整顿深入人心,所以叶剑英、李先念一开始就提出来要让邓小平出来继续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并没有马上实现。

程中原:怎样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邓小平马上复出;第二种是尽快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他的话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华国锋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别人会说,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拖延了邓小平复出的时间,同时也为他的复出做了一些准备。邓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将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3天以后,邓小平就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正式亮相。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中央让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调的姿态推辞,提出还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一方面,教育和科研对国家发展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分析他低调复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表示自己的复出并不会威胁到华国锋的权力,从而避免复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性格因素来讲,有这么一个情结。他复出以后提出一个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科技是生产力”已经被毛泽东批判,而他复出后更进一步强调。

三联生活周刊:他复出后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恢复高考。

程中原: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到,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结束时就明确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响到千家万户,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还有一项是办重点学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集中财力、人力,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一批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1977年的复出与1975年的复出,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程中原:1975年整顿,邓小平只能进行局部的拨乱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用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当时很困难,一方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搞拨乱反正区分了三种情况:毛泽东做得对的,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做得对而没有做完的,继续做完做好;做错了的,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后提出“准确、完整”、“思想体系”、“科学原理”、“科学体系”等表述。他明确指出,个别不确当的论断、种种失误,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样,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剥离开,维护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革命时代,邓小平从在中央苏区时就被认为是“毛派”而受到打击,他是真心实意敬佩和拥护毛泽东的,也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中国向何处去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当时对中国未来之路是怎么设想的?高层的思想有没有分歧和矛盾?

程中原:邓小平的想法,中国不能走老路和邪路,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

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执政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矛盾,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在高层里,中国未来路径的思考和争论一直存在。多数人还是想按照“文革”前的老路走,认为应该走回老路的人,例如华国锋,提出来了要坚持“两个凡是”的思想。其他人的深层次思想,也还是认为要进行所谓拨乱反正,即拨“文化大革命”之乱,返回到原来毛主席指出的路上去。他们之中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回到中共八大的路上。

而邓小平觉得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走老路无法改变面貌,不能适应世界的潮流。而他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在当时被某些人认为是邪路。因此在改革开放的每一件事情上,都会产生矛盾。这个矛盾也不仅仅是华国锋自己的问题,而是当时形成的思维定式。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冲破“两个凡是”,邓小平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77、1978年,中国处于转折时期,思想问题整体还是走在老路上。但是大家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平均主义,特别是贫穷,是不满意的。由于一直以来,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是人们的共识,毛主席语录深入人心。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重的国家,直接否定毛泽东的做法是不行的。

于是,“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了邓小平一个解决问题的机会,也给中国一个把思想革命进行到底的机会。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机会,是非常聪明的做法。

1977年《人民日报》发出了“二七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篇社论立刻引起了邓小平和另一些高层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年4月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运用毛泽东思想要准确、完整。5月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1977年9月,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人民日报》发表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的纪念文章,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78年1月和3月,《人民日报》发表了讲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不过没什么影响。

这时“实事求是”同“两个凡是”虽然还没有正面交锋,但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已经认识到,必须用“实事求是”战胜“两个凡是”。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引发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汪东兴当时是党中央副主席,管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他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行动上是砍旗的,还说那是“丢刀子”。批得很厉害。中宣部、《红旗》杂志都采取压制态度。

作为回应,邓小平引导大家充分讨论分析“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他在这年6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以后又在多个不同场合讲这个问题,还同中宣部负责人谈,要求不要下禁令,不要设禁区,不要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他还现身说法,“用‘两个凡是’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说明我出来工作”,因为这两件事是矛盾的。

但是一些负责人还是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叶剑英建议,既然对真理标准有不同意见,那就开个理论务虚会。那时关于经济工作,国务院开了一个务虚会,效果不错。后来,年底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都已经受到批判。理论务虚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这时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要特别提到胡耀邦的功劳。对于“两个凡是”,他针锋相对提出“两个不管”——案件不管是谁定的,在什么情况下定的,只要是错的,都要纠正。

三联生活周刊:通过批判了“两个凡是”,邓小平是否开始居于党内的领导地位,成为党的领导核心?

程中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往往是谁的路线方针正确,谁的意见为大家接受,谁就成为主导力量,谁就能居于领导地位。华国锋当时虽然在台上,当了党中央主席,掌握了权力,但他未能正确回答历史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问题。他只是按照毛泽东的过去方针办,违背了历史潮流。

事实上,华国锋在台上时,很多大主意,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已经是邓小平、陈云,还有胡耀邦等人提出或做出的。华国锋讲民主,没有违拗占多数的、正确的意见。他个人实际上也并不能左右局面。胡耀邦总结1976-1978年“两年做了十件大事”,而这十件事都不是华国锋提出的,他的反对意见也不多。主要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一时转不过来。

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后回国,途经东北视察,发表了一系列讲话。邓小平提出,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次战役”不能一直搞下去,要有个底,基本上清理了“三种人”,批判了“四人帮”的罪行,这样就行了,要赶快回到经济建设上来。有些单位搞得差不多就可以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这实际上,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要转移到正常工作经济建设上来。这个思想被华国锋接受了。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在北京为华国锋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华国锋告诉李鑫,不要再强调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了,现在要强调经济建设。李鑫问:“第三战役不是政治局决定的吗?”华国锋拿出一份电报说:“小平同志在东北讲了工作重点要转移,政治局讨论过,我们都同意。”

我认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谈话,华国锋这样看重,并遵照邓小平的谈话转变了全党工作重心,应该是邓小平居于主导地位的标志。邓小平在当时东北、天津视察的一系列谈话,被称为“北方谈话”,与1992年的“南方谈话”相对应。这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实行改革开放的宣言。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邓小平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什么还是花了大力气,用了很长时间起草出台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程中原:在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丁伟志提出,能否搞一个1945年那样的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当时邓力群回答,现在还不到时候。

接着,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的时候做一个讲话,回答大家关心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

虽然当时已经批判了“两个凡是”,经过真理标准讨论,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随时会遇到许多问题。比如对干部的评价和平反,过去的历史问题如何定性?因此迫切需要有个对历史问题的决议。

中央觉得做这个决议很难。因为拨乱反正的工作很繁重,就想借着叶剑英讲话的机会,来初步回答一下。而起草叶帅这个讲话也费了很大劲。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负责,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了好几个月,最后经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

国庆30周年讲话从原则上大体上回答了这些问题:30年主要有什么成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怎么看,有什么错误和问题。但是没有具体分清责任,不像后来“历史决议”说,有错误,毛泽东负主要责任。大家觉得这个讲话不错,但是还不够,有些问题没说到位。就提出来还是要搞一个“历史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个搞了20个月的大工程,经过多次讨论。最大的范围就是4000人大讨论,中直机关、省自治区、大军区、省军区,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中高级干部,都参与进来,最后老同志40多人讨论,经参加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代表讨论以后才通过。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决议解决了哪些关键问题?

程中原: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做的。他提出要求:历史决议要确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当时党内有人提出,不要毛泽东思想,根本否定毛泽东。从国际上讲,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运用毛泽东思想,受到毛泽东的支持搞革命。斯大林被全盘否定后,许多东欧的党都分裂倒台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处理得比较稳妥。既批评了共产党存在的错误,又肯定了前面取得的成绩。在肯定的基础上严厉批评“文化大革命”,把腐烂的地方去掉,也维护了党的基业。他的高明之处,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一样,将病灶和健康部位做精确的剥离。

对“文革”的评价问题是决议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到底是内乱,还是反革命事变或动乱?这话要怎么说?关于几个阶段,关于理论如何错误,关于原因是如何,最后都是由胡乔木亲自动手写的。

决议中还提到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坚持什么。“决议”最后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3个根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以及6个主要方面的贡献,举出了毛泽东的一些代表性着作。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括也是一个重点。怎么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建国30周年讲话中说,我们要寻找一条反映客观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道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那么这应该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历史决议概括了10个要点。对这10个要点要不要写,也有争论。

胡乔木坚持要写。他认为,究竟是什么样的道路,写出来大家才能有所遵循,才有信心。邓小平表示支持,于是就写了十个要点。要点中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六个方面都说到了,也把改革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囊括进来了。后来历次党代表大会,基本是这十个要点的框架基础上的发展和丰富。

“决议”的通过是拨乱反正全面完成的标志。历史决议做出以后,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邓小平后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胆量与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在发展经济上,邓小平对于发展速度似乎有一种更加迫切的愿望?尤其是在去发达国家访问后,这种奋起直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程中原:邓小平对西方发达国家抱着非常开放的态度,这与早年出国留学的经历有很大关系。而后期出访国外对其治国思路的影响很大,他更强调经济建设的速度。比如在日本坐新干线谈感想,他说只觉得快,我们中国争取也要这样。

邓小平在经济上的主张是跳跃式发展,上一个台阶再回头整顿。跟陈云的小步快跑,稳定发展不同。我想,在他的经历中,曾有很多出乎常规取得的胜利。所以他谈要抓住机遇发展,有机会先上了再说,遗留问题可以慢慢解决。看事情更乐观,从大处着眼。这是他的一贯的治国思路。

三联生活周刊:他对下面干部的要求,也是胆子要大一些,要能闯。要敢干,大胆干,甚至一些政策后来可以再修改。

程中原:对。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第二号走资派。他从积极的方面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没有因为被整而害怕。他不怕再一次被打倒,许多干部都没有邓小平这样的胆量。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文化大革命”中政策反复变,今天你是正确,明天又说你错了。经过反复的政治运动,大批干部吓怕了,就怕犯错误,被打倒。

他鼓励去闯、去试,允许犯一些错误,不要争论。不是说他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不把精力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邓小平认为首先应该去实践,而不是争论。去做了,有效果就可以,即使是资本主义的方式,也是可以用的。

邓小平的大方向非常明确,就是坚持一定要改革。改革的具体方法是从实践中来的,依靠群众的智慧。他对新兴事物尤其支持。如果有人要压制,他就坚决顶住。比如支持“傻子瓜子”,支持股份制。比如利用外资,首先是引进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其次是引进经营管理,再然后才是引进资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引进外资是一个大的突破,吸引私人资本家投资是前进一步,吸收外国资本主义政府的投资就是更进一步的突破。

甚至一些更大胆的尝试,比如经济特区曾提出自己发行货币,他也表示支持。但是管经济的人认为不行,会乱套。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政治生活的尾声——1992年南巡与“南方谈话”——对中国的发展方向起了怎样的作用?

程中原:1989年,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他在政治上告别的标志。邓小平通过杨尚昆请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了辞职信。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1992年的“南巡讲话”是他最后一次公开的政治表态。针对的是“八九风波”之后出现的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和不坚定。这也是他对改革开放的最后一次推动。“南巡讲话”从方针政策上讲,是强调要实行市场经济。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演讲,要坚持市场经济,实际上是表明坚持邓小平的路线。

在“八九风波”以后,邓小平重提加速改革开放。他力求政权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都要掌握好。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本身又有哪些特质,使他能够在这一代领导人中脱颖而出,为中国开创了一条新路?

程中原:在“五四”之后崛起的共产党领导人中,邓小平是最年轻的。

邓小平做事情务实和灵活相结合。他的“实”,除了脚踏实地,还结合高瞻远瞩。他点子多,头脑灵活。这些特点在高层领导中是有共识的。

他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思想以后,就一直在考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怎样的。他去新加坡考察,了解新加坡一个人的工资是多少,能买多少平方米的房子,有几间,工人和农民收入有多少钱,搞得非常具体。他讲改革开放,要让群众得到实际利益,走这条路以后要得到哪些实惠?此后一直到“十二大”之前,他跟外宾谈话,不断地讲中国式现代化应该是个什么标准,具体到多少美元,先提出人均GDP1000美元,再下降一点,要达到800美元。

最后到了中共“十二大”,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这个理论的发展过程来看,他都是从实际出发来考虑的。

但他又是灵活的。1975年整顿铁路强调要脱钩——派性头头和铁路脱钩。整顿钢厂强调要紧密结合——地方和钢铁企业关系要紧密。因为钢铁工人要生产,要供应肉、鸡蛋、饮料。如果地方和企业脱钩,这些物资无法保证。所以他强调要结合,依靠地方的物资支持发展钢铁企业。1978年恢复高考没有那么多纸印试卷,据说是他调用了印《毛泽东选集》的纸。

邓小平治国,举重若轻,大处着眼,具有战略家的风范和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香港回归问题跟英国谈判的时候,邓抓住大的问题不放松,比如主权问题不容谈判、驻军问题一定坚持。

中美建交,坚持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美国和台湾必须断交,废除1954年签署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在台湾的驻军)。这是三个大的方面。至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美国跟台湾有条约,美国提出来不能一下子答应。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不能成为建交障碍,中方同意逐步解决。数量逐步减少,质量保持原来的高度,达成建交协议。

中日关系上,先解决中日关系中间最重大的问题,即和平建交,而钓鱼岛的问题先搁置争议,“相信后代更聪明更有智慧,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作风硬朗——在原则问题上强硬,不放松。内政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成功之路有6个原因——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错误中学习,在打压中自强,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前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6个方面邓小平都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