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中学教师，在接受了别人十多年的教育后，又教育别人十多年。在二十几年与教育“亲密接触”中，我深深感到现行的教育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已经极不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
一、“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泯灭学生的个性，扼杀学生的兴趣，束缚学生的创造性。
为什么我把这条弊端列为第一批判对象？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不仅是其受害者，也是其制造者。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这样才是乖孩子、好孩子。所以，从小到大，我都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从来不敢做出格的事。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教师，我也是这样来要求我的孩子和学生。对于那些不听话、不守规矩、调皮捣乱的学生，我是“深恶”而“痛绝”并且坚决“打击”之。现在想想，可真是误人不浅。
最近，我看了机械工业出版社刚刚出版的一本新书《出发——与智慧同行》，该书的作者王小平以自己的勇敢举动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大胆的挑战，所以我决定把这条弊端列为第一批判对象。
下面，让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王小平的传奇经历。
王小平，17岁，登上全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讲坛，给专家作关于“大成教育”的学术报告，引起轰动；18岁，在高校主讲“大成教育系列讲座”，精彩的演讲和机智的答问，赢得阵阵掌声，被多家媒体报道。同年在报纸开设“大成学趣谈”专栏；19岁，与人合著《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学巨著！”；20岁，独立写出《本领恐慌》一书。
更让人称奇的是，她高一时，在全班成绩第一的情况下，毅然放弃了人人向往的上大学的美好前程，主动退学，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荆棘丛生的新的成才之路。23岁，成立了北京人类大成教科文研究院，她想把这所研究院办成“人类思想传播基地，天下智慧整合中心”。
“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是她的座右铭。
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使我产生了迫切想了解她为何要选择主动退学，走自学成才这条坎坷崎岖之路的愿望。
王小平在上高一时，年仅15岁的她向父母提出退学。理由很简单，学校一个学期才学十来本书，而自己一个月就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在学校学那么一点东西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实在不值得！
她当时还给自己今后的发展做了这样一个定位：停止当学生，一步到位成为研究者。母亲激烈反对，甚至还打电话让远在重庆、将王小平带大的外婆来劝她。好在在大学教书的父亲理解和支持了女儿的决定，才使王小平有了不同于常人的人生轨迹。
成名之后，王小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学校最大的弊端是生产出相同的东西。可是人的个性不同，目标不同，学习的方式也应不同。我当初退学，不是迫于学习的压力，而是学校现有课程的设置已远远不够我研究的了。要建立起学术研究，靠现在初高中乃至大学所学的东西远不解渴。成功需要以本领和能力为后盾，而目前的学习以知识为中心，所花的时间与获得的本领极不相称，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场学习的真正革命。所以我不是退学后自学，而是退学后搞研究，我采取的是研究式学习。”
归根结底，我认为王小平之所以选择主动退学走自学成才这条路，根本原因就在于“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学校教育模式以及现有课程的设置不适合她这样个性特殊、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学生。当前这种死板的教育体制不仅泯灭她的个性，扼杀她的兴趣，而且还束缚她的创造性，远远不能够满足她的需要，难怪她要选择这样一条求学之路。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像王小平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太少了，绝大多数在校学生还得接受这种“批量生产型”、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大家请看，我们的学生在进入高中或大学的时候，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军训，当这些学生在接受检阅的时候，他们在主席台前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那情景很壮观。我们的教育，不就是这种正步走的教育，不就是标准化的教育吗？
这种标准化的教育要求学生都要学习同样的知识，而用来评判各科知识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考试的分数。语文不及格就说明是文科不好，不管他作文拿了什么奖，发表了几万字的小说。英语得了个满分就是外语水平高，不管他那是“哑巴英语”还是“嗑巴英语”。
这种教育忽视学生主体作用，无视学生的主动性、求知欲、创造性，无视学生的个性特点和个性差异，学生被当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学校一味加工统一模式的“标准件”，不少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个性特长在这种教育中丧失殆尽。
在我国，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对高中学生的学习年限都是安排三年，对成绩的考评都是以60分为及格，至于高中为什么要三年，及格的分数线为什么是60分而不是50分，恐怕没有一个人认真思考过。我们每一个同学起点不同，悟性不同，爱好不同，潜能不同，把所有的起点、悟性、爱好、潜能各异的学生都装到一样的模式里，学一样的课程，这是为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还是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悲哀呢！
人是有差异的，面对有差异的个体，我们的学校不可能也不应该提供一模一样的教育。在今天，在知识经济、信息化社会初露端倪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制度是不是应该在发展个性化方面有所进步了呢？
美国哈佛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教授（HowardGardner）于1983年提出了多元智力理论，这种理论打破传统的将智力看做是以语言能力和逻辑——数理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的认识，而认为人的智力是由言语／语言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音乐／节奏智力、身体／运动智力、人际交往智力、自我反省智力、自然观察者智力等八种智力构成，并从新的角度阐述和分析了智力在个体身上的存在方式以及发展的潜力等。每个人都同时拥有这八种智力，只是这八种智力在每个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组合存在，使得每个人的智力都各具特色。因此，世界上并不存在谁聪明谁不聪明的问题，而是存在在哪一方面聪明以及怎样聪明的问题。即学校里没有所谓“差生”的存在，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也是出色的。
加德纳认为学生与生俱来就各不相同，他们都没有相同的心理倾向，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智力。但学生都具有自己的智力强项，有自己的学习风格，如果考虑这些差异，如果考虑学生个人的强项而不是否定或忽视这些强项的话，教育如果以最大程度的个别化方式来进行，那么，教育就会产生最大的功效。
根据多元智力理论，在个体的多元智力结构中不存在哪一种重要，哪一种不重要的问题，多元智力结构中的每一种智力在智力的整体结构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我们的学校再也不能仅凭某种标准测试的分数或几门书面考试的成绩衡量学生，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应该向学生展示多方面的智力领域，并切实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在真正意义上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展示。
例如，对于具有视觉／空间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通过想象、图片和色彩教学；对于具有身体／运动智力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通过角色扮演、动手操作等方式来组织教学；对于具有人际交往智力强项的学生，教师应为学生提供与同伴交往的机会，安排他们参加各种学校与班级活动。
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教学比较多地重视多元智力理论所谓的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面对多元智力理论所谓的其它各种智力则很少涉及。学校教育被简单地等同于智育，智育又被简单地等同于以语言能力和数理能力为核心的能力，进而又被简单地和读书、考试和升学划上等号。这样，我国的学校教育就成了以狭隘的知识教育为主，以升学为唯一目标的“精英”教育。“精英”教育极大地压抑了广大学生的多方面智力才能的发展，极大地埋没了社会所需要的各具才能的多方面人才，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
反思一下，为何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难度世界第一，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却不尽如人意？学生的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而实践能力却落后于人？恐怕与我们过分注重语言智力和数理智力不无关系。
1921年4月，爱因斯坦第一次到了美国，准备到爱迪生的机构去做研究，抵美后受到盛大欢迎。他到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了他一张纸，上边有一系列实际的问题，包括谁发明“对数”？美国哪一个城市制造最多的洗衣机？纽约到水牛城有多远？声音的速度是多少…
…因为爱迪生对每一个要聘用的人都会进行考试，问的就是这一类题目，所以记者就先拿这些题目来考一考爱因斯坦，结果爱因斯坦完全不合格。如果仅仅根据爱因斯坦的这个“考试”结果，就嘲弄他愚笨而无知，显然大错而特错了。事实上，他是20世纪最杰出、贡献最大的科学家。他代表了物理科学发展的一个全新的时代。
爱因斯坦说：“我永远也不会去记我在任何一本手册中都可能读到的东西。”这是爱因斯坦对那些以能记住多少知识来衡量一个人水平的极大讥讽。爱因斯坦认为，一个人应该用头脑来想象和思考更重要的东西，他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了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一个聪明的人应该学会如何把记忆交付给书本、词典和百科全书，而不是把自己塑造成一本词典。
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至今仍把一个学识渊博得像一个“活词典”的人视为英雄并予以崇拜，我们多少人在以浪费自己生命为代价而去成全一个令人称赞的“活词典”的名声？据说有一个叫亚克敦的英国人，他一生嗜书如命，他共有7万册藏书，并一直乐此不疲地阅读到他66岁逝去的那年。亚克敦终身一无所获，后来把他讥讽为“两脚书厨”。当然，作为一种个人的存在方式，我们没有理由去嘲笑亚克敦，但是假如一个民族把亚克敦式的人物视为一个知识英雄并全民模仿，那这个民族就岌岌可危了。
韩寒，1982出生，上海松江二中高一学生，以一篇《杯中窥人》问鼎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因学习成绩6门功课高挂“红灯”而留级。2000年出版20万字长篇小说《三重门》（“三重门”的涵义出自《礼记·中庸》，是三件最重要的事的意思）。该书一出版便轰动中国文坛，成为超级畅销书，发行量至今已经超过200万册。
韩寒以他出众的写作业绩和同样出格的数理化偏废，被标榜为“偏才”，成为教育界、文化界争论的一个热点。
韩寒认为：学文科的，对于数理化等知识的掌握，有初二学的知识就够了，不必为此浪费青春。他坚持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韩寒的座右铭。在数学方面，他觉得比当年琼瑶强，琼瑶是考不过数学而留级的，而他在中考时数学只差3分就满分了，上高中后是主动放弃而已。全力以赴写长篇小说的韩寒，竟付出了6门功课不及格的代价，因此不得不在高一留级重读，后来他干脆向校方提出休学的申请。
当大多数莘莘学子把高考分数当作“天上的太阳”顶礼膜拜时，韩寒“这匹野性之狼”所向往的却是“长白山的雪和青藏高原的风。”
韩寒从批量生产型的应试教育里挣扎出来，对中国的教育提出了反叛的质问：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
美国作家塞林格写过一本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书中的霍尔顿也是现行教育制度的反叛者，他四次被学校开除，就是因为学校老师和他的家长强迫他读书只是为了“出人头地，以便将来可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这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所灌施的读好书、考好试是为了读名牌大学，将来可以赚大钱、出国，不是如出一辙？霍尔顿不愿同污合流，自然也就无法好好念书，而且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他又无法找到精神寄托和崇高理想，因为他看到的是势利的伪君子、看到的是庸俗、虚伪的世道，他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最后能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当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上。
韩寒和霍尔顿属于同年龄的青少年，虽然各自所处的国家不同、体制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但他们相同的是对功利性的教育体制的反抗。教育是为了什么？素质教育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往往只强调教育对人的技能的提高，比如识了字，懂了知识，就可以掌握技术，就有了赚钱的资本，而根本忽视对人的智慧的掌握、对精神世界的充实、对社会观察分析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的学生最终只能成为“应试机器”“得分高手”，虽然能得考场上的高分，但缺乏人应有的感情、心理素质、人文素质、以及思想道德境界和精神内涵。
除了王小平、韩寒和霍尔顿这些常人眼里的所谓“另类”青少年外，我国中国杂交水稻之父、首届“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袁隆平在青少年时，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让我们来听听这位院士是怎么说的——读书时我特别好动，不是标准的好学生。一直到大学，同学给我写鉴定还要笑我：“爱好：自由。特长：散漫。”把这两项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