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组织异常说。18世纪的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尔干尼认为疾病有明确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器官。疾病是由器官中的病理变化引起的形态学上的异常改变。法国病理学家比夏进一步研究认为疾病的位置不是整个器官，而是疾病所侵袭的某些组织，症状是由组织中的变化引起的。
细胞损伤说。19世纪中叶，施莱登、施旺提出了细胞学说。细胞理论被迅速运用到医学领域。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观察了细胞在疾病条件下形态改变的大量事实材料，创立了细胞病理学，指出疾病的本质在于特定的细胞损伤，疾病是细胞对于异常刺激的反应，疾病过程在于细胞内部活动的障碍。
特异性病因说。19世纪后半期，医学进入“细菌医学时代”。法国生物学家巴斯德和德国医学家科赫证实了传染病是由病原微生物引起的。他们的发现被赋予普遍意义，形成单一病因观念并成为当时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基础。这种观念认为，特异性病因引起特殊疾病，疾病是特定病菌入侵人体的结果。
自然科学的这些疾病观是人类与疾病斗争的重要里程碑，在医学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但同时具有机械性、片面性的特点。
4.现代医学的疾病观
20世纪的医学正在超越分别地、孤立地认识人体和疾病的阶段。在方法学上呈现出在分析的基础上走向辩证综合的特点。如以下几种学说：稳态失衡说。20世纪2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在“内环境”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内稳态”概念。他认为机体是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物质构成的开放系统，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对内外环境的自然调节控制的能力。
一旦这种能力受到破坏，就导致机体相对稳定性的破坏。稳态的保持就是健康，稳态不同程度的破坏就是疾病，甚至是死亡。
应激反应说。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科学家塞里提出了应激学说，指出为了适应各种环境的刺激，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机能会发生变化，产生应激反应。过强过久过重的应激反应，会导致内稳态的破坏，造成疾病。
自控紊乱说。20世纪40年代，维纳等人提出了生物控制论，认为人体是个完整的自控系统，人体内环境的稳定靠各种反馈作用来实现，特别强调负反馈在内稳态调节中的关键作用。疾病是机体自我调控的紊乱。这个理论把坎农的“内稳态”概念深化了，数学模型化了，并从生命科学中提取了“反馈”、特别是“负反馈”的概念，使内稳态的调节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藕合-适应错失说。贝塔朗菲于20世纪30年代创立了系统论，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人体可分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大分子等层次。人体的健康是人体系统各层次结构和功能藕合的结果；疾病则是局部损伤导致的整体功能藕合错失。
分子病理学说。认为疾病发生机制都可以也应当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并找到解释。例如，在分子水平上对内分泌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的揭示。内分泌疾病是以激素的过剩或不足或功能异常为特点的临床症候群。
凡各种原因引起的激素合成、分泌的异常、激素的灭活、排出障碍以及激素作用异常、反应异常均可引起内分泌疾病。分子病理学研究认为，基因表达的异常和基因突变可引起激素合成和激素性状的异常。因此，控制激素及其受体生物合成的染色体基因点位的阐明，对于某些内分泌疾病发病机理的揭示，有着明显的意义。
进化代价说。以上关于疾病的学说，都是现代医学思维方式的产物：从追溯疾病近因的角度考虑疾病问题。如果从追溯疾病远因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看到，疾病不仅根源于患病时内外因的相互作用，同时，疾病还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产物。
为了获得存在、生殖的最大利益，人类不断适应环境，在进化过程中使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包括修复、免疫、自愈等能力发展得十分精致、合理；但同时，人类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又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严重的缺憾。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往往也是人类患病的深层次的原因。诚然，自然选择是向着所谓最佳化的方向发展的，在生理学中可以找到上百个体质性状特征被塑造成接近最佳值的论证：骨的大小和形状、血压的高低、血糖水平、脉率、青春发育年龄、胃的酸度等等。如同工程师的设计，进化过程中也经常需要采用折中方案，这种折中方案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在必须付出一定代价的同时，精确地被定位于获益的最大值上。例如，引起焦虑和恐惧的基因的保留，当然会导致机体的不适和疾病；但如果人类没有焦虑和恐惧，恐怕并非幸事——就像不知道害怕的兔子难逃厄运一样。美国学者R·M·尼斯和C·C·威廉斯在《我们为什么会生病》一书中指出，疾病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取某种利益的一种代价。
人类对疾病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过程。综观疾病观的历史发展，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本体论疾病观、生理学疾病观和进化论疾病观。古代中西方，本体论疾病观和生理学疾病观几乎同时萌发。进入近代，呈现出本体论疾病观-生理学疾病观-本体论疾病观的发展轨迹。进化论疾病观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萌发，最近又有新的发展。
本体论疾病观着眼于结构的破坏，认为疾病的本质在于外在实体（病原体）、内在结构（细胞、组织、器官）的损伤；生理学疾病观着眼于功能的紊乱，认为疾病的本质在于正常生理功能的紊乱。前一种观点为器官病理学、细胞病理学和生物病原学的疾病观点所支持，并得到了发展。后一种观点为体液病理学的疾病观所推崇，并为以后的自稳态学说、应激学说的疾病观所发展。进化论疾病观从进化史的角度，从疾病发生的远因的角度来说明疾病的发病机制。对于习惯于从近因来分析疾病的当代人，这种分析方法有着特殊的意义。
疾病的概念可以综述如下：疾病是机体在某种病因作用下所导致的新陈代谢、功能活动、形态结构发生改变，或机体内部不同部分、不同方面协同关系的失衡以及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这一概念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特点。
（三）疾病与人类同在
1.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永远存在
一般认为，健康是生命活动的常态，表现为机体机能、结构的完好，机体与环境关系的协调。疾病是一种特殊的生命过程，此时机体机能、结构出现障碍，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不协调。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对立还表现在，疾病不是神灵对人类的惩罚，而是健康状态的机体和病原微生物之间的一种竞争。
病原微生物为了躲避宿主的防御，往往在进入人体后想方设法潜入细胞内，如衣原体常常躲进白细胞就像躲进掩体而逃脱被消灭的结局；或者它们改变自己的表层蛋白，以躲过免疫系统的监视；还有的细菌的表面化学物质与人类细胞相似，这种伪装使免疫系统难以识别它们。实际上，人类正在与病原微生物进行一场不屈不挠的、全力以赴的战争，彼此从来没有达成双方同意的协调和停战协议。人类发明了抗生素，它能扫荡结核、肺炎和其他许多传染病的细菌，然而，病原微生物很快演化出抵抗抗生素的本领。事实上，像引起结核、淋病的细菌，现在比20年前要难控制得多。在人类进化的同时，病原菌也在进化，对抗生素耐受力增强，就是病原体进化的结果。在人类和病原菌的对垒中，人类不可能永远是赢家。病毒和细菌进化比人类更快。人类固然可以生产更为精巧、敏感的药物，但这反而会加速病原体进化出更为干练世故的方法来逃避人体的防御。
人类可以消灭某一种病种如天花，但疾病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将永远存在。
2.健康与疾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它们之间相互转化
健康与疾病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界线。健康与疾病的区别是确定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一个“中间状态地带”，目前有的学者称之为“亚健康”。疾病和健康相互联系的另一种形式是，两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两者转化的条件包括机体内部状态、机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于健康和疾病转化的条件应予辩证的分析。在文明发展和工业化社会的条件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体质增强，对疾病发生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手段不断进步，促使疾病向健康的转化。同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习惯的改变，又给人们造成了一些新的高发疾病如糖尿病等。从医学的社会职能看，就是要创造和运用一切条件，阻止健康向疾病的转化和促进疾病向健康的转化。医学的认识和实践，无非是通过一定的手段，认识和把握健康与疾病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再运用这些规律性的认识转化为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手段，促进有利于人类健康的转化。
三、遭遇亚健康：学会与之共存
（一）连接健康与疾病
900多年前，“阿拉伯医学王子”阿维森纳在其名着《医典》中记载：古罗马名医盖仑已经明确把人体状态分为三种：健康、疾病和第三种状态。阿维森纳不仅解释所谓“第三种状态”是既非健康又非疾病的状态，而且还对“第三种状态”的类型进行了分析。
前苏联学者H·布赫曼，将“既不是健康，也不是患病的中间状态称为‘第三状态’或亚健康状态”，形成了第一状态——健康、第二状态——疾病、第三状态——亚健康的“三状态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间，“国内外的一些社会学、伦理学、医学界学者，纷纷发表有关‘第三状态’问题的着述，已逐渐为医学界和其他有关学科所接受”，“第三状态——亚健康”的概念在各种场合中和不同载体上广泛被使用。
生命“三状态说”反映了医学的进展，揭示了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等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联，拓宽了医学的视野，有利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亚健康和亚临床疾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亚健康的趋向可以指向疾病，也可以指向健康；即使是指向疾病，可能会有一个进展过程才可检出结构和功能的异常，才会出现症状和体征。亚临床疾病属于疾病范畴，其趋向指向疾病；亚临床疾病体检往往缺乏阳性发现，也缺乏病人的主观陈述的支持，但辅助检查却可获得重要线索。目前，国际疾病分类已经承认这种亚临床疾病，如“无症状缺血性心脏病”，这种疾病没有症状，但根据心电图可做出诊断。但亚临床阶段和亚健康一样，是疾病与健康相互联系的一种表现形式。
（二）亚健康状态分析
依据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亚健康包括生理方面、心理方面、行为方面和道德方面的内容。
生理方面的亚健康状态是指其躯体健康态与疾病态界线很不清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各种仪器和生化检查很难发现阳性结果，仅仅感到躯体上的不适，如困倦乏力、睡眠障碍、肌体酸痛、机能下降、功能紊乱等。
心理方面的亚健康状态是指人们在心理上、精神上和情感上受到纷扰和陷入困顿的状态。如焦虑、忧郁、烦躁、恐惧、冷漠、无望、情绪失控等等。
行为方面的亚健康状态是指人们在行为上经常性的失范的表现，如不符合社会规范，失当无序，有损文明的种种行为。
道德方面的亚健康状态是指人们在思想道德方面存在与主流文化相背、不利于社会和自身发展的取向，如价值观上的偏差、思维方式上的混乱、道德观上的颓废等等。
亚健康还包括衰老尤其是过早衰老所致的机体及心理上的退行性改变而引起的种种不适感。各种亚健康可以发展为某种疾病，但也可以仅有种种不适而不发病。这种状态，既不属于健康，又难于发现疾病，而处于健康和疾病的临界状态，亚健康状态是健康与疾病相联系的中介环节。
（三）生命存在的重要状态
在生存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人的生命存在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于中介状态——亚健康，而不是健康-疾病的两极对峙。
据世界卫生组织一项全球性的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真正健康者仅为5%，经医学检查、确定为患者的为20%，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因此，亚健康状态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重要的中介状态。中老年人是呈现亚健康状态的主要人群，中年早衰和社会年龄结构老龄化等因素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存在状态。40岁上下的中青年承受的社会压力最大，他们是亚健康的高危人群；步入老年的人群原本就处于生理性衰老阶段，心身失调日趋严重，他们是亚健康的高发人群。
随着社会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对亚健康的研究将是医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亚健康观念将对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全球卫生保健的发展起重要的促进作用，比如有利于对疾病发展过程的深入理解，有利于提高早期诊断水平，有利于促进Ⅱ 级预防的落实，有利于医学模式转换在医学实践中的实现等等。更重要的是，亚健康观念的出现，说明医学关爱的目光已经由病人身上而触及亚健康人群和健康人群，这是贴近医学终极目的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