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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痴迷钻研“绝学”的人(1)

李范文汉族,1931年出生,陕西省西乡县人。中共党员。1949年10月参加工作。1956年7月,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语专业毕业。1959年9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研究生学历。1984年,获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1986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87年7月晋升为研究员。长期从事西夏历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

主要著作有《西夏研究论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同音研究》《宋代西北方音研究》《西夏语比较研究》《夏汉字典》《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一、二辑),与他人合作的著作有《西夏简史》《西夏官印汇考》《圣立义海研究》《西夏文〈杂字〉研究》《电脑处理西夏文〈杂字〉研究》。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并多次荣获宁夏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前尘往事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仿佛砧上月影,千拂不去。提起家世,我不由得想到儿时的两件小事。第一件事,小时候我见自家屋梁上挂着一捆线装书,奶奶告诉我那是药书。后来,我上小学识了一些字,出于好奇心,总想知道房梁上挂的是什么书。记得有一年年底扫尘,将这捆书解下来,我终于看到那是木刻本的《本草纲目》。另一件事,在我家楼上发现三块积尘足有半寸厚的木板,已被熏黑,但上面镌刻的金字仍清晰可辨,两块小的上面分别刻着“精心炮制童叟不欺”,一块大的刻着“天顺堂”。奶奶说这是药铺字号。

奶奶告诉我:“这些都是你祖爷在城里开药铺的遗物。他在城里做生意,买了一些田地,让你爷爷他们耕种。你祖爷去世时,药铺倒闭,把他生前置的土地全卖掉还了账,连两间破瓦房也卖给了人家,全部家产只剩下这三块牌子和一捆书。你爷爷他们因不识字全被人家骗了。你爷爷是老三,仅有你父亲一个儿子,为了不再受骗,才把你父亲送去上学。你要好好念书,将来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父亲只上过小学,在农村教书。那时村子里出一个先生,自然令人刮目相看。方圆十多里人家,丧葬行礼都给他下请帖,我家的堂屋就贴了几十张,也算是一种荣耀。

1931年农历九月,我出生在陕西省西乡县。从我懂事起,就只见奶奶、母亲和姐姐整天买棉花、纺线、织布、卖布、买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父亲在山区教书,每年腊月底等他回家后,家里方能吃上肉,也唯有这时才能听到母亲和奶奶的笑声。

有一年,我父亲被人家辞了,原因是没给“学监”送礼。从此,我再没有见母亲笑过,而且常常流泪。她经常抱怨自己不该嫁给读书人,做生意无本钱,种庄稼无地,识几个字又不能当饭吃。我父亲东奔西跑终于在山区又找上了工作。然而谁能想到,这次去后父亲却再也没能见到母亲。

父亲走后不久,母亲积劳成疾,却无钱请医生,只按偏方采一些柴胡、前胡、生麻、葛根之类熬汤喝,但疗效甚微。父亲的同学闻讯赶来,他略懂医术,开了药方,但却无钱买药。母亲想喝点羊肉汤,父亲不在家,周围尽是穷人,奶奶东跑西跑也没能借上钱。母亲看人家吃青萝卜,想吃又不好开口,就让我去拾萝卜皮洗后放进她嘴里,她就这样带着遗憾凄苦地离开了人世。母亲去世三天后,父亲才赶回来,赊了一副臭椿木棺材,也无钱买砖灰,只好挖了一个土坑,草草安葬了母亲。

母亲去世一年后,我随父亲去西乡县马家湾茅庵上小学。校址是一个山区小庙,学生只有十几人。我们同老道士一起吃饭,每天都是玉米糊糊,节省一点粮运回家养活奶奶和姐姐。两年后,我回到家乡梭罗关上小学三年级。父亲的同学刘子仪在西乡县堰口中心小学当校长,一年后我又转学去堰口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校长很照顾我,让我帮助工友打铃、扫地、做饭以解决伙食费。一年后,我从四年级越级上六年级,第一次数学考试得了97分,期终成绩名列第三,引起班上一些年纪大的同学的忌妒,他们鼓动校长赶我出校。多亏数学老师兼班主任刘行庆老师保护,在校长和教导主任面前求情,最后给带头闹事的班长刘华定留校察看的处分,才平息了这件事情。

1946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奶奶让我继承祖业学医。这使我想起祖父、舅舅一生从医,但家贫如洗,我没有一点当医生的念头。但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不去学医就去给地主放牛”的选择。正在走投无路时,一日清早,我去学校后山坡读书时,在草坪里拾得一枚戒指。这是国民党军官在此打球时掉下的。这个戒指把我从绝境中解救出来,改变了我的命运。父亲卖掉戒指后在县城里租了一间茅屋,以卖茶水、养猪、给学生做饭度日。我也靠此上了西乡县初级中学。

1949年夏,我初中毕业。上高中要去汉中市,距家较远,家里也无钱供给。正为前途忧愁时,陕西省私立乐育中学由西安迁到西乡,在姐姐的资助下我考上了乐育中学。同年12月西乡县解放后,我想报考陕南公学,因校址在汉中,没有路费,我就到县人民政府文教科申请路费。

科长高镒挺让我写一个自我介绍材料,我把自己的情况写好立即交去。两天后,高科长通知我去县文教科工作。我成为县上第一个参加工作的青年,感到无比幸运。参加工作后,接触的干部都是参加革命比较早的陕北老同志,他们朴实、诚恳、勤奋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大的作用。

虽然我出身贫苦,但勤奋好学,在机关里领导对我十分器重。1950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担任县机关学校团总支副书记,8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组织上又送我去上高中。为了解决我的生活问题,学校让我半工半读,一面管理学校图书和仪器,一面随班上学。学校师生数百人,图书资料少得可怜,理化仪器破旧残缺,所幸师资很强,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不是大学毕业的,有的老师还去日本留过学,例如江伯玉、刘霞举、孙丘园、江丹枫等等。一个中学竟有这么多的留学生,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可想而知。遗憾的是,我后来回家乡拜谢他们时,除江伯玉老人还健在外,其余全在“运动”中去世了。

1952年我高中毕业后,县委组织部要调我回去工作,但当时中央规定,要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人才,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律参加高考,不许参加工作,并动员在职干部报考大学,因此我也去应考。其实,上大学我想都不敢想。现在,让我考大学,究竟学什么呢?记得1946年暑假,我在县城上补习班,有位罗老师课讲得最好,我很崇拜他。他曾说过:“一个人认准一件事,就要全力去追求,哪怕付出毕生的精力。”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打听出他是从西北大学边政系毕业,于是我也选择了这个系。但在报考时,方知解放后西北大学这个系取消了,只有中央民族学院有这个系,但已改为少数民族语文系,我即选择了该系的藏语专业。1952年9月接到通知,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央民族学院。

在中央民族学院所学专业为安多藏语(甘肃、青海藏语方言)。我虽为汉族,因家庭出身好,又是党员,在班里一直担任班长,后来又被选为院学生会主席、北京市青联委员,但是“反右派”运动使我的人生出现了逆转。1957年春,我在历史系读研究生时,未听系领导的劝告,在全院党代会上就民院预科二部(小学生班)办不办的问题对院领导提了意见。6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在传达“反右派”报告时,我被剥夺了党员权利,不许参加会议。党委办公室主任为我抱不平,说:“李范文即使是‘右派’,但他现在还是党员,应该让他参加。”他因此差点儿也被打成“右派”。第二天,学生科几位女同志首先给我贴出大字报,说我是“叛徒右派分子”。大字报贴在公告栏里,我即在这张大字报上写了“谢谢诸位女士的华丽词藻!”并署了名。这一下激怒了院领导,系党组织宣布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发动大家来批斗我,但除了几位调干的党员执行领导决定外,全班同学为我辩护,反对领导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系里只好宣布撤销决定,恢复我的职务,让我来领导我班反右派运动。让我去批判为我辩护的同学,我怎能干这种事!直到1957年9月第二学期开学后,学校又把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党团员发动起来批斗我。谁为我辩护,就批斗谁。就这样,全班24人被打成“右派”的有7个,我不忍心同学们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违心地承认“我是右派”,才结束了这场激烈的“反右派”斗争。

因为我是“右派”分子,所以1958年冬把我下放到四季青公社劳动。我被分配到厨房工作。1959年国庆前夕的一天早晨,永定河水暴涨,在河上测量水文的一位北京市地质局的工人跌入河中顺河漂下,河边围观者连呼“救命”。当时,我正在厨房做早餐,听到“救命”声后急忙赶去,看见溺水者将被冲到水闸危险区,我奋不顾身跳河救人。这个工人得救,而我被冲出百余米,身上多处受伤。因为救人立功,我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北京市地质局的表扬和慰问。此后,我又回到学校。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在人生绝望的时刻,偶尔接触到的西夏文,点亮了我的人生希望。我原来有一种理想,想当一位藏学家,甚至想待毕业后去藏区寺院待上十年二十年,把藏学彻底弄懂,写一部传世的专著,扬名中外。后来一见到西夏文,便被它那字形所吸引,又听说很难,世有“绝学”之称。在二十四史里,辽有《辽史》,金有《金史》,宋有《宋史》,唯独没有西夏史,为此我萌生了学西夏文、写西夏史的愿望。早在1957年春,我曾向系主任苏冰同志提出跟王静如教授学西夏文。苏主任说:“待研究生毕业后跟他学也不迟。”但万没想到这年夏天我就被打成了“右派”,一切希望破灭了。调到研究所后,理想开始复生,但我在民院已声名扫地,再说这位副所长绝不会同意,王静如教授恐怕也不会教一个摘帽的“右派”。因此,我萌发了去西夏发祥地宁夏的想法。

作出去宁夏的决定后,我三番五次打报告要求去宁夏工作,但迟迟不见答复,最后我只好去找那位领导。他很冷淡地说:“留不住你,你一定要走就走吧!让办公室给你办手续。”就这样,我于1960年6月10日离开了北京,来到银川市。23年后,我去北京西山开会,见到一位老态龙钟、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他热情地伸出手,笑着同我握手,“似曾相见不相识”,一问才知竟是我原来的那位领导。但一切时过境迁,我对他无丝毫抱怨,反而同情起他来。后来,他托人向我道歉,并说想找我谈谈。我知道他因整人树敌过多,最后下放到一个县上当书记,后来虽然官复原职,但已今非昔比。其实,整人的人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看到他比我还老得快,我不忍心再去找他,以免勾起过去的伤心事,刺痛老人的心。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始终未去同他谈谈。

来宁夏后才知道,这里既无科学研究机构,更无西夏研究单位和资料,我被分配到宁夏师范学院(后宁夏大学)政史系工作。宁夏素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的美称,但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我被分配到资料室工作,为了不虚度年华,我潜心搞了一些研究。1962年,我写了《郭守敬与宁夏水利》发表在《宁夏日报》上。还编辑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以宁夏大学政史系的名义出版。这是宁夏大学出版的第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