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我再次见到我的同学杨春旭（杨辉），真是百感交集。组织让我们陪西北大学的杨虎城之女、邓宝珊之女一同去延安。延安是革命圣地，当时我们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正准备出发，却接到陕西省委让我和杨辉入伍的决定。不能去延安，虽然失望，但我是党员，就要服从组织决定。于是，我就地参加了两个月学习班，并分配到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肖劲光是司令员）警备一旅三团任文化教员。团长陈国栋是个老红军。
这时候，组织要求我们都要改名字，用化名工作。陈姓是我母亲的姓，我的性格毛躁，要学会沉静，还要有活力，所以改名为陈静波。此后，我一直沿用此名。
从此，我就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每天的任务就是给战士教字学文化。后来，我被调到团参谋处搞文秘，到供应处当会计，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1942年部队改编，我从三团调到一团二营五连当副指导员，我同学杨春旭在六连当副指导员，我们也经常联系、交流。1943年组织调我去旅政治部联络科当干事。我在政治部主任杜平领导下工作，任务是化装侦察，了解社情，掌握敌情。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为了加强地方政权，组织调我到陕西省委社会部工作，部长是汪锋。同学江平（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我在一起工作，他负责内勤，我负责外勤。1946年，组织先后调我任泾阳、咸阳工委社会部部长。1949年咸阳解放，陕西省委任命我为咸阳县公安局局长，进入咸阳城区配合部队开展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1949年宁夏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派赵文献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赵厅长决定调我一起去宁夏工作，我服从组织安排。宁夏解放初，土匪活动猖獗，祸患不断，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武器，坐的汽车上都架着机枪。就这样，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到了银川。我被任命为公安厅秘书，冯茂任一科科长，还任命了其他各科科长，白天章率警卫营报到。宁夏省公安厅就此成立了。
宁夏是回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地处内陆，经济十分落后，广大回汉百姓长期深受军阀、土匪、恶霸的欺压。宁夏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和土匪躲藏到贺兰山、同心、西吉、海原、固原等偏僻山区，利用宗教、民族问题蛊惑人心，煽动暴乱，残害群众，杀害干部。最主要有马绍武、郭永胜（郭栓子）两大股土匪武装。1950年7月，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阿拉善工委书记曹动之同志一行从银川返回巴音浩特，途经贺兰山时遭郭匪伏击，全部壮烈牺牲。可见土匪在当时是何等嚣张。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保卫人民安全，保证党和人民政府机构的日常工作。公安厅的工作是很繁重的，首先是消除匪患，匪患不除，社会就不能稳定。我们在十九兵团留守部队的支持下，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剿匪行动，最终消灭了全部土匪，抓获了马绍武、郭永胜等匪首，在银川召开公审大会，将他们正法，大快人心，有力地保证了宁夏的社会稳定。
宁夏地连内蒙古阿拉善旗，阿拉善旗的匪患也很严重，主要是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的手下伪司令李守信的残余在作乱。1951年5月，公安厅党委派我带队率领40多名武装干部到陕坝、磴口、张家口、五原、天津等地抓捕从宁夏逃跑的土匪，前后捉拿260多人，将他们绳之以法。同时也调查、核实了内蒙古德王和李守信等人大量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1954年9月，宁夏并入甘肃，我调任甘肃省审干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兼任肃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组织任命我为甘肃省公安厅副厅长，主管安全和劳改工作。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我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1959年，自治区党委调我任宁夏日报社副总编，主持工作。接到任命，我很犹豫：我没有上过大学，报社的干部们大多数是大学毕业，有北大、复旦、南开等名校毕业的，我去领导他们行吗？我找杨静仁书记说出了我的想法，杨书记对我说：“我们了解你，你能胜任。这也是党委常委会的决定，就这么定了！”于是我服从组织决定，去上任了。报社的几年工作，让我压力很大，我边学边干，向他们学习。白天要安排好日常工作，晚上等报纸定稿、排版刚出来，就连夜骑自行车送给杨静仁书记审阅、签字，再赶回社里监督印发。1962年，“社教”运动开始了，我也下了乡。不久，我接替马彦虎任平罗县县委书记。
1966年年初，党委又任命我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人们的思想、行为、道德、精神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宁夏到处都在喊“打倒杨静仁”的口号，我也受到颠倒黑白的批斗。不久，我被送往农场干校改造学习，住在驴圈里，被监督劳动。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没有灰心丧气，坚信他们这样做是违背毛主席“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我多次给妻子交代：“把孩子们带好，我绝不会自杀。”近四年的改造生活使我历经磨难，但我的革命理想更坚定了。
1970年，我“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结束，我们全家被下放到平罗农村劳动。和我们一起去的同志们自嘲地说，这下子咱们可就回不去了，要当农民了！我心里想，当农民也能生活，打算就在这里了。1971年年底，中央的政策变了，气氛宽松了许多，组织调我到平罗政策研究室任组长。正在这时，石嘴山电厂发生歹徒杀害5人的恶性事件。自治区党委决定整顿电厂的治安，郭文举同志推荐了我，经自治区党委书记康健民同意，邵井蛙副书记找我谈话并通知我担任石嘴山电厂厂长、党委书记。对这个任命，我很意外，但服从组织安排。进厂后，我先做调查研究，了解厂里的状况，找出工作头绪。我把厂里的老工人、老革命、水电部下放的专家200多人组织起来，实行车间负责制，每3人负责一个车间，全天24小时巡逻，治安明显好转。在生产上，我把造反派全部免职，请水电部下放的副总工程师出谋划策、加强专业管理、整顿和恢复生产，使石嘴山电厂出现了安定、团结、生产正常运行的良好局面。在一次工作汇报会上，康健民、邵井蛙两个书记都问我有什么经验，我回答：“就三条，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使用干部。”1973年，我被调任自治区水电局副局长，后又调任自治区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举世震惊，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支持抗震救灾。我不顾身体有病，毅然率领宁夏医疗队奔赴灾区，投入抢救伤员、消毒防疫的紧张工作中。当时解放军43军军长和政委也来到灾区，当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敬佩地说：“全国各省派来的医疗队，只有宁夏是厅长带队。”
以后，我调任自治区公安厅党组书记兼厅长、银川市委第一书记兼银川市警备区政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秘书长、自治区政法委书记。1983年，任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当选十二大代表。1993年离休。
回顾我的一生，一个农村孩子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鼓舞下，我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今年我90岁了，我亲身体会到旧中国的苦难生活和新中国的快乐幸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看今天，我们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国力增强，人民幸福，我在耄耋之年备感欣慰。
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一定会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口述：陈静波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