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修建汉族，1931年出生，河南省洛阳县人。中共党员。1948年，进入中原大学学习。1949年，参加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1952年，调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艺术处工作。1954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8年9月，到宁夏高级人民法院工作。1978年8月后，到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1983年4月，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85年4月，任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1988年3月至7月，进中央党校进修，同年9月被任命为正厅级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1994年6月离休。一生从事法律工作，1984年12月被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劳人厅、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在宁夏长期从事社会科学工作荣誉奖”；199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其颁发了“为检察事业作出贡献”荣誉勋章；1998年10月，自治区党委、政府为其授予“在宁夏工作四十年”荣誉勋章。
人的一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人的人生道路怎么走，时代背景是基础；一个人事业要有成就，理想信仰是主轴。我这一辈子，从入团到入党，只有一个信仰，那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只有一个宗旨，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信仰、理想、宗旨就是我奋斗的动力和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部内涵。
我这一生，一没有当过兵，二没有打过仗，也没有突出业绩，但我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总之，回顾我这一生，我无论在哪个时期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发挥了革命的螺丝钉和一块砖的作用，廉洁奉公，秉公执法，认认真真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正如过去我们常说的，要做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理想信仰树牢固矢志不渝跟党走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原籍河南省洛阳县，出生于1931年11月24日。我的儿童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上小学正值抗战时期，小学六年都是在村里的完全小学上的，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抗战方面的。1943年夏季，我高小毕业时，日本鬼子占领了洛阳，我的家乡沦陷了。日本人为了进行奴化教育也办了学校，但我们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教育，拒不去上学。我们村请了一个私塾先生来教学，我就跟着读了一年私塾，学习《论语》和《孟子》等。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们就开始考学，我考到洛阳县立师范学校。
1948年4月，洛阳解放时，当地中学都处于停课状态。为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使广大学生能有学上、有书读，洛阳市政府筹办了洛阳联合中学，并开始广招学生。我就是在此时进入联中，并插班高一年级，继续被中断的学业的。
洛阳联中是由人民政府创办的一所新型中学，除学习基础课程外，还开设了政治课，并不定期举办时事报告会，宣传党的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疑虑。同时，学校里还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开展扭秧歌等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这样既改善了师生关系，又活跃了同学们的学习气氛，增强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还提高了同学们的思想觉悟。大家深深地爱上了中国共产党，都发自内心地说：“还是共产党好。”
就在快要结业的时候，胡宗南叫嚣要反攻洛阳，这对刚解放不久的洛阳人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对我们联中的学生来说，在组织上已经决定迁校河北进行紧急动员后，每个人必须立即作出去还是留的抉择。去，就是随校北迁，连夜渡过黄河，即义无反顾跟党走，这是当时绝大多数同学的选择；留，就是弃学回家，有极少数思想不坚定的同学选择了留，走了回头路。一个月后，局势稳定了，学校又迁回洛阳。这次近乎军旅的生活经历，既紧张又艰苦，对我来说，既是一次人生道路取向的大考验，也是一次锻炼，是我步入革命的前奏曲。
我们升高二时，中原大学到洛阳招生。我们班有6个人就商量着报考了中原大学。上大学算是我参加革命前的意愿吧。
中原大学成立于1948年6月。开封解放后，为了消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解放军主动撤退。撤退时，有200多名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直接找到共产党，要求上学、参军。这些青年怎么安置？当时部队要撤退，考虑到解放全中国需要大批干部，为了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中原局决定建立了这个学校。
当时筹备建立中原大学的主要领导人是邓小平（时任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政委）、刘伯承（时任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时任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原大学筹建委员会主任）、邓子恢（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副政委）、刘之久（时任中原局宣传部部长、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另外还有嵇文甫、王毅斋两位大学教授任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接到录取通知后，我们从洛阳出发到宝丰。到学校后，我们6个人被分在三大队。在学校，主要学习中国现代史、时事政治等课程。学校依据学生文化程度因材施教，采取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那时候，学校的条件极差，学生住在老乡家，上课在打麦场上，以砖石为凳，但大家却始终保持着饱满的热情。通过学习，我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我的思想改造得益于马列主义的真理，得益于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得益于毛主席的伟大感召力，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照亮了我的前途，拨开了我的视线，医治了我的“色盲”。我深深地体会到，马列主义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开启一切人类愚昧之锁。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动力，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做人的根基、奋斗的归宿。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中原大学奉命派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参加武汉市文教接管工作，并为中大迁至武汉做准备。5月14日，在副教务长的带领下，第一批人员从开封乘火车出发。16日武汉解放，次日我们乘汽车挺进武汉。一路上，我们红旗高展，歌声不断，口号声声，锣鼓震天，特别是车队进入武汉市区那一刻，夹道欢迎的人群蜂拥而至，我们的汽车就在这欢腾的人群中，缓慢地驶向目的地。
到武汉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我们成立了中大文工团，高举毛主席文艺思想大旗，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紧密联系当前的政治任务，配合接管工作，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把党的政策宣传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深受群众的欢迎，对安定民心、恢复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49年冬，为了把新文艺普及到群众中去，使它在广大的青年学生、工人、市民中生根开花，文工团又派出大批党员去做文艺普及工作。
1950年冬，我们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的绝大部分同志参加了湖北省武昌县山坡区的土地改革工作。我们小组共9人，承担了一个乡的土改任务。这个乡的村户分散在一些山坳里。土改初期，阶级斗争异常激烈，地主恶霸等封建残余势力气焰还比较嚣张，贫下中农尚未组织起来，不仅不敢抗争，甚至有的还受地主控制、压迫和剥削，继续交租。我们克服重重困难，发动并组织群众，打倒了地主恶霸的嚣张气焰。这次土改使我们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工作结束后，我被评为“土改乙等模范”。
1951年冬，中原大学文艺学院改属中南文化部领导，成为中南文艺学院。我们又奉命参加了湖北省洪湖县沙口渠的土地改革工作。有了前次工作的经验，在这次土改中我们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召开群众会议，讲明土改意义，发动群众，摸底排队，扎根串联，开诉苦会、批斗会，划分成分，成立农会，分配胜利果实，按照政策要求稳步推进，成效比较突出。土改结束时，我个人受到中南土改工作二团通报表彰，我所在的团小组被评为先进集体。两次土改是对我人生观、世界观考验的过程，也是我接受再教育的过程。我们自己锻炼自己，努力改造个人思想，体会贫下中农朴素的阶级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