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棒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物，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译文】
《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会自我教育。”《文子》上说：“所谓无为，并不是就叫他不来，推他不走，什么事也不做，整天坐着不动。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所以说，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可获胜。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重任都能完成；利用群众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因此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他们。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通才，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由此可见，人的智能是有限的，如果想眼观四海，胸怀天下，掌握真理，仅凭自己有限的本领，就打不破时空的局限。一人的智慧，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的勇敢，不能无敌于天下。这是很明显的道理。然而，作为国家的领袖，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因此知彼，因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吕氏春秋》说：“天没有固定的形状，然而有了它万物才能生长，伟大的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所有的官员各尽其能，发挥作用。这就是没有教导的教导，没有说出来的圣旨。”
庄子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为，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啊！”像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效法的，这就是黄老治国之术的理论根源。
【智解】
无为与有为
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就是“道”。他认为世上万事万物只有依照“道”而行才是合情合理的。“道”本身所体现的是“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可见它的一切虽然都是顺乎自然，却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在治理国家上能够效法自然无为的法则，则可以“为无为，则无不治”，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目的。
“无为”虽然是针对“有为”而言，但并非“不为”，而是希望通过“无为”的方式来达到“有为”的效果。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度经济向封建制度经济变革，政治动荡。周王室衰微，当时的社会、道德、政治秩序也正面临着崩溃。各诸侯大都昏庸暴虐，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子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上，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活，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要真正做到“无为”，最主要的就是由人民自然发展，而不要做有悖于自然、有悖于人民的事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是说天地无所谓仁慈，任凭万物自生自灭。《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觉自愿的走正道。”圣人没有效法天地，不存在仁爱之心，不干涉百姓自己的事情，让他们自作自息，自由的发展个性。
无为是相对的，有为是绝对的。“无为”是针对“有为”而言的， “无为”不是“不为”，所以，不存在完全的无为和绝对的有为，只是孰主孰次的问题，哪一方面作为主要手段要依时间、地点、情况而定，也要做到因时因事制宜。事实上治国也好，管理一方也好都需要有所作为，只是这种有为的形式和时机要把握得恰到好处，否则，在不该有为的时候胡乱施政，或者不讲方法地对一切乱加干涉都会使事情变糟。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在开国之时往往都采用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无为”而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在经历了前朝的苛政和战乱后国力疲惫，人民贫苦，社会生产已经破败不堪。如果此时还横征暴敛的话，就不会得到百姓的拥护，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那些开国帝王大多都能明智地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施行道家的无为之道。但是无为并非不为，不是什么也不做，仁德往往要用法治作为辅助手段，如果国家真的放任不管，只会导致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且等到生产恢复、国力强盛之后往往有为就代替了无为，治国方式就会发生转变，因为时代和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治国之策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不久，曾对太子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于安养生息而已。唯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意思是说天下刚刚稳定，老百姓财力都很困难，因为打仗损失了很多。就像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苗刚栽下，不能乱摇晃它，不能晃动它的根。因此，在建国的初期，政府不仅发给农民耕牛、种子、农具和一定数量的粮食，还规定三年不征赋税，甚至永不收税。
朱元璋有一次和刘基讨论怎么样来发展生产，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的问题。刘基说对老百姓要实行宽仁的政策。朱元璋认为仅仅口头上主张宽仁而人民依然穷困，经济还是落后，这是不行的。如果国家不顾人民的死活而大兴土木，或者不用仁义忠顺教育百姓，或者对于贪官污吏不闻不问、打击不力，或者任由有钱人欺压、剥削穷苦人，那么光讲宽仁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明太祖十分注重法治的作用，他大力整顿吏治，清肃贪官不法之徒，同时编修《大明律》，并广示天下，做到了有为与无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所以明初的政治清明、国力恢复得很快。
战国时代名相曹参在齐国执政的时候，他就是运用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安定繁荣。等到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嘱咐接任他的齐国宰相说：“我要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从事，不要过于频繁地去骚扰犯人。”那位接任的齐相说：“司法治理难道不就是整治犯人吗？”曹参说：“不能这么讲。刑律、监狱这类法治工作，几乎包括其他方面的所有事情。如果过分频繁地骚扰犯人，叫那些作奸犯科的人无处容身，使他们真的走投无路，社会的问题只会更多，更糟糕。”
曹参实际上是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不动用其他举措来干扰根本大法。太史公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曹参给了他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做到了无为而治，所以人民大众才都称赞他的美德。”但是在无为而治的背后，也必须用法令的手段来进行补充，否则无为不但不会有效果，甚至是不可能实行的。
“无为”，如果简而言之，也就是“顺其自然”。无论是治国还是修身处世，都需要有这样一种平和心态，无为可以是一种治国的方略，也可能是一种明智的处世哲学。一件事情，不需要人为地进行过分干涉的时候，就任其以自然状态向前发展，处心积虑地想让事情发生改变，反而会达不到目的。无为是一种淡泊名利之心，不为外界的是非纷纭扰乱内心的宁静，致力于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业而心无旁骛。而对于自己无法把握的事物，不再去耗费精力去做无谓的关注。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人生便会有另一种不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