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上海日资纱厂2万多工人罢工，学生开展募捐和追悼活动，横遭逮捕。5月30日，2000多名学生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枪杀工人、抓捕学生的罪行，又遭逮捕。
这时，聚集在南京路的万余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侵略者竟命令巡捕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人，伤后不久死亡9人，重伤数十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反帝运动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于是，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运动逐渐扩展到中小城市，大名七师和大名五女师、大名十一中的青年学生都纷纷行动起来，加入到了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是时，大名七师和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以及直隶省立第十一中学、各小学校迅速组织了联合会，分别到各街商号宣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接着联合会与商会联系，在关帝庙共同召开了市民大会，大名七师一班学生王维纲，二班学生刘大风、赵纪彬等都在大会上做了慷慨激扬的演讲。特别赵纪彬在演讲时义愤填膺，仇恨满腔，引起了大家的共愤，大家一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接着，大会主席宣布抵制日货及募捐支持上海工人，全体与会市民一致举手赞成，并纷纷表示立即行动。
市民大会以后，大名七师师生立即募捐200余元，寄往上海工会，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另外，学校还组织了纠察队，和其他学校一起，到大名城各商号检查日货，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明确宣布不准再进日货，否则，一旦发现，立即充公法办。不过登记日货是困难的，当时各大商号虽然不敢公开反对，可暗地里捣鬼。他们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国的面孔，实际上还在暗地里卖日货。如鸿记、兰花记、瑞司、广益成等广货、杂货号及福茂长、福盛隆等布庄，虽然都经过三番五次的检查，但也没有彻底查清。据了解，他们先是把货藏起来，有的把货隐藏在暗仓库里，有的半夜挪到住家户。后来就更加狡猾，制造了一批假商标，偷偷地把日货改装成国货。不过，他们投机取巧的办法虽多，可学生的决心也很大。最终日货还是一批一批查出来了，并分别给他们以警告和处罚。后来，他们也就不敢私进或私售日货了。为了增强群众的爱国热情，大名七师学生还向群众宣传不买日货。联合大名各校学生经常到各街各户或附近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从报纸上选些抵制日货的歌曲，教给儿童去唱，如“日本货真不好，奉劝同胞别买了，买了回来惹人笑，既不好来又不牢，慢慢就把中国送掉了”。就是当时流行很广的一首歌。50多年后，一些老校友依然记得这首歌曲，并对当时的许多情形记忆犹新。
“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对于大名七师学生、老师来说，“五卅运动”使他们在猛烈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加深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的理解，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为以后他们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党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特别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以后，大名七师的师生更加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及军阀的狰狞面目，就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到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并把抵制日货运动推向抵制一切外货的高潮。
在这些青年学子当中，刘大风、赵纪彬、平杰三、解蕴山、成润、李大山、裴志耕、王维纲、李亚光等都是当时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这些人不仅是这个学校的第一批或第二批党员，并且对直南革命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例如：
刘大风（1905～1986），直隶省南乐县（今属河南省）佛善村人。1923年考入大名七师第二班学习，1926年10月入党，是大名七师的第一批党员。1927年建立了南乐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佛善村支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任麻西工委书记、三分区专员、豫皖苏七地委副书记等职务。解放后任广东省监委副书记等职务。
王维纲（1903～1984），直隶省磁县王庄村人。1923年考入直隶省立第七师范，为第一班学生。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川南自贡市委书记、重庆市委第三书记兼重庆工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司法部副部长等职务。1956年当选为八大代表。1959年起，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为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蕴山、李大山是直南革命的早期殉道者。
解蕴山（1905～1943），直隶省大名县谢儿寨村人。抗日战争开始后，在中华民族的危亡时刻，他积极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宣传抗日道理，引起了广泛反响。1938年4月，他建立了大名县第四区抗日自卫大队，随后又建立抗日民主区政府。先后任魏县县长兼大队长，冀南一专署专员等职，1943年5月26日，牺牲于日伪的反扫荡战役中，时年38岁。
李大山（1909～1937），直隶省大名县破井村（今属河北省魏县）人。1926年入党，是大名七师的第一批党员。曾任大名中心县委组织委员。温邢固事件被捕后，与敌人进行了坚决斗争，并写下了《波格达洛夫‘社会意识学’大纲批判》一文，三万余字，被大名七师学生和社会广泛传阅，是一个难得的才子。1931年出狱后，不顾重病，继续为党工作，担任华北教联组织部长，又一次被捕。释放后又重新工作，然而，身染重疴，最后病死于漯河医院，时年29岁。
其实，在直南早期革命的岁月里，牺牲的还有他的同胞兄弟李亚山，时年24岁。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他们都是大名七师的学生，他们是母校的光荣，他们是母校的骄傲。
（四）冯品毅与大名七师党组织的诞生
经过抵制日货的斗争，学生已开始走出校门，走向社会革命。这使大家认识到，象牙塔的革命必须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会有意义，才能给“以作为学”的教育思想一个完整的注释。但是，该怎样找到这样一条道路呢？人们都在苦苦地思索。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党人更是植根于工农群众之中，与工农群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邓中夏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就召唤着更多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学校去，从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国情的国家里，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大名七师的道路在哪里呢？
这里，我们认为，不论冯品毅出于何种原因来大名七师任教，但客观上走的也是这条路，那就是与学生运动相结合，壮大共产党，发展共产党，为中国革命聚集新的力量。
历史这样记述冯品毅：冯品毅（1900～1930），名庆升，直隶省大名县冯庄人。北京高等师范外语系毕业。上中学时曾是谢台臣先生的学生。当时任中共豫陕区委委员兼开封共青团的负责人。当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时，冯品毅曾以跨党身份被选为河南代表参加了会议。国民党的广州党代会以后不久，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开始反共。随着形势的恶化，冯品毅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工作难以开展，于是，应谢台臣先生之邀到大名七师任教。
据有关史料记载，1926年8月，冯品毅同志来到大名七师任教，担任英语教员。这个环境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他非常尊重谢台臣先生，推崇谢先生的教育改革，并认真贯彻执行。为此，他自己编写新教材，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讲述北伐战争，还有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对民众的残酷压榨等，使学生耳目一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思想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冯品毅注意教学方法的运用，因材施教，因人施教，有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这对学生掌握知识带来很大益处。由于这些原因，冯品毅很快就成了学生尊敬的一位老师。下课后，学生都愿意接近他，而他就利用课余闲谈的机会，向学生介绍《唯物史观略解》、《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他有关社会科学的书籍，传播革命真理，使革命理论日益深入人心。
不久他又发起组织了读书会，吸收思想进步的同学赵纪彬、刘大风、裴志耕、李大山、成润等10余人参加，利用课余时间从事于革命理论的学习。在他的指导下，读书会的同学认真学习，认真研讨，思想进步很快，觉悟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为学校党组织的诞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冯品毅也喜欢和谢台臣先生谈话，并向谢台臣先生介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书籍，也常和谢台臣先生一起研究教育方法，彼此砥砺。应该说，谢台臣先生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冯品毅同志的很大影响，这对于谢台臣先生以后领导大名七师的师生，从事革命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冯品毅很得谢台臣先生的器重。
不过，冯品毅同志在校不到3个月就往广州去了。时间虽短，但贡献至伟。这就是在大名七师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冯品毅同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先后发展了5名党员，刘大风、赵纪彬、李大山、吴益普、成润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党员，并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大名七师党组织诞生了！
对此，刘大风同志有过一段详细的回忆：……此时，冯品毅因环境紧张，革命工作需要离开大名七师。我们知道冯品毅将要离开“七师”了，一天夜间，我跟赵纪彬讲：“听说冯老师要走了，他走以后，我们再找党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走前让他介绍我们入党吧！”赵纪彬同意后，我们就给冯老师写了信，大意是我们想参加革命活动，希望冯老师介绍我们参加党的组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能介绍我们入党，则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师长”，语言是很恳切的。冯品毅看后把我们两个叫到他的屋里，就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入党？”我们说：“因为对军阀不满，对现时社会不满。要改造它，唯有革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要革命，唯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希望。所以我们要求参加党的组织，投身于革命之中。”当夜，冯品毅就很高兴的同意了我们的入党要求，介绍我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党的组织、党的纪律、党的最终目的、党的名称代号等都给我们讲了，还告诉我们通信密写的方法，最后还告诉我们河南省委的通讯处，即开封东大街天主教堂×××（名字记不清了）转。回宿舍后，我和赵纪彬就给我们最好的同学李大山讲了这件事，也就是当晚由冯老师还发展了李大山入党。第二天又发展了成润、吴益普入党。于是就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我，赵纪彬为组织委员，李大山为宣传委员，成润为团书记。这时的主要工作是分头活动，找进步同学谈话，发展党团组织，宣传党的主张，北伐军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内容，反对旧军阀。过了三天，冯品毅离校。我们按照冯老师走前的嘱咐，订了一份《华北新闻》报，此报是国民党左派出版的，态度明朗，观点鲜明。记得有一次读报标题为“北伐军光复九江”，不断登载两湖农民起来帮助北伐军截击北洋军调残兵败将的消息。我们就把有关北伐战争胜利的新闻写在黑板上宣传。这时也和北京的几个党员取上了联系，到放寒假前，我们在“七师”已发展党团员10多名，有大名县的解蕴山、裴志耕、曾则西；南乐县的石仙洲、朱子欣、李渭川、王师韩；长垣县的郭仪安；巨鹿县的李亚光；还有吕鸿安、李青阳等人。这时党支部书记换成了赵纪彬，我是组织委员，李大山是宣传委员，成润做团的工作。这时，我们也用国民党的名义活动。放寒假时，我们开会布置了工作，要求党员在农村向农民宣传和发展党的组织，我在南乐家乡佛善村发展了刘峰同志……不难看出，大名七师从1923年建校到1926年10月建党，仅仅只有三年的时光。在这三年中，谢台臣先生在晁哲甫、王振华等先生的密切配合下，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使学校从创办之始就明显地带有反帝反封建的特征。他和他领导的学校崇尚科学，推崇民主，对旧教育予以了有力的否定，改变了直南师范教育的面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尤其是他系统提出的“以作为学”的教育主张，使大批青年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领先于那个时代的新的教育观念，并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赋有创造精神，敢为天下之先，使广大青年学子受益终身，由此也使他的教育理论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很明显，“以作为学”的教育理论，孕育了一所红色的学校，孕育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这既是对教育的贡献，更是对革命的贡献。正是在“以作为学”教育方针的指引下，大名七师广大青年学子才逐步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并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一下冯品毅和谢台臣两位同志。客观地说，冯品毅是大名七师的英语教师，同时还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早年，曾受业于谢台臣先生的门下，是谢台臣先生得意的学生。他来大名七师任教，是谢台臣先生邀请的一个结果。这说明谢台臣先生见识通达，慧眼识人；冯品毅同志也临危赴任，不辱使命，最终在这所学校里建立了党的组织，这是他对直南革命的最伟大贡献。有人这样评价说：他在校虽然只有短暂的三个月时间，但给大名七师带来了马列主义，播下了革命火种，使“七师”成为直南一个革命的策源地。此言不虚，可谓恰如其分。
在直南革命史上，对冯品毅的记载随处可见。冯品毅自幼随父读书，后到外婆家郭庄正式入小学堂读书。1914年，经大名县第一高级小学堂堂长阎承之推荐，年仅14岁的冯品毅来到保定，考入直隶省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在校读书期间，受到该校主任谢台臣的重视和培养。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特别是对外语产生了极大兴趣。1918年暑期，冯品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进行专门深造。冯品毅进入北京高师后，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