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医学董氏针灸注疏
4652600000032

第32章 王全民先生董氏针灸随笔(1)

一必也正名乎:“中国”董氏针灸

既说是随笔,开宗明义第一篇,为什么又提出了一个颇为严肃的题目“必也正名乎”呢?自我解嘲,就是“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本来,自董师仙逝后,凡谈董师针灸之道的师兄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不管称董氏奇穴,或称董氏针灸,所强调的都是“董氏”真传,也从未在“董氏”之前,加入任何“地域”的字眼,如杨维杰师兄1980年的《董氏奇穴针灸发挥》及1992年的《董氏奇穴针灸学》,赖金雄师兄1987年的遗作《董氏针灸奇穴经验录》,胡文智师兄1987年的《最新实用董氏针灸奇穴全集》,胡丙权先生1986年的《董氏针灸临床精要秘录》及1991年的《董氏五行刺络针法》等书,还有陈渡人师兄1964年编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都没有在“董氏”或“景昌”之前,加入任何“地域”的字眼。

董师自己的两本著作,1968年署名“山东董景昌撰述”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讲义,及1973年署名“山东董景昌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除自称自己是山东人外,也没有在他的董氏针灸著作的“董氏”之前,加入“地域”的字眼。但奇怪的是,胡文智师兄的徒弟,李国政先生所出的一系列董氏针灸书籍,在1985年左右,顶起了“台湾”董氏针灸的旗号,姑且不论李国政先生在推动董氏针灸发展方面的功过如何,但在“董氏”之前,加上“台湾”这个地域性名词,就是值得讨论的。这个名称上的争议,本应由李国政先生的师父胡文智师兄出来说句话,但胡师兄一直未曾表示意见,直至胡师兄也参与了其弟子陈擎文先生的“台湾”董氏针灸典藏计划后,答案不言而喻。因此,杨维杰师兄和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位师兄联络后,首先于去年(2008年)初,质疑“‘台湾’董氏针灸”一名的正当性,并且以董师著书时署名“山东董景昌”,提出与其用“台湾”董氏针灸,不如用“山东”董氏针灸,更合乎董师署名之原意。

殊不知,用“山东”董氏针灸,仍不合董师之原意。人们常对在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忘了。就像空气与水之于人类,何等重要,但平常若呼吸正常,饮水无缺,就会忘却空气与水对人类的重要性。同样的,笔者也犯了这个毛病,千找万找,居然忘了董师颁给自己学习董氏针灸的毕业证书。所幸这次世界针联邀请笔者在河南中医学院主办的“针灸风采全球行——董氏针灸中国大陆推广会”上主讲,为了证明自己是董师嫡传弟子,翻出这张毕业证书,才发现董师颁发毕业证书的职衔署名是“中国董氏针灸研究所所长董景昌”至此,历史真相大白,董师原意,不是“山东”董氏针灸,更不是“台湾”董氏针灸,而应是“中国”董氏针灸。即董氏针灸不专属山东,更不专属台湾,而是在中国文化及医学体系中所孕育而出的“中国董氏针灸”。

二董师论针灸的面授口传

董师景昌公,籍隶山东省平度县,生于1916年5月23日,殁于1975年11月7日(农历十月初五),享年60岁,同月15日卜葬于阳明山第一公墓。

董师生前留下来的著作,分别是1968年亲自撰述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讲义及1973年亲自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两书脉络相通。其间,1972年郭家梁前辈著的《实用中国针灸经穴学》附录有《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郭前辈的这本书,笔者原拥有,但不幸于1974年9月的葛乐礼台风骤来的水灾时,与笔者的大部分董针笔记,同时被淹没毁去。此外,还有两个董师为柬埔寨龙诺治病的用针记录,分别是1971年11月3日到26日及1972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的记录。以上可说是董师生前公开的资料。

当我们看董师的著作时,首先应该看书的自序。自序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序,或称为引,是说明书籍著述或出版旨意、编次体例或作者情况等内容的文章,也包括一些问题的阐明。董师的自序,1968年和1972年的文字非常相近,两者的自序都相当简洁,而1973年的自序则更完整。唯1968年的自序里有两句独有的文字,很重要,即“援用现代语文,撰述本书”。因此,在书中的解剖项下,除西方的解剖学内容外,还将中医传统的五脏五行观,借神经之名以显之。

我们从1973年版的董师自序来说明。董师自序一开始除肯定针灸治病,历史悠久后,即点出宋仁宗时铸的“腧穴铜人”及颁行的“五脏图”。“腧穴铜人”指的是王惟一于公元1027年(宋天圣五年)造出的两座针灸铜人模型,并写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来说明。铜人的外形和普通青年男子的形状一模一样,手足和躯干等连接部分均装有榫头络瓣,可拆下来,也可装上去;体内则装着铜制的心、肺、脾、胃、肝、肾、大小肠等五脏六腑;铜人的表面还写了金字标明十二条经络和三百五十四穴位的名称。这两个铜人又称为“天圣铜人”。后来几经战乱,这两具铜人逐渐不知所踪,几十年前曾误认流落在日本,但经查访后,已予以否定。而明朝1443年出现的仿“天圣铜人”的“正统铜人”目前流落在俄国。对于中国针灸铜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央视制作的“铜人谜踪”DVD。

针灸铜人大家都比较熟悉,那“五脏图”又是什么呢?如果是宋仁宗时代的“五脏图”,就应该是《欧希范五脏图》。北宋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全世界第一部工笔细描的人体解剖图。谁是欧希范?他不是达文西、维萨留斯、王清任、哈根斯这类对人体有高度兴趣的人。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广西起义领袖欧希范、蒙干等人,由于中了宋官吏杜杞的圈套,在假意犒赏义军的宴会上,欧等人酒醉如泥,于是束手就擒,两天中有56人斩首于市。宜州推官吴简进行了解剖,并与书工将所见绘成图谱,名之曰《欧希范五脏图》。这幅图目前已失传,当时吴简还作了文字记录:“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氧,互令人吹之各不相厌。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之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有膀胱。”这段记录,与现代观察比较,有部分错误,但是对肝、肾、脾、心、大网膜等内脏器官位置的描述,基本上是正确的。

董师认为“腧穴铜人”与“五脏图”,“供世人参证,针术更趋昌明”。笔者特别注意董师用到“参证”两字,这是道家的用语,但与“内证”这个词有别。而供世人“参证”,也要先完成铸“腧穴铜人”,颁行依解剖而画的“五脏图”。即先有“参(观察)”,后才有“证(内证)”。这与伏羲氏先“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后,才“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一致的。而不是凭空“内证”而已。“参证”,要有参有证。因此,董师接着说:“垂今历两千五百年,医圣辈出,遗著亦伙,惜以文字深奥,语意含蓄,非躬亲体验,实难领悟真谛,是以面授口传,居于重要地位,但囿于私相传习,秘而不宣,致高深医理,每失所传,良可惋惜!”这段文字中,重要的地方在“躬亲体验”四字,没有“躬亲体验”,就“实难领悟真谛”,所谓的“面授口传”就是从躬亲体验中,达到领悟真谛。仍是“参证”二字的发挥。但若囿于私相传习,秘而不宣,则高深学理,会失其所传,这里就预藏了董师公开家传针灸的伏笔。

三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

董师在谈及针灸秘传之弊后,接着提出历代针灸穴位的变动性:

“一般所传之针灸医学,循十四经脉络,定为三百六十五穴位。但观历代名医遗著,经穴经废弃者有之,经外再发现者亦有之。不独‘腧穴铜人’未臻完备,十四经脉络穴位亦迭有鼎革,针灸医学仍须继续研究与发展,乃不争之论。”针灸穴位既有鼎革,那董氏针灸不同于传统者为何呢?

董师写道:“景昌先祖所传针术,异于‘十四经’脉络,所设穴道部位亦与‘三百六十五穴’者大不相同,且重针轻灸,治法简便而功效显著,甚多诊断为难治之症,均经景昌以祖传针术神速治愈。吾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奈先祖遗著毁于兵燹,至深遗憾!所幸景昌记忆力强,对先祖面授之针术尚能牢记要诀,来台以后施行义诊,计有三十万病患同胞深受董氏针术之惠,复因三十万人次之临床验证,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这段很重要,分别论于后。

“景昌先祖所传针术,异于‘十四经’脉络”,这是被许多研究董氏针灸者所忽略的一句话。这句话,对从1968年到1973年的书名都有的“正经”二字,有很大的冲击。因为,董师明言其先祖所传针术是“异于‘十四经’脉络”的,因此,所谓的“正经”,究竟何指,却没有明说。而观董氏针灸各区段的分布,与传统的“十四经”脉络有重叠之处,但也有歧出之处;尤其是各穴的五行解部,不完全依照所循传统“十四经”来决定,甚至与原来循行的“十四经”根本没关系。如在食指第一节掌面正中央偏向拇指外开三分的大间穴,解部就是心脏及六腑;其上二分的小间穴,则是肺分支、心脏及六腑解部。因此,董氏针灸的“正经”应另有解,而这个“正经”之意,有强烈的五行中各有五行的意思在内。而董氏针灸“正经”的意义,分别可从1964年陈渡人师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1986年胡丙权先生《董氏针灸临床精要秘录》及1988年池琛师兄的徒弟陆建中先生的《董氏棱针征穴学》里,略见端倪。

“所设穴道部位亦与‘三百六十五穴’者大不相同,且重针轻灸,治法简便而功效显著,甚多诊断为难治之症,均经景昌以祖传针术神速治愈。”这段文字,稍涉董氏针灸的朋友们都知道,因此不必详论。重点在董氏奇穴之“奇”,主要在其治法简便,功效显著,合乎“守数据治,无失俞理”,即执简驭繁,确实掌握选穴简要的原则。因此,“吾董氏针灸另有渊源,自成一派”。

可惜的是,“先祖遗著毁于兵燹,至深遗憾!”所幸遗著虽毁,但董氏先祖凭其记忆,尚留有“要诀”,“所幸景昌记忆力强,对先祖面授之针术尚能牢记要诀”,即由先祖“面授口传”,牢记住要诀,然要诀如何发展才能还原董氏针灸的原貌呢?那就是董师“来台以后施行义诊,计有三十万病患同胞深受董氏针术之惠,复因三十万人次之临床验证,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从牢记的要诀,到“董氏针术之疗效乃无可置疑者也”,是董师经二十五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中,从三十万人的诊疗中,逐一“验证”出来的。而不是靠着一本载满穴道名称的“秘籍”发展出来的。身为1973年《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助编的袁国本师兄曾经笑言:“如果老师手中有一本载满近两千个穴道的秘籍,那这本秘籍就不知道有多厚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从1968年的董氏针灸讲义,到1973年的董氏针灸教科书,是董师从其三十万人次的“验证”中,删芜存菁“参证”出的精华。与孔子将从民间搜集的三千诗篇删减成三百篇的《诗经》,是同等的意义。因此,学习董氏针灸,就应以1973年董师亲自编著的《董氏针灸正经奇穴学》教科书为准,才不负董师编书传针道的原意。

四董师对十四经主治之修订董师在阐扬董氏针灸的渊源及个人的“参证”过程后,对于传统的“十四经”的运用,也有其独特的见解。董师说:“景昌临床治病,固以祖传针术为要着,然对‘十四经’各穴之治效亦曾研究而比较之,经临床验证,一般‘十四经穴学’中所列各穴之主治病症,有未尽者,亦有效微者,特将有关穴位经景昌验证确定其主治之病症,按实修订附载于后,提供同道参考,亦期抛砖引玉也。”这个附录即《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对研究董氏针灸起了他山之石的作用,因为里面充满了董氏针灸用针的思考,但以往都被学习董氏针灸的人,误认为不属于董氏针灸范围而忽视了。举个例子来说,在1973年董师亲编的董针教科书里,提到在眼中央直下之颧骨直下陷处有一个玉火穴,第一个主治就是心经之坐骨神经痛,但什么是心经的坐骨神经痛呢?在董氏针灸十个部位里,背部及胸腹部各区中都找不到答案。但这个心经坐骨神经痛的答案就在《董氏对“十四经”

主治病症之修订》里,一共有两处提到:其一是心经的“通里——治心经之大腿后坐骨神经痛”;其二是心包经的“大陵、内关、间使——治心经之坐骨神经痛,大腿后正中央痛”。也就是用《十四经》主治的内容补足了董氏针灸奇穴的内容。如果再仔细研究这个《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将会发现许多后背及胸腹穴道的运用,都暗合董氏“不定穴”的含义。

大约三十五年前,笔者年轻时,曾为杨维杰师兄所办的中医杂志写过一篇“《董氏对‘十四经’主治病症之修订》简按”一文,后杨师兄在其出版的《董氏奇穴针灸发挥》及《董氏奇穴针灸学》中,都将此文附在书后,唯简体字版,把笔者的名字误为“王作民”而已。但这篇简按的内容相当不成熟,笔者有后记:“综上所述,是乃《董氏对‘十四经穴’主治病症之修订》的简按。乃是景师对于十四经穴之发明与贡献;其着眼点纯在临床之效验上,故独出一格。由于笔者从景师习针术仅三年,加以资质愚鲁,故于精妙处尚不能完全悟解。故于本简介中,不无疑误者。而凡有疑误处,盖由笔者任责之,识者察之,庶无损于景师针术之精妙也。”

除用针灸治病外,董师亦有家传的食疗特效方,名为《董氏祖传简便食疗特效方》。陈渡人师兄《景昌奇穴——针灸穴位及医案》讲义中有一董公食疗案:“痰迷心窍,师曰:痰迷心窍难以为眠,以甲鱼二两,白糖二两,香油二两,煎服三次必愈。”笔者临证也选用过几个,如酸枣核炒熟研末,每服三钱治失眠,生用亦每服三钱治昏睡不醒;黄芪每服五钱煮水喝,治糖尿病、倒食、脾胃虚、肚子胀,预防癌症;鸡脚草煎水洗膝盖以下,治痢疾特效,亦治鼻衄淋病;生姜一两捣烂合红糖一两煮水服之,治腹痛极效。这些都是笔者最常用的食疗特效方。

总之,《董氏祖传简便食疗特效方》是仍待开发的一个领域。而董师最经常用的中药成方,根据陈渡人师兄的记载,则包括了六味地黄丸、盐制桂附地黄丸、天王补心丹、炙甘草汤、黄精粉花生汤(治肺痨)及花生汤冲服白及(治肺结核)等。这个领域,还待更多研究董针的朋友们,一起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