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共匪。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
“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而没有人知道——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除外。”
“她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喽？”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民主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口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了一句。
毛马上接口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几位前任总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的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的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我说，我们应该审查我们的政策，决定这些政策应该怎样发展，以便同整个世界打交道，并处理朝鲜、越南和台湾等眼前的问题。
我接着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这也只能在这间屋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兵力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防御关系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决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
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探身向前，微笑着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
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他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这一次会晤的时间，因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原来只通知安排15分钟。毛泽东谈得很高兴，将时间延长，一共进行了一小时零五分钟，致使周恩来在这次会见期间不断地看自己的手表。
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永远是谈话的中心。在他的引导下，这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一种漫不经心的、戏谑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话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为“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含义。
我们必须对上面所引述的尼克松回忆录稍作一点补充，使它更为完整。在谈到美国的总统选举，谈到尼克松在政治上的反对派的时候，毛主席又很随便地说：
“在我们国内，有一伙反动分子反对我们和你们搞好关系。结果，他们乘飞机逃到国外去了。”
为了让尼克松听出这是指林彪，周恩来插话说：“后来，这架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坠毁了。”
当尼克松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就国际问题谈论具体细节时，毛主席又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道：
“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谈哲学问题。”
陪同尼克松会见毛泽东的基辛格，对毛泽东留下了十分深刻而非凡的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他在中国人当中身材是高大魁梧的。他微笑着注视来客，眼光锐利而微带嘲讽，他的整个神态似乎在发出警告说，他是识透人的弱点和虚伪劳的。或许除了戴高乐以外，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
半个多月以后，当基辛格在白宫他那安静的办公室里，细心琢磨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记录时，他发现毛泽东在谈话中实际上已经勾画出了上海公报的内容。他注意到，公报里的每一个段落，在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里都有相应的一句话，怪不得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的谈判中，所有的中方人员，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都反复地引述毛泽东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在毛泽东会晤尼克松后的几小时之内，中国就向外国新闻界提供了面带微笑的毛泽东和咧着嘴笑的尼克松会见的新闻照片和电影。这种做法表明，毛泽东本人很快赞扬了尼克松的访问。
28年前，毛泽东曾经打算偕同周恩来从延安远涉重洋去华盛顿会晤罗斯福总统。那是1944年12月间，驻华美军的两个代表包瑞德上校和伯德中校一起来到延安。他俩是为了一个计划来探听共产党的反映：如果美国在东北空降两万五千人的伞兵部队，可望得到共产党提供什么样的支援。这一突如其来的计划使延安的共产党领袖们很吃惊。毛泽东对包瑞德和伯德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他和周恩来应当到美国去和罗斯福总统会谈。据说，当时毛泽东曾经发过一个电报给罗斯福，但他后来一直没有得到邀请。不久，这个计划因为复杂的原因而流产了。对延安的共产党有好感并愿意与之打交道的罗斯福也告别了人世。
对此，笔者的另一部专着《美军观察组》有详尽的记述。当初谁也没有想到，28年后，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亲自到中国来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历史拐了一个十分坎坷曲折的大圈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不过，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中美关系掀开了十分光辉的一页。
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