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刚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不久，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就出现了。这位身材高大、器宇轩昂的苏联大使跟基辛格保持着一系列的机密往来，这一往来后来被称为“后门渠道”，又被称为“多勃雷宁-基辛格渠道”。
它是处理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极为敏感的问题的一种手段。
多勃雷宁刚刚坐下寒暄了两句，就坦率地向基辛格提出：请给他介绍昨天中美华沙会谈的情况。多勃雷宁凝视着基辛格，说：“我特别注意到了你们国务院发言人宣布这次会谈时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眼。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
基辛格感觉到他睿智、关切的目光里包含着忐忑不安。尽管基辛格极为自信，他还是十分钦佩多勃雷宁，认为他是苏联第一流的美国问题专家。多勃雷宁富于想象力，温文尔雅，具有开展高级外交必不可少的品格，即不管到什么地方，在什么社交场合，都能控制感情，反应敏锐，谈笑自若，应酬自如。基辛格觉得他是一个能以炉火纯青的技巧活跃在华盛顿上层社会的能人。基辛格了解过他的履历。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又获得过航空工程师的职称，战时在造飞机的工厂干过，年轻时在莫斯科就有“美国通”的雅号。基辛格常常利用他与苏联高层首脑的关系向克里姆林宫转达美方的观点，而依靠自己驻莫斯科外交官的时候并不多。
现在，基辛格听着多勃雷宁的要求，产生了一种下棋获胜者的优越感。基辛格想起多勃雷宁就很善于利用美国人的弱点来巧妙地耍弄美国人。有一次，多勃雷宁在社交场合中引用了威尔·罗杰斯的话说：“美国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失败过，而在会议上从来没有得胜过。”此话在众多的各国外交官面前博得了笑声。
昨天华沙会谈的成果使基辛格有了机会，他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回答多勃雷宁：“大使先生，难道你不认为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老练地用笑声掩盖了自己的尴尬。笑罢，他说：“我希望美国不是在考虑利用中国作为一种军事威胁。”
基辛格笑着提醒他说：“大使先生，我记得去年尼克松总统当面向你表明过，美国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我也再次说明，中美两国的接触，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这不是针对苏联的。”
基辛格望着多勃雷宁仍然不太放心的神态，本来想告诉他，昨天会谈的情况很简单，无非是每个大使念了一篇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但又一想，多勃雷宁并未因为莫斯科在任何问题上从未向美国介绍过情况而犹豫不决，竟然理直气壮地来打听中美会谈的情况，就笑了笑，把话题换了：“大使先生，您夫人伊利娜主持的晚会给人很深刻的印象……”
看着多勃雷宁心不在焉地应酬着答话的样子，基辛格幸灾乐祸地想到，北京已经成为触发苏联人“神经痛”的地方。基辛格马上联想起最近流传的一个典型笑话——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打热线电话说：“听说你有一台新式的超级电脑，能预言2000年将要发生的事情。”
尼克松当然自豪地回答：“是啊，总书记阁下，我们美国有这种玩意儿。”
“嗯。总统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时的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姓名呢？”
沉默了颇长一段时间。
“啊哈！”勃列日涅夫讥笑地叫了起来，“你的电脑不怎么先进嘛！”“不，不对。总书记阁下，”尼克松认真地回答说，“电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但是我不认得。这些姓名都是中文的。”
基辛格想，对于苏联人来说，这并非笑话。中美接近必定会触发一场地缘政治革命。要是昨天华沙会谈能取得成果，一个美国使节访问北京所造成的冲击力，将不亚于一颗百万吨级的原子弹爆炸，会使克里姆林宫苦恼万分。
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基辛格笑得意味深长
他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之前，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站在那明亮的长方格子玻璃窗前，欣赏着窗外玫瑰园里盛开的郁金香、清丽的葡萄风信子花……胸中回响起一段乐曲的旋律。那是他今早起床时在林肯起居室放的拉赫马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音乐中那明朗的情绪、稍带东方色彩而节奏活跃的主旋律弥漫在玫瑰园天空。
他在以鹰为标志的总统旗与星条旗之间的总统转椅上坐下，开始批阅办公桌上的报告与文件。这时，他看到了毛泽东的“五二○声明”。昨天，这位中共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广场上近百万狂热的革命群众挥手，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他的下颌都气得扭歪了，脾气变得特别坏。刚才听音乐与看花时的愉悦心情烟消云散。尼克松没有像往常那样，将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召来，对事态作进一步的分析，而是气急败坏地抓起电话颁布命令：
“凡是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舰只全部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那种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他们……
“我不想要什么长篇大论的文件。不要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我要你打电话传达，这是总司令的命令。你可以告诉莱尔德（当时的国防部长），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我要舰只在24小时内到达台湾海峡。”
尽管尼克松大发脾气，他的下属们倒是十分清醒。毛泽东无非是在天安门上像往常一样大骂“美帝”，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没有产生异常的攻击美国军舰或是杀害美国人生命的后果，也没有“进犯美国盟友台湾”，并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安全的行动。而且，尼克松的亲信们追随他多年，熟知他的性格与脾气，早已认识到这类命令如果不在24小时内执行是会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这件事表明了这位偏爱外交事务的美国总统的两种心态：一是焦急，急于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从而在东南亚脱身并制约苏联；二是说明他把握不定。连基辛格也感觉到，尼克松说“无可挽回”的时候，正突出地表明了他的把握不定。
20年来形成的疑心是不容易克服的。尼克松暴跳如雷，是由多方面复杂的因素积累而成的。“五二○声明”只不过是条导火索而已。这除了表明中美长期敌对而形成的疑心，和尼克松本人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性格，还表明了尼克松对国内因内部扯皮而耽误了华沙会谈的日期十分恼怒。
本来，1970年2月20日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第136次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中国代办雷阳作了一次非常奥妙和委婉的发言，表示中国方面愿意接受美国派一个使节去北京的建议。尼克松受到鼓舞，感到似乎快要突破了。
接着，尼克松又于2月22日收到了叶海亚总统托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转来的一封信。叶海亚在信中有把握地告诉尼克松，美国近几个月来所采取的行动已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动”了中国人。叶海亚还说，中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担心美国与苏联勾结了；但是，要是美国把中国愿意同其进行实质性对话归结于中国实力的虚弱和对苏联的惧怕，将会引起北京十分敏感的反应。
叶海亚还说，中国人“认为扩大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已经不那么大了。他们认为中美交战的可能现在已经变得很小了”。他们“愿意同美国进行一场涉及两国一切分歧的实质性对话”。叶海亚还指出，“谈判将是严峻的和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