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出奇制胜重用基辛格
尼克松是一个充满着惊人的矛盾的人物。他的特点是嗅觉灵敏，以变应变，出奇制胜。有的时候，几乎每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让他占了。他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越南政策的主要批评者，要求美国在越南作出更大的努力，因而获得了“鹰”派的名声；而他担任总统后却孜孜致力于使美国撤出越南。他带头反共、反对承认红色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以后，他跟麦卡锡相互呼应，追究是谁“丢失了中国”，喊叫“要是毛泽东占领了台湾，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海岸”；而他入主白宫后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为与中国对话进而承认中国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他聘任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也是他出奇制胜的一招。基辛格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他却把白宫的重要职务交给基辛格，这是政治分析家们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美国，位于波士顿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集聚着美国知识界的精英。当时，哈佛教授们瞧不起尼克松已经成为一个固定的正统观念。这个校园建筑上布满常春藤的大学，是一块具有鲜明的反尼克松色彩的天地。基辛格在哈佛的许多朋友认为，尼克松是美国政治中形象最糟糕的人物。有人甚至认为他是个品质卑劣的投机政客，是一个一味哗众取宠、玩弄反共把戏的走私贩子。尼克松上台就意味着美国历史上很不光彩的时期——麦卡锡主义死灰复燃。
在基辛格受尼克松聘用以前，生活在基辛格周围的人几乎都是尼克松的死对头。其中，对基辛格一生影响最深的一个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美国大财阀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喜欢基辛格，十分乐于同他交往，欣赏他的聪明才智。洛克菲勒在与基辛格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有关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知识与见地，他把基辛格当成重要的外交政策顾问。基辛格因受到洛克菲勒的器重而十分快慰，自然乐意为之效劳。
可是，洛克菲勒曾经两次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都被尼克松所击败。
基辛格确信纳尔逊·洛克菲勒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他认为洛克菲勒完全具备果断勇敢、远见卓识这类当领袖的品质。因而，在1968年的大选中，基辛格对洛克菲勒当选总统的可能性估计得十分乐观，使出了全身解数为洛克菲勒的竞选奔走操劳，并且公开地发表了反对尼克松的言论。据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他对代表们说：“在所有候选人当中，尼克松当总统最危险。”说尼克松当选将意味着共和党的悲剧。有的记者问到他对尼克松的评价，基辛格回答得十分干脆利落：“荒谬可笑。”当记者进一步问他，要是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会怎么认为？基辛格回答得更明了：“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但是，尼克松的表决机器势不可挡。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以277票对692票败下阵来，一时全国的电视屏幕上只剩下理查德·尼克松的面孔了。基辛格为洛克菲勒的失败伤心透了，据说他哭了。他回到曼哈顿东55街400号的公寓里，埋头睡到天亮。有记者打电话吵醒了他，他在电话中还伤心透顶地骂尼克松说：“这个家伙根本没有资格统治美国。”后来，基辛格还在好几个场合毫无顾忌地埋怨并公开反对尼克松当候选人。
非洲有条远古的谚语说：对手的朋友，当然也是对手。毛泽东也有一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尽管基辛格反对尼克松，尼克松却不反感基辛格。尼克松当选总统后，思考了前几任总统执掌白宫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打算一开始组织政府就由白宫指尼克松喜欢出奇制胜。
导对外政策；因此，他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人选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考虑到此项职务的重要性，在决定人选时准备采取独特的挑选办法。尼克松想到了基辛格。
尼克松尽管与基辛格缺乏交往，而且还遭到基辛格的攻击和反对，但是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德国犹太血统的哈佛教授的深刻印象。他早就读过基辛格的几部着作，基辛格否定杜勒斯外交政策的新设想、有限战争理论、对谈判时代的认识、均势思想、和平结构、对世界由两极变为多极的分析……让尼克松觉得富于创造性，而且同尼克松自己那些对外政策的基本主张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但他跟基辛格只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1967年12月10日在剧作家卢斯夫人家举行的一次酒会上。那时，基辛格虽颇有名声，但在政界并无地位。基辛格十分守时，很早就来到纽约五马路993号的卢斯夫人家里。这天晚上名流会聚、高朋满座，基辛格认识的客人不多，又不善于寒暄应酬，坐了片刻之后就想起身告辞了。正在这时，尼克松来了。卢斯夫人马上将他俩引入一个僻静的书房，让他俩有机会交谈。双方都觉得尴尬，寒暄应酬了几句。尼克松说他看了基辛格的第一本书《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从书中学到了知识，并提起为此给基辛格写过一封短信，表示钦佩。
基辛格因为忘了这件事，只好尴尬地“呵、呵”表示感谢。据基辛格回忆，他俩在不大自然的气氛中说笑了几句，然后就分手了。
一想到尼克松要当总统，基辛格就觉得不是滋味。11月22日，星期五，基辛格从坎布里奇飞来纽约，同洛克菲勒进行例行的午餐约会。在他俩边吃边谈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找基辛格的。尼克松的年轻助手德怀特·查平来电话请基辛格博士下星期一到皮埃尔饭店与当选总统一晤。
基辛格以为尼克松的约见无非是要听听自己谈谈对外政策，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谈会改变他后半生的生活。基辛格于11月25日（星期一）上午10点准时来到皮埃尔饭店39楼的尼克松的临时总部。
尼克松尽管当选了总统，但他与基辛格会面时还是很尴尬的。据基辛格记载，尼克松装出轻松自在的样子，却掩饰不住内心的紧张不安；他神态腼腆，缺乏自信，动作含义模糊，语声低沉温和，因而气氛十分沉闷，甚至有点紧张。
尼克松扼要地说明了他对外交政策的一些看法。他的见解和知识与基辛格以前对他的看法全然不同，这倒使基辛格大为惊讶。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这种就外交政策交换意见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这次会晤的实质：两个精明人在互相打量和摸底。在相互打量的后面包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对于基辛格来说，隐含着揣摩新总统是不是要给自己一个差事干？对于尼克松来说，是进行了一种奥妙的试探，看这位外交主张颇合自己胃口的哈佛教授是否愿在新政府里工作？
据尼克松回忆，他对基辛格有着强烈的直觉，他当场就内定基辛格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他想，由他起用基辛格，是“颇为得意之笔”，是出奇制胜的一着。
两天之后，他俩又在皮埃尔饭店见了面。这次，尼克松正式邀请基辛格出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按捺住惊喜的情绪，犹抱琵琶半遮面，提出考虑一个星期后再答复。他俩接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谈得很投机，直到该吃饭的时候。尼克松是很少吃中饭的，基辛格是很少不吃中饭的，但是这回两人想的都不是这顿饭。
经过深谈，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印象也有了改变。基辛格说：“对他的优点我以前毫无所知，对于缺点却又信以为真。其实那都不是我自己的见解，我以前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基辛格觉得尼克松的素养要比1956年以来所见过的所有总统候选人都好。艾森豪威尔算得是战争年代的英雄——一个伟大的军人，却是个平庸的总统。史蒂文森有口才，有风度，但比较软弱，尤其在对俄国的问题上。肯尼迪很吸引人，但是同样优柔寡断。至于戈德华特，他似乎一味相信军事力量在核时代也是完全该用的，不应受外交手腕的牵制。约翰逊对全球政治一窍不通。洛克菲勒虽然智力是二流的，但对人的直觉却是头等的。
洛克菲勒是基辛格的恩人。基辛格把自己的想法向洛克菲勒作了汇报。洛克菲勒并未因为自己败在尼克松手下而从中作梗，他表现得十分超脱与大度：“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应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被称誉为“洛克菲勒王冠上的大宝石”的基辛格，就这样被尼克松拿去了。
当然，洛克菲勒也乐意在白宫的权力中心有他的心腹基辛格作为代言人。
尼克松聘用基辛格为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在无形中埋下了两道矛盾与摩擦的暗礁。其一，尼克松在任命国务卿以前首先任命基辛格执掌白宫对外政策，打破了历届新政府的任命程序。基辛格相对接近权力中心，使后来任命的国务卿罗杰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新闻界评论说：“恐怕这会种下将来发生某种摩擦的根子。”
其二，一伙一直忠于尼克松的保守分子，不相信基辛格这个外来户，甚至心存不满。他们是尼克松的患难之交，忍辱负重，艰苦搏杀，为尼克松忍受过1960年竞选总统和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辛酸败迹，苦熬过一事无成、受人白眼的60年代中期，好不容易挨到1968年才尝到了胜利的甜头。这个犹太口音、哈佛出身的博士竟然后来居上，凭空分享胜利果实，使他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基辛格本人虽然多年来致力于国际政治与外交政策的悉心研究，出了五部专着，但无论他学问如何高明，他毕竟还没有受过考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基辛格睿智博学、善于周旋。
被新总统赋予重任，基辛格当然不肯放过纵横驰骋、推动历史、改变世界的绝好机会。
“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1969年12月3日晚，大雪纷飞，在华沙波兰文化宫的一个餐厅，举行了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因为铁托总统奉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南斯拉夫既是东欧共产党国家，又与西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由南斯拉夫主持的展览会，就成了在华沙外交界少有的东西方外交官相聚的场合。美国驻波兰大使在这种场合，当然是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这天，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人头攒动的人群中，看到了两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就格外留意。
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王国权已奉命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临时代办雷阳负责。斯托塞尔是新到任不久的美国驻波兰大使，没有见过雷阳。出席时装表演会的那两个中国人，一个是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另一个是翻译景志成。
他俩都注意到了斯托塞尔的注目。当斯托塞尔朝他俩走来时，他俩都有意避开了。
在那几年，每逢这种场合，中国外交官一知道面对的西方外交官是美国人，就会马上中断接触。
那时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向斯托塞尔下达了命令，要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以最快的速度把美方要求恢复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到厕所也在所不惜。
在此背景下，发生了戏剧性的插曲。
时装表演散场后，李举卿与景志成避开美国人，迅速离开会场。斯托塞尔及其秘书西蒙斯见与中国人接触不上，急了，赶紧在后面追赶。在文化宫大门口，西蒙斯赶上景志成打招呼，再把斯托塞尔大使介绍了一下。斯托塞尔用波语说：“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他走到大门外雪地里接着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先生，他说他想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请你把这一情况向上级报告。”
在公众场合，作为美国的大使竟屈尊委托对立国的普通职员传话，可见斯托塞尔所受任务之重和心情之急。
斯托塞尔急于找雷阳接触，事出有因。9月9日，斯托塞尔到白宫对总统作例行的礼节性拜会。当他在等待尼克松接见时，基辛格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使节，说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据说，10月初，基辛格得到总统的许可，打电报给在华沙的斯托塞尔，明确指示他在最近的社交场合接触中国外交官。大约是斯托塞尔觉得没有接到自己顶头上司国务院的指示，他竟对基辛格的电报置之不理。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向斯托塞尔发了内容相同的指示电，斯托塞尔还是置之不理。如此又过了几星期，基辛格又发出第三封电报，到11月下旬还是毫无动静。据说，基辛格只好告诉他：“要么你照办；要么我们就派愿意照办的人来办。”
斯托塞尔这才着急了，于是发生了12月3日他迫不及待地追中国外交官的插曲。
中国外交人员当时被斯托塞尔的出格做法吓坏了。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提起这件事，幽默地说：“你如果要让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与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在十年动乱中的1969年，人们是不难理解中国外交官躲避美国人的心理的。自从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是最革命的口号。造反派砸外交部党委，封办公室的门，要“打倒陈毅”，“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陈老总被揪去批斗。
使馆的造反派还在外国散发《毛主席语录》，让大使下跪。各种荒唐事层出不穷，请外宾吃饭，把司机、侍者之类请到贵宾席上，真正的贵宾却被冷落，甚至让人家站着……更严重的是，还搞了“三砸一烧”。砸了缅甸使馆、印尼使馆、印度使馆，将人家的国旗撕烂了，把国徽往下扔；在三里屯放火烧了英国代办处，把英国记者关了起来，把死猫吊在代办处门口……外交官住在国外，难免要跟王公贵族、部长显要之类的人物打交道，免不了碰杯祝酒、应酬往来。这在造反派看来，轻的叫“三降一灭”（投降“美帝”、投降“苏修”、投降各国反动派和扑灭各国革命运动），重的戴上“里通外国、苏美特务”之类的帽子，连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王光美也被定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战略特务”。尽管毛主席制止了造反派捣乱，从1968年8月底起把外交大权交给周恩来总理掌管，但极“左”的干扰仍然没有消除。
再说，中国外交人员事前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当然不敢贸然跟美国人接触对话。
但是，稍微细心的人都会发现，周恩来已经好几年没有笑声了！人们没有忘记他在跟电影艺术家们一起欢庆颁发百花奖的时候，在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将军回到祖国的时候，他那头往后仰着的朗声大笑，神态是那么兴奋，笑声是那么富于感染力。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他的体重渐渐减少，身体渐渐消瘦，颧骨明显地凸了出来，方下巴因消瘦而显得尖削，那双有神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而显得更加深邃，含着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