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攻克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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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总司令的小白旗

这是1949年1月15日拂晓。

某部六连一排长邢春生带领9个战士,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的院子里已经转了半个多小时,还没有找到那个小亭子——“忠烈祠”。

“忠烈祠”是日本的神社,那里有个地下室,陈长捷就在里面躲着——这是非常可靠的情报。

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机枪子弹不时地落在邢春生他们身前身后。敌人似乎已经知道了这些共军要抓他们的城防司令,就是不让他们靠近“忠烈祠”。

又有一个战士中弹倒下。

邢春生对剩下的7个战士说:“找有利地形卧倒,隐蔽好,瞅准目标再行动。”他们躲进一个废弃的菜窖坑里,静观,等待。看见了:路东有一堵半截墙,旁边有个小亭子,没错,准是“忠烈祠”。

连长李欣蓝组织火力向敌人还击,掩护邢春生向“忠烈祠”进攻。邢春生带领战士趁着敌人射击的空隙快速向前靠近。战士王义凤最机警灵活,第一个冲到了半堵墙前面。王义凤绕着墙转了半圈,发现了地下道的入口。他没有犹豫,端着冲锋枪就钻了进去。邢春生紧跟着冲过来。他命令几个战士在洞口警戒,他带着傅泽国随王义凤身后钻进洞内。

地道是台阶式的,犹如一个放倒的梯子,一直通向地下。地道里没有灯,很暗,又冷,弥漫着阴森森的腐霉味。王义凤摸着洞壁一步一个台阶地走着,眼前黑黝黝,他感到随时都好像会栽下深渊似的。走了一阵子,他向左转了个弯,忽见有一缕光亮,原来这里有一个门,还挂着帘子。王义凤一挑帘子,跨了进去——

微弱的油灯下,十多个军官围着一张方桌坐着,没有讲话,他们的脸上都落了一层霜。

王义凤大喊:“一律都给我站起来!”

那十多个人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听到这如雷灌耳的声音才抬起头。

黑森森的冲锋枪枪口对着他们。他们举起了双手。

“把武器都交出来!”他们把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都跟我出去!”军官们开始往外走,唯有一个黑而胖的中等身材的人反倒坐下了。他眯起眼睛,打量着王义凤,说:“我不出去,要你们的长官来谈判!”

王义凤拉动枪栓,警告:“你再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胖子虽然不悦,也不得不站起来,嘴角挂着一丝冷笑。王义凤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但见此人足蹬黑色长筒马靴,身披美式军大衣。王义凤好像明白了点儿什么。

他正要押着这些军官往外走,排长邢春生带着傅泽国赶到了。邢春生说:“先别走,就在这里解决战斗。”

他们一齐下手把敌人缴出的武器集中在一起,扔在一旁,又逐个地登记这些军官的姓名。当登记到那个胖子时,胖子刚说了一个“陈”字,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噢,知道了,你就是陈长捷司令吧!”

王义凤轻蔑地笑了笑。陈长捷深深地勾着头。

军官中有一个人走到邢春生面前,指着陈长捷,规规矩矩地说:“他有病,身体很弱,能不能让他坐下?”邢春生看了陈长捷一眼,答应了。陈长捷坐在他刚刚离开的皮转椅上,仍然勾着头。

邢春生走进地下室的另一间房子,只见里面摆满了发报机,几个报务员正在满头大汗地发报,邢春生走进来他们竟无暇顾及。“都站起来!”报务员停止操作,一个个站起来,摘下耳机。他们告诉邢春生,他们奉陈长捷之命正与北平、南京联系。邢春生讥讽地说:“不用联系了,你们的使命到此结束!”接着,几个战士过来封锁了报房。

20分钟后,营长朱绪庆赶到地下室。那些军官们一看此人是一个比邢春生更大的官儿,便赶快起立,站正。陈长捷与众不同,他慢腾腾地站起来,带着明显的不服气对朱绪庆说:“请你们的高级负责人来谈判!”

朱绪庆冷冷地说:“用不着谈判,你们已经被俘虏了!我们只要你做两件事:第一,通知你所有部队,立即停止抵抗。第二,无条件投降。”

这话刺痛了陈长捷。他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只是向他身边的参谋长点点头,然后又软绵绵地坐在皮转椅上。

敌参谋长告诉朱绪庆,他要执行陈长捷的命令,让他们的所有部队停止抵抗。朱绪庆允许报务员把这个命令传下去。但是,报务员怎么也联系不上,原来他们的联络网已经中断了。

朱绪庆又让陈长捷命令附近还在顽抗的敌军投降。陈长捷照办。他拿出一面小白旗,交给一个副官,让他去执行他的最后一道命令。

陈长捷在积极准备与解放军决一死战的同时,也做着另一手准备:悄悄地做好了投降的小白旗。

不一会儿,院内外的枪声就停止了。

远处,枪声、炮声还不时地传到地下室。陈长捷好像听出了这不是他们的枪炮声,一个劲地摇头叹息。

王义凤带着陈长捷出了地下室。外面的光线很亮,很刺眼。人们刚从暗室里出来,晃得连眼睛都睁不开。陈长捷在经过警备司令部大楼时放慢了脚步,依恋不舍地望着大楼。王义凤催他快走,他也没有听见。

大楼旁边就是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播音员还在广播着鼓吹他们战绩的新闻。几个战士冲进去,对播音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播音中断,永远地中断了。陈长捷望着吊在房檐口的变哑了的喇叭,又是一阵摇头。他觉得自己正是从此刻起从天津大地上永远地消失了。

人流如潮,满城笑颜。天津解放了,欢庆的人群拥满大街小巷。这时,出现了一个老者。他不惹人注目,但又好像很显眼,因为他是一个穿军装的老头。

他那一身棉军装和天津街上任何一个战士的军装一模一样,胳膊肘上、前襟处补着补丁,大针大线的;裤腿边卷了一圈,上面留着泥泥水水的痕迹;腰间束一条宽宽的皮带;足蹬一双跑山鞋,鞋头踢开了一道小口子。

他不是庄稼老汉,而是刚刚就任天津市军管会主任的黄克诚将军。

黄克诚从战场上下来,现在又走进了另一个战场——停息了战火硝烟的天津也是一个战场。这里的生活是新的、陌生的。工作也是新的、陌生的。

军管会主任是这样走进天津的:他一没骑马,二没坐车,而是双腿步行而来。他身边没有前呼后拥的工作人员,也不见迎接他的大军,只有一个警卫员远远地跟在后面。

其实,一个军管会主任应该拥有的黄克诚将军都有,只是今天他全免了。给他配发的那辆美式吉普车,就在军管会的院里闲置着。他说,和天津人民初次见面,坐着小车去太“威风”了。你不是站在他们之上的官太爷,而是他们之下的勤务员。群众如果叫我“黄主任”,那就隔一层了。群众如果见了我都闪路让道,那就见外了。大家唤我“黄老汉”,贴心啊!本来嘛,我就是个老头,快50岁了。

黄克诚在天津街上“溜弯子”。他走得很快,有时又走得很慢。

他来到一个居民区,和相遇的每一个老百姓打招呼。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谁也不怠慢他。大家都愿意跟这个老头搭话,跟他聊天。至于自己所谈的这些琐琐碎碎的事儿,对这位老汉意味着什么,他们没去考虑。老汉说过,自己的认识是一个世界,群众的认识也是一个世界。今天是一个世界,明天也是一个世界。人民让我当军管会主任,这脑子里不多装些世界,行么?

黄老汉的心是一个很大的世界。

他来到一个工厂,先是和看门的老头、后是和几个工人聊。同样,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正因为这样,他们彼此谈得很随和,很知己。他问一位老工人:这一阵子打仗,可苦了群众。现在天津解放了,对咱们政府有啥要求?那老工人打量了一下黄老汉,笑笑:啥要求?多着哩。告诉你这个土八路,你也不会给我半斤米、一两盐,管啥用?黄老汉听了光笑。

他走到一个军营门前,犹豫了一下,不打算进去了。“八一”军旗飘扬的地方是他的老根据地了。那里的情况还不熟悉?可是,最后还是走进了军营。今天的营地和他过去呆过的那些营地大不一样了,出现了许多新情况。他对战士们说,你瞧你们现在在天津大街上站岗,看到的尽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过去打仗哪儿有这些,十年八载看不到一个女人……

他就这样走来走去,在天津街头转着。他没有标明自己的官衔,也没有人打算宣布他的官衔。他觉得自己轻便多了,也随便多了。他深信,他以这样普通人的身份所得到的收获,一定会比把军管会主任这个头衔举在头顶所得到的要大得多。中国老百姓很怕官。

当然,绝对的封锁是不可能的。后来,大家还是知道了一切。原来这个庄稼汉老头是咱们天津卫的头号大官呀!于是,那么多的人感叹:真没有想到!

那天黄克诚一到军管会办公室,就对大家宣布了他的“章法”:

“我黄克诚进天津时穿着这身衣服,有一日出天津时还是穿着这身衣服,保证原封不动!”

这“章法”是他为自己订的,他没有任何意思让每一个人都效仿自己。黄将军主张年轻人穿得漂亮一些、讲究一些,尤其是姑娘们,不会打扮自己那是不行的。

好些居民都向黄克诚反映了这样一件事:解放天津的枪声平息后,人们看到市内一棵树上挂着一块手表,还有一张让人招领的纸条。这块表是一个解放军战士清理战场时在街上拣到的。他找不到失主,只好想了这个着。

这个树上结手表的故事在天津流传得很广,几乎家喻户晓。

黄克诚听后只是说了一句:“应该这样做。完全应该。”

一个瘦老头,使天津人民看到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