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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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 民间工艺

汉民族传统的工艺美术,巧夺天工,精美绝伦,是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几千年来,勤劳、聪明、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在其辽阔的共同地域上,为满足和适应人们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衣、食、住、行、用的各个领域里,大用其武,就地取材,利用和改造大自然赐与的各种极为普通的原材料,即石头、泥土、骨牙、竹木、羽毛以及金属,巧夺天工,因材施艺,创造出了很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艺美术品,使人观为叹止。

汉民族的工艺美术,其品种之盛,风格之异,手法之巧,情趣之美,犹如百花竞艳、众彩纷呈,美不胜收,它蕴含着汉民族的智慧,融汇了汉民族特有的民族气质和文化素养,是汉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传统民族工艺是汉民族文化的精品)

汉民族传统的工艺美术,主要有陶瓷、刺绣、织锦、地毯、玉器、象牙雕刻、木雕、竹刻、石雕、编织、漆器、象具、金属工艺、扇、烟花爆竹等等,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形状瑰丽,精致玲珑,是民族文化的精品,它既昌汉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汉民族心理素质的表现。

以玉器为例。玉器,又称“玉雕”。由于玉石质地坚硬纯洁,晶莹透明,雕逐艰难,自古以来视其为珍贵的艺术杰作,是工艺美术精品中之精品,被称为是“鬼斧神工”的绝技。为什么汉民族的玉雕达到这样高的艺术水平?这与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民族重玉、敬玉的共同心理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代人看来,玉雕成的玉器,仅仅是一种工艺美术品,它可以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倡在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民族中,玉器首先不是一种好看的工艺美术品,而既是具有礼法意义的服饰品,又是宗教崇拜的附托品。这就是说在古代华夏民族以及汉民族的心目中,玉器不仅是艺术的,更重要的是宗教的礼法的和道德的。其宗教的意义,大概源于原始人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对玉既复杂又不可描述的美色的神秘感,玉出自石,而石器在整个原始社会中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引起原始人对石器中最美的玉器的原始崇拜,是后世完全可以理解的一种纯朴的原始崇拜。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所发现的28件用玉和莹石制作的装饰品,距今约六、七千年,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玉器。进入阶级社会后,玉器的宗教意义更明确了,《周礼·春宫·大宗伯》中就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苍璧”、“黄琮”都是玉器,此时已定为祭天地的礼器了。其礼法的意义,源于古代周族的守法制度,在守法等级制度下,不同等级的人佩戴不同的玉器,以示其等级身份之不同。《周礼·春宫·典瑞》中就具体地说:“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璧,男执蒲璧,以朝宗遇会同于王。”圭,是一种长条形,古代贵族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礼器。《后汉书·明帝纪》也说:“亲执圭璧,恭祀天地。”这样,玉器也就被礼法化了。其道德的意义,则是玉器本身纯洁、晶莹的色泽和光润,仿佛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化身,即所谓“君子於玉比德焉。”于是古代汉民族佩玉为不可缺的道德行为。所以《礼记·玉藻》说:“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至今人们往往喜欢用玉来形容思想品德高尚的人或美丽的人。不少的人,包括一些男人在内也喜欢以“玉”为名。古代汉民族重玉、敬玉的心理在葬礼中也有表现,那就是用玉器殉葬。如古礼在死者的心、背及四方放六种不同的玉器,即礼天、地及四方。汉朝以后又有“含玉”的风俗等。

由于玉器在汉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这种特别的意义,玉雕的发展,也就是必然的了。商朝玉器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玉雕工艺上,已掌握了阴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方法,并首创了立体玉雕人像和各种动物,还能巧用玉色。如殷墟出土的两只艺术构思精巧的玉鳖,壳和肚的颜色黑白分明,其中一只,两只鼓鼓的眼珠是黑色的,另一只,四爪上都留有黑爪尖,形象和颜色的运用惟妙惟肖。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近600件玉器,其中装饰品和艺术品300多件,礼器、仪仗用器200多件,实用品约60件,实为商朝玉器的展览。两汉时期,王侯贵族盛行“玉衣”作葬服。前述《汉民族的葬礼》中所提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的两件金缕玉衣,保存完整,玉衣的外形与人体形状一样。每一件由2000多块形状不同的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每块玉片都要磨光、钻孔,表现了相当高的水平。东晋时还出现了高3尺的玉雕人像。隋、唐时期的玉器,在造型和装饰上都出现了新风格,玉镯就是这时出现的。从唐到明,还流行制作精致的玉带,成为官场礼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玉雕工艺技术已相当成熟了,并出现了大型玉雕作陈设工艺美术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清明乾隆年间的大玉雕——“大禹治水图”,上面刻画了汉族古代劳动人民战胜洪水的生动、壮丽的情景,全重5000多公斤,用6年时间雕成,其精巧绝美,大有“鬼斧神工”之妙。解放后,玉雕这门传统工艺美术有了更大的发展,现在人们根据各地制作的特点,通常把玉雕分为京作(北京)、苏作(苏州)和番作(新疆)三种类型。玉雕艺人在一块浑朴的玉料上,根据其天然色泽和自然形体的不同特点,巧妙构思,量料取材,因材施艺,显瑜掩瑕,从而使玉料成为巧夺天工,玲珑剔透,栩栩如生的高级工艺美术精品。

马克思说过:“动物只是按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这个美的规模的论述,告诉我们民族工艺美术是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的统一。汉民族的工艺美术正是这样,既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实用;又满足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美观。所以传统的工艺美术,确实是汉民族文化的精品。

(第二节民间工艺美术是汉民族的文化的珍品)

民间工艺美术,在汉民族中有深广的群众基础,它虽然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但却是人们依照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按自己的审美观点,使用自己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所能获得的材料与工具,创造出来的有审美价值的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品。由于汉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有着其特殊的爱好方式和心理因素,因此,民间工艺美术经过漫长的历史锻炼,使每件作品风格的形成,都与汉民族整个文化的发展有着微妙、细腻的联系,与汉民族的居家、生产、教育、信仰、社交等社会生活协调统一,融为一体,成为汉民族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所以民俗学家们称民间工艺美术为“民俗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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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印花布,这种把油纸刻成花板,蒙在白布上,然后用石灰、豆粉和水调成防染粉浆乱印,晾干后,用蓝靛染色,再晾干,刮云粉浆而成的花布,早在汉朝即已出现,到了明、清两朝时更是普遍流行,有蓝底白花,白底蓝花,风格各异,至今不仅是民间,特别是农村喜用作被面、帐子、门帘、围腰以及衣料的一种传统民族花布,现在在国际上也颇为流行,制成各式时装衣裙,成为现代服装中具有汉民族风格的时髦货。

家织布,原本遍及汉民族民间,自己纺纱,自己染色,自己织布。如何染得漂亮?全在个人心里设想,在心里创造着花色,民俗风格很鲜明,如江苏南通的“芦苇花”土布和蓝小格、蓝白柳条土布十分着名,至今色织条格土布仍主要自用,而提花布,特别是喜庆文字的提花布,一直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嫁妆和节日馈赠品。

年画,是汉民族民间过春节、庆丰收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汉民族民间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普及的文艺样式。年画的主题以丰收、富裕、多子、长寿、婚姻美满、吉祥如意为主,也有向神佛祈祷幸福的题材,多符合过年过节之时人们的喜乐心理,也反映了人们对安居乐业的心情。各种年画还按悬贴部位,如大门、居室、影壁、桌裙、米面缸、粮囤、橱、灶头的形制而定,格式不一。年画的色彩气象万千,杨柳青的年画多用粉紫、橙绿,谐和柔美;佛山的年画多用红丹做底,辅以黄、绿、金、银,绚丽辉煌;桃花坞的年画虽不离红、绿等色,但色度多浅淡而较为素雅。近几年来,杨柳青、桃花坞等地的年画先后到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展出。每到一国展览,整馆的年画,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犹如一座万紫千红斗芳菲的大花园,既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又向人们展示了汉民族文化的瑰丽。

剪纸,起源很早,两千多年来,伴随着汉民族的风俗活动而广泛流传于民间,唐代李商隐《人日即事》诗中就有“缕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之句。剪纸的作者多为农家妇女,表现的题材多是她们最关心、最称心、最向往的事物,如家禽家畜、花鸟、农作物、胖娃娃、吉祥图案、戏曲故事等等,由于她们摆脱了商品价值观念的制约,可以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纯真的感情,因此她们的艺术语言淳风感人、意味隽永,使她们所寄托的爱慕、祝福、幻想等跃然其中,而深受群众的喜爱。陕北有句民谚:“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冒铰,就是剪纸不需画样子,拿起剪刀就随意铰出各式花样来的能手。正因为剪纸在民族民间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北方农村的汉族妇女大都会剪纸,一个女孩子从六、七岁就开始剪,一把剪刀到六、七十岁,剪纸的样式也多采多姿,有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喜、以及鞋花、帽花、枕头花等绣花底样,是最朴素、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民间艺术。确实,剪纸凝聚着汉民族深厚的感情和心理意识,是汉民族文化之源和魂。

面塑,汉族民间用面捏塑节令用品,配以红枣、绿豆、缀以胭脂花点,做成“喜馍馍”、“花点心”,如面佛手(福)、面鹿(禄)、面桃(寿)、塔型盘花素糕(登高)、双喜、花杂和小动物等,属于带有祝福含意的艺术食品和怀念先祖的祭品。而用糯米粉和面加彩后捏成的各种小型人物,栩栩如生,则成为可以独立欣赏的民间艺术品了。着名的有上海面塑艺人赵阔明,擅长做戏曲人物和佛像,也爱做胖娃娃,大至三尺余,用于宴会摆设,小则一公分,可装入核桃壳。而赵阔明的师傅汤有益则练就了一手凭忆默捏戏剧人物的才能,刻意追求意境、传神和变化,注重捏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眼睛的神态,人们评价说,与其说是“捏面人”,毋宁说是“捏活人”,手下自有缤纷世界,令人拍案叫绝。

花灯,又叫灯彩。平日它可烘托婚寿喜庆气氛,到元宵节时它就成了人们欢庆佳节的主角。西汉以来,各地的民间艺人利用本地所产的竹、木、藤、麦皆、兽角、金属等材料,制成各色花灯,使花灯成为多种材料、多种工艺、多种装饰技巧的民间综合艺术,什么珠子灯、羊皮灯、罗帛灯、无骨灯、走马灯、龙灯、宫灯等等,在节日里满街满巷地与狮舞、龙舞、跑竹马、踩高跷、采莲船、大头舞等配合在一起,气氛热烈至极,这种文化享受确实远不是“娱乐”二字所能包容的。

香包,主要是汉民族端午节的避邪物。香包的作者,也多是农村妇女。香包的形制,一般也多是“五毒”、彩丝缠粽、如意形彩荷包;也有的做成小鸡、花朵、胖娃娃、昆虫;或做成寿桃、蝙蝠(福)、柑桔(吉)等寓意吉祥的东西。而在北方,特别是陕西、山西一喧,汉民族民间“绣荷包”的民歌非常流行,通过香包这件小小的工艺品,不仅表达了男女间对爱情的坚贞,也歌颂了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和忠良。

此外,还有不胜枚举的服饰、首饰、梳篦、床榻用品、建筑装饰、铺面幌子、乡土玩具、风筝、盆景、皮影、木偶、龙舟、舞具、乐器以及祭花品等等,都是汉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百花园中盛开的鲜花。从民间工艺美术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度浓缩了的汉民族文化。所以,每一件民间工艺美术作品,都可以说是蕴含着汉民族气质的民族文化的珍品,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