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汉民族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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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汉民族在“大一统”中形成(3)

及至唐代,由于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繁盛的京都长安,丝绸古道上的骆驼商队,乘风破浪的日本遣唐使船,去印度取经的玄奘,以及诗坛上的千古绝唱,艺苑中的书法和绘画……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其震古烁今的文明,千余年来不仅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东方和世界,于是,唐王朝时,又出现了“唐人”一词指称汉民族的新情况。如所沈亚之《沈下贤文集》称:“自翰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西至于上郢、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五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新唐书·吐蕃传》刘元鼎出使吐蕃经过兰州时,所见“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道观。”又如元人吴鉴在《岛夷志略·序》中云;“自时厥后,唐人之商败者,外形率待以命使臣之礼。”再如《明史·外国真腊传》云:“唐人者,诸番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关于“唐人”一词出现的原因,清初诗人王士禛在《池北偶谈·汉人唐人秦人》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其云:“昔予在礼部,见四译进贡之使,或谓中因为汉人,或曰唐人。谓唐人者,如荷兰、逻罗诸国。盖自唐始通中国,故相沿云尔。”可见称汉民族为“唐人者”,多为自唐王朝开始才与中国有往来的国家。所以至今东南亚一带及海外仍有人称华侨为“唐人”,不少国家华侨聚居的地方还建有唐人街。

但是,“唐人”一词作为族称,并没有被汉民族本身所承认,唐王朝时虽比汉王朝更繁荣、昌盛,但其在与周边邻国和邻族交往中仍自称“汉”。由于唐王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实行了比较开放的民族政策,所以边疆少数民族在唐任高级武将的很多,如契芯何力、薛吐摩支、安禄山、哥舒翰、李光弼等,他们与汉人郭子仪、郭虔瓘等统领的军队均系蕃汉兵混编而成,故《唐书》上常称某某“率蕃汉兵”若干万。特别突出的是在与吐蕃的交往中,即称“蕃汉两家”,在划定边界时也称蕃界、汉界,至今仍耸立在拉萨的《唐甥舅联盟碑》碑文中,就巴有蕃、汉两字,或分写,或联写。在新疆出土的藏文书信中,就有一封命令中说:“驻陇州大臣:猪年期间发布手令,据汉(苗)两族官员呈报,先是,蕃松及相论亚耶二人,编造谎言,取沙州汉人女子,名为娶妻,实则用作奴婢。”可见唐时所称的“汉”,就是指唐地及唐人,“汉”字原来所指的汉朝人之义已完全消失,而指汉民族之义则由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民族的他称而转变、发展为汉民族的自称了。

正因为“汉人”之称在唐代已从他称变为自称,所以唐以后,“汉人”(或“汉民”)一词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在辽代:

(1)《五代史·四夷附录一》在记述阿保机建国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时说:阿保机起家于汉人的生产和技术不为过誉。

(2)《辽史·地理志一》载:辽迁扶余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迁勃海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处。

(3)《辽史·刑法志上》载:由于汉人居被统治地位,因此“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由于辽王朝对汉人用汉法,使得“汉人”始具有血统编民的法律意义,这对汉民族族称的确定有着一定的意义。

(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五代史·张砺传》裁,张砺在被契丹虏获后说:“砺,汉人也!衣服饮食与此不同,生不如死,请速就刀”张砺自称为“汉人”,民族自我意识感跃然纸上。。

在金代:

(1)阿骨打令完颜希尹创文字,“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宇,因契月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

(2)《金史·张亨传》载;“世宗谓宰臣:汉人三品以上官常少得人,如张亨近令补外,颇为众议所归”。

(3)《金史·贺杨庭传》载:“世宗喜其刚果,谓扬庭曰:南人矿直改为,汉人性奸,临事多避难。异时南人不习词赋,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东人中第者多,殆胜汉人为官。”此所谓“汉人”考,乃故辽境内的汉人及已汉化了的渤海人、契丹人;“南人”者,乃河南、山东之汉人。

(4)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史·卢彦伦传》载临潢留守耶律赤狗儿云:“契丹、汉人久为一家”,“番汉之民皆赤子也。”“汉人”作为族称之意不言而喻。

在西夏:

成书于公元1190年,至今保存完好的西复文汉语对照词典《番汉合时堂中珠》中说:“不学番语,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情。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者,番人不崇,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在这里,“汉人”一词指称汉民族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在元代:

元王朝将全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4等。此所谓“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界,实承袭金代的传统说法。后元王朝取消了“汉人”与“南人”之间的界限,统称为“汉人”。由此之故,原是南宋宫廷琴师的诗人汪元量,在元灭宋,随三宫被虏北去后所写的很多纪实诗中常以“汉人”或“汉儿”入诗,如《湖州歌》有“汉人歌罢楚人歌”,“汉人犹惧夏爷爷”之句,《幽州歌》有“汉儿辫发笼毡笠”之句;《淮人水驿诗》中又以“汉儿”与“越女”相对称。此所谓“楚安”、“越女”即指“南人”。这里既说明了元代“汉人”一词的含义,又反映了宋王朝的人对“汉人”一词的认识。

关于“南人”指南方“汉人”之意,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女真语称“汉人”曰“泥哈”;满语称“汉人”曰Nikan,其复数词作Nikasa;蒙古语曰Nangiai,均源于“南家”一词。

这样,“汉人”一词作为汉民族的族称,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亦然。明王朝行政胡姓为汉姓的民族政策,清王朝将全国分为满、蒙、汉三等,而汉人又分为隶属八旗的“汉军”和普通汉人两等。王士桢在《池北偶谈·汉军汉人》中云:“本朝制以八旗辽东人号为汉军,以宜省人为汉人。”康熙实行“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选贤能推用。”

纵观白汉至清20oo多年的历史,“汉人”之称作为汉民族的族称。虽源于汉王朝,但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经过历史的冲洗,早已与历代朝号无关,基本上成了汉民族族称的专有名词。

近代以来,由于“民族”一词科学含义的传入和影响的扩大,“汉人”之称渐转为“汉族”之称,如:

(1)1901年,梁启超在《亡国篇》说:“悲夫悲夫,吾汉人之有兮日也,虽然则亦幸矣。皇皇种族,乃使之永远沉沦,其非人心也哉!夫驻防云者,则岂不以防我汉族哉!”

(2)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云:“汉族者,东洋史上最特色之人种,自古司东亚文化之木铎者,实惟我皇汉民族焉。”

(3)孙中山在《民族主义》中也说:“象亚洲的民族,着名的有蒙古族、巫来族、日本族、满族、汉族。”

这样,中华民国成立后,申明汉、满、蒙、回、藏是民国的五大民族,即“五族共和”之说,“汉人”正式成为具有科学意义的“汉族”,至此,汉民族族称最后确定。

为什么汉王朝的朗号——汉,能蜕变衍化为汉民族的族称,而“秦人”、“唐人”之称却被历史的筛选而淘汰?

原因之一是汉王朝国运长久。如上一章中所述,华夏民族统一于秦王朝,一般来说,称其为“秦人”是顺理成家的事,西域各国乃至西亚即用“秦人”之称。但是,秦王朝好景不长,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至公元前206年亡,前后仅仅15年,这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汉王朝则完全不同,从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建西汉,到公元220年曹丕代汉,建立魏国,前后长达400多年,国运长久,这就为汉王朝之朝号——汉,取代国运短命的秦王朝之朝号——秦为汉民族的族称,提供了最起码的历史条件,也为它不被国运达289年的唐王朝的朝号一唐所取代,打下了基础。

原因之二是汉王朝国势强盛。秦王朝喧赫一时,它所采取的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华夏民族的种种措施虽有进步意义,但终因其立国时间太短,并末真正彻底实行,何况其暴虐的统治更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阴影。汉王朝则完全本同,正如史书所说,汉承秦制,秦亲王朝所制定的种种有利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不仅在汉王朝得到了实行,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使汉王朝成为一个统一、繁荣、强盛的世界大国屹立在东方,与西方古罗马帝国并驾齐驱。如此强盛的国势,是足以使人引以为荣的,所以“汉人”之称逐渐取代“秦人”之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唐王朝虽然在统一、繁荣、强盛方面均超过丁汉王朝,不仅是小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这一切都是在汉王朝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尽管海外已有称汉民族为“唐人”,但唐王朝之人仍自认为是“汉人”,决无以“唐人”之称取代“汉人”之称的意思,所以,“唐人”之称也就无取代“汉人”之称之力。

总之,无论是他称,还是自称,由于上一节中已论述了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在汉王朝时已形成,所以“汉人”之称经得起历史的干锤百炼,这既从族称的角度和层次,反映了汉民族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反过来,也从汉民族作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和层次,表现了汉民族族称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汉民族在黄河和长江这两个摇篮中,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的阶段;经过夏、商、周、楚、越诸民族以及部分夷、蛮、戎、狄大溶合而育成为华夏民族的阶段;经过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向汉民族发展、转化的阶段,终于完成了其形成史上的三部曲,谱写成了世界民族史上最宏伟的一部民族形成交响乐曲。

汉民族一出现在世界,便以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稳定性,少有的凝聚力和吸收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历史的长河中,她战胜了无数次惊涛骇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烈火中,经历了干锤百炼,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和宋辽夏金元至明清两个时期得到大发展,人口从两汉的五千多万,发展到清王朝道光年间的四亿以上,又发展到现在的十亿以上,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场地域从黄河、长江流域向南发展到珠江流域抵海南岛和台湾岛,向东北发展到黑龙江流域;在社会形态上,则在封建社会2000多年历史的基础上,经过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代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