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西边的秦国。秦居处关中，“自雍以东，至河毕，膏壤沃野千里”，原系周民族先世地盘。周人东迁后，逐归于泰。其本是犬戎的一支，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王始列为诸侯，开始吸收周文化。但在战国初期的百年中，仍不得参与中原原地区各国的事务，只能局处西丸可是就是在这个时期内，素与西方谙戎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斗争的结果，是活动在陕、甘、宁、内蒙及其以北地区的犬戎．嗣谙、翟、独、邦、冀、白翟、大荔、义渠、乌氏、脑衍以及白狄的一部分，大多先后被泰征服，有的则转移到了漠北地区。于是案“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成了华夏民族在西方的一个主要支系。
最后看南边的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一带的楚国，经过长期的争霸战争，终于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五霸”之一。就是在这种霸威之下，当时楚国东面的群舒和淮夷诸部就受到楚的控制，在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又乘机灭了弦、黄二国，打败了徐国；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也多臣服于楚；楚北面周民族所建立的姬姓国及其它诸侯国或屈服，或被灭，如楚打败过随国，灭掉了申国、息国、邓国，控制了陈国和蔡图，并插手郑国的事务。在春秋时期的近300年中，楚国在与齐、宋、晋争霸中原时，向东、向南部得到很大的发展，至使“蛮夷皆率服”，先后灭了四、五十国，除西周的一部分封国外，还有卢戎的一部分，东方群舒以及淮夷的大部分，商王朝遗留下来的徐国以及东夷的某些小国、群蛮和百濮的一部分，统一了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抵黄河，南达今云南，成为“地方五千里”的涣涣大国，以及华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支系。
尽管华夏民族初型横空出世之后出现了众多的支系，但是，从春秋时期开始涌起的民族大溶台的潮流，到战国时期仍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奔腾。
三、华夏民族经济联系性的加强
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告诉人们：民族的发育或统一，是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与商业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加强分不开的。
战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管子·海王》对此作了详细的记载，其云：“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者连绍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维、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考古发掘也证明，在战国七雄的全部地区，都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或铁器，例如河南辉县的魏墓、长沙的楚墓和河北兴隆的燕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或铸造农具的铁范也都在几十件以上。其中辉县固围村的五座魏墓就出土了犁铧、钁、臿、锄、镰等铁农具58件。这就说明这时铁农具的使用从南到北已经相当普遍了。战国铁农具发现的情况又告诉了我们，铁器的开始使用在各国变法之前，而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则在各国变法之后，这不仅表明战国中期以后，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基本形成，也表明各国的农业经济水平已趋向一致，为华夏民族各支系的统一提供了统一的经济基础。
以铁农具普遍使用为标志的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手工业方面不仅有新兴的冶铁业与之相适应，而且也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当时，四方土特产品广泛交流，例如所谓昆山之玉、随和之宝、太阿之剑、西蜀丹青均已输入泰国。《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记载的各地美味物品，也说明了交换的广泛。为了换取高额利润，在所谓“以粟易械器”和“以械器易粟”的过程中，商人们为了“市贾(价)倍”，不顾“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奔走于四方。这种情况，战国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也提供了有力的例证。与铁农具普遍使用的情况一样，金属铸币的广泛流通也是在各国变法后，封建所有制确立的战国中期。例如辉县出土的“梁正尚金尚(当)寽”平首布记有铸造地名和币值单位，而且这些布币已经脱离农具的样式，形体较小，铸行数量很多。货币发展史告诉我们：标明币值单位的铸币，表朋货币已从商品货币变为符号货币；铸币重量的不断减轻，又表明铸币所具价值符号的性质日益加强。这就反映了铸币流通的广泛。还有，在属于战国晚期的郑州岗杜第139号韩墓出土了一种形体更小的平首布，已知其铸造的地名有96处；山西芮城发现的窖藏出土的460余枚布币，铸造地名有魏、韩、赵、燕等国的20多处；北京呼家楼发现的窖藏出土布币的铸地达50多处。这时不仅表明战国晚期各国间已发展了广泛的贸易关系，也表明了各国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为华夏民族各支系的统一在共同经济生活方面创造了条件。
适应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战国时期各地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已经发达。《史记·河渠书》云：“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济之间。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响其利。”可见鸿沟的开凿，把江淮流域和河济流域联结起来了。长江水运也上可通巴蜀，下可达吴越。张仪就说过，巴蜀的大船“起于汉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里，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这时不仅平原地带的魏国，交通发达至“诸侯四通，条达幅凑”，“从郢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的程度，连被高山大川阻塞的汉中和已蜀之间，也开辟了“栈道千里”。交通的发达，无疑，对加强华夏民族各支系之间共同经济生活的联系性就有着特别的意义。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也是战国时期商业发展和经济联系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作为在经济生活中起一定作用的城市，出现于春秋晚期，战国后才大量兴起和发展起来，有名的有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卫的濮阳、楚的郢、燕的蓟，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业城市，还是各地区的经济活动中心。有的城市发展至今而不衰，如燕的蓟即是今天的北京成为中国的首都。《战国策．齐策》就说战国以前，“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不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干家者。”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其城市繁荣的情况，《战国策·魏策》云：“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苏秦说过：“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连毂击，入肩摩，这衽成帷，举袂成幕，浑汗成雨。”繁华热闹的城市情景跃然纸上。燕下都的考古发掘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该城东西长8300米，南北宽4000米，成长方形。分内城和外城。城内有一条中轴线，沿着中轴线构成一个层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体系。内城的西侧是城内的手工业区，分布有冶铁、铸钢、烧陶的作坊。
铁制农具的普通使用，反映商业发展的金属货币的广泛流通，交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都雄辩地表明，华夏民族各支系在共同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不可分离了。《礼记·月令》就说：“开放关市，招来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采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周易·系辞》也说：“日中做市，招集天下的人民，聚会天下的货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业经济的重要已发展到“商贾的钱财存放国外，可以亡国”的程度。共同经济生活的这种紧密联系性，与春秋以来，以周文化为核心，继承和发展、吸收和溶合了夏文化、商文化、楚文化、越文化以及夷、蛮、戎、狄部分文化而形成的华夏文化汇合在一起，就出现了如荀子所说的“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情景，就必然产生使天下“定于一”的共同心理素质。《吕氏春秋》的出现，并称“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打算容纳百家思想取长补短，以此统一天下舆论。这是春秋以来由列国争雄，走向全国统一，完成民族溶合，实现华夏民族各支系统一的先声。
四、华夏民族的统一
华夏民族要统一，这巳成为战国时期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现在的问题是，历史发展到战国后期，进来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呢·
纵观战国形势，从表面看来，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是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的国家。从实力地位上来说，楚国完全有可能担当起统一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楚国并没有能担当起这一使命，究其根源，那就是从整体全局和历史发展的深度来看，在长江流域发育起来的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民族的支系，比在黄河流域发育起来的华夏民族的其它体系，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历史上，相对地说都要落后些、原始色一句话就是先天不足，无力承担统一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
在经济上，《汉书·地理志》云：“楚有江汉山川山森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湃，民食章稻，以渔猎山伐为业。”可见以越为中心助华夏民族的支系的经济属于“火耕水闰”经济类型，与黄河流域华夏民族诸支系的淄溉农业经济类型相比，其原始性、落后性不言而喻。
在政治上，经春秋时期的大分化、大动荡和大混战，中国奴隶制度已土崩瓦解，进入战国时期，黄河流城华夏民族诸支系纷纷变法改革，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氏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新时代。而楚国却一直是奴隶主贵族垄断了政治经济大权，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各诸侯国奴隶制度的土崩瓦解，对长江流域楚国的冲击似乎不大，影响似乎甚微，所以《韩非于·和氏》中说楚国的旧传统是“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战国时期，楚悼王虽然顺应历史发展的础流，任用吴起进行变法，给奴隶主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但好景不长，不到到两年，楚悼王死后，不仅吴起被奴隶主贵族复仇的乱箭射死，连变法的成果也之东流。与黄河流域华夏民族治文系相比，以楚中心的华夏民族支系在政治上的落后
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正是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落质，加深了楚国社会的矛盾，国势如江河日下。
在文化上，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虽然在——定程度上反映了楚民族的民族持征，但是终因其是南方“火耕水耨”经济类型的产物，与黄河流域以周为代表的文化相比，就显得较为僻陋，而带有边疆性、非正统性。因此，到战国时，楚威王还不得不谦让地说：“楚国僻陋，托东诲之上，寡人年幼，不习国家之长计。”所以楚文化虽然有《楚辞》为其总代表，但这又是其唯一的代表。黄河流域华夏民族诸支系的文化则截然不同，以周文化为代表华夏文化，因为继承和发展了夏、商文化，而具有系统性和正统性。早在春秋刚期，鲁国人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删定《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使夏以来的古典文献得到整理，使周文化得以条理化和系统化。战国时期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稍加排比，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百家”的代表人物中墨子、孟子是鲁国儿庄子、惠施是宋国人；旬子、慎到、公孙龙是赵国人；孙膑、邹衍是齐国人；商鞅、吕不韦是卫国人；李悝是魏国人；韩非子是韩国人，申不害是郑国人。相传是楚国苦县人的老子，也因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也是被周文化熏陶大的。就是为楚国进行变法的吴起也是卫国人。而楚国唯一可以与黄河流城“诸子百家”齐名的就是屈原。从这个角度来比拉，楚文化的落后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历史上，楚国从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算起，到公元前223年被秦所灭，前后共约800余，历史不可谓不悠久了。但是与黄河流域相比，就整整相差了夏、商二代，约1000多年的历史。所以，当黄帝的传说极盛于战国时期，为黄河流域的“诸子百家”称不绝口之时，《楚辞》的叙事则从尧舜开始，可见以楚为中心的华夏民族支系在历史时代上的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
历史常常有它自己巧妙的安排，楚无力承担的统一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地被局处西方的秦国完成了，真所谓俗话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