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罕见的雾霾使人们深切感受到其严重危害。城市白天能见度不足几十米，中小学停课，航班停飞，高速公路封闭，公交线路暂停营运。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危害，东北三省自入冬后出现的严重雾霾，致使各大医院呼吸系统疾病患者激增2成以上。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雾霾致病的调查数据，但很多来自国外的研究报告揭示了雾霾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美国癌症协会进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PM2.5每立方米增加10微克，肺癌的死亡率就会增高8%。雾霾随风飘散，也影响到周边国家，韩日等邻国甚至抱怨“遭中国雾霾入侵”。雾霾问题不仅在国内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而且受到周边国家、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成为全球性议题。“过去沙尘暴，靠纱巾；现在是严重雾霾，不仅戴口罩，甚至要靠防毒面具了！我做了30年环保工作，看到要彻底清除雾霾，还是靠下雨刮风，真是遗憾的事！”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孟伟聊起雾霾天也颇为无奈。
针对这一严峻形势，2013年9月，******发布了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浓度分别下降25%、20%、15%左右，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为实现以上目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了10项具体措施，并首次明确了地方政府责任，要求各省级政府与******签订目标责任书，进行年度考核，严格责任追究。与此同时，一些省市开始着手关闭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对机动车实行限购或限号限行以控制尾气排放。中国政府在整治空气污染问题上已迈出了重要一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严重的雾霾污染是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下，粗放式经济发展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后果。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我们是在重复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以前工业化走过的道路，我们只关注学习了别人的高速增长，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过度消耗资源必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必然要增加的健康成本。“雾霾”警示我们，传统的“以石油安全为核心”的能源安全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中国能源发展的实际需要，能源安全不仅仅是国际上外交制衡、利益博弈问题，更是国内经济转型、维护公众健康和提升生活品质的迫切需求。不管过程多么漫长和艰辛，中国的能源结构都必须改变。
3.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垃圾围城”现象严重。据统计，目前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累积堆存量达70多亿吨，占地80多万亩，并且还以年平均4.8%的速度持续增长。全国2/3的大中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垃圾围城”之势已成，并将愈演愈烈。目前中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已经占世界的30%多，并且还将从2005年的1.95亿吨增长到2015年的3.06亿吨，至2030年则进一步增加到4.85亿吨。此外，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平均值普遍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标准。参加全球大气监测的北京、沈阳、西安、上海、广州5个城市均位于世界10个尘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列，北京成为世界上最脏的首都之一。然而，这5个城市在我国仅属大气污染中等的城市。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足百分之一。大城市中汽车尾气排放问题突出。汽车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已经成为我国大城市的重要污染源；由于汽油含铅，使少数城市儿童的血铅含量升高，将对儿童智商造成明显的不良影响。
4.酸雨污染由城市转向农村
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左右，西南、华南等酸雨区，已成为与欧洲、北美并列的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而且酸雨区面积仍呈扩大之势。长沙、赣州等地已是“十雨九酸”，全年降水pH值低于4，最低达到3，接近食用醋的酸度。酸雨的侵蚀造成一些地区森林死亡、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等严重经济损失。我国的大气污染以煤烟型污染为主，尘和酸雨危害最大，污染程度在加重，二氧化硫排放量仍以4%的速度递增。
环境污染由城市向农村扩展，酸雨危害越来越重，每年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几百亿元。在我国的西南、华中和沿海三大酸雨区，酸雨出现频率高，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受酸雨影响的范围已超过国土面积的1/3。2004年，全国出现酸雨的城市298个，占统计城市的56.5%。酸雨频率大于40%的城市占统计城市的30.1%，其中湖南常德、江西德兴、浙江丽水、安吉、开化酸雨频率为100%。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乡镇企业排放量已占全国污染物排放总量的30%以上。全国2/3的河流受乡镇企业的污染。一个小企业污染一条河的现象常见；土法炼焦、炼硫黄、金属冶炼造成的大气污染使大面积植被坏死、粮食绝收；乱采滥挖致使资源破坏和浪费；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河道淤塞等，其后果不仅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危害农民的健康，贵州、云南等省已出现了明显的公害病，如铅中毒、砷中毒、镉中毒等。
（二）环境污染影响国家发展
环境问题特别是空气质量成了以微博为载体的社会新媒体的主要讨论话题之一。根据原国家环保总局2008年的数据，自2002年以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待的环境****案量年均增长30%，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从发展来看，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
首先，环境污染越来越影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在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气污染、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日趋严重。从大气污染来看，我国大气污染属煤烟型污染，以粉尘和酸雨的危害最大。相关数据显示，由二氧化硫等导致的酸雨每年给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1100亿元。从水污染的情况来看，如今，全国七大水系中已经有一半以上河段的水质受到污染，据有关专家测算，仅1998年，我国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量就高达2475亿元，占全年GDP总量的3.1%。从固体污染的情况看，工业固体废弃物所占比例最大。2012年，据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公布的数据，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为38.52亿吨，处置量4.41亿吨，倾倒丢弃量高达4914.87万吨。其中，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4573.69万吨，倾倒丢弃量3.94万吨。这些废弃物大都被堆存在城市工业区和河滩荒地上，经风吹雨淋成为严重的污染源，并使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造成严重后果。据环保部门估算，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就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其次，资源的有限性越来越制约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曾把自己的发展寄托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基础上。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众多的人口。那么，我们的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特别是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比如，最基本的土地资源可耕地，我国只占全世界的7%，人均只有1.43亩，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30%；煤炭和水力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石油、天然气人均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再从矿产储蓄的价值来看，据《各国矿产储量潜在总值》的估算，我国矿产资源储量潜在总值为16.56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矿产储量潜在总值却只有1.51万美元，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世界第53位。虽然我国人均资源处于较低水平，但我国资源和能源的使用效率却相当低。以2003年为例，我国GDP约占世界的4%，但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却占世界资源总消耗的很大比重：煤的消耗量占30%；钢铁消耗量占27%；水泥消耗量占40%；铝消耗量占25%；石油的消耗量占7.5%。每单位GDP消耗的能量为世界平均量的3倍。对此，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学者认为，中国面临着资源枯竭的威胁。
五、生物安全面临挑战
生物安全，是指生物及其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相关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近年来，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新挑战不断出现，生物安全在环境安全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生物安全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
（一）生物安全日益严峻
生物安全威胁既包括恶意的，也包括自然发生的，既包括各种生物武器的威胁，同时也包括自然爆发的传染病的威胁。2009年以来，世界爆发全球性甲型H1N1流感病毒，给国际社会造成较大的慌乱。在这次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截至2010年2月28日，全国累计报告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12.7万例，其中死亡793例。这更加凸显当今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
从1973年到现在，全球大约出现过20多种广泛传播且抗药性非常强的致命疾病，例如肺结核、疟疾、霍乱等。科学家们同期还发现了至少30种全新的疾病，例如非洲的埃博拉出血热、艾滋病、C型肝炎、疯牛病等。而“9·11”事件后出现的炭疽热病毒的传播则说明，生物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恐怖分子利用遗传工程与烟雾传染极可能将传染病病毒开发为生物恐怖武器。2002年底首先在亚洲出现的具有高度传染性的致命疾病“非典”（SARS）迅速蔓延到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21世纪第一种严重的传染病。2003年爆发的禽流感更令科学家担心禽流感病毒与人类普通流感病毒结合，通过人传人迅速扩散，酿成比“非典”更严重的大型疫情。所有这些都使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物安全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生物安全战略的思考也因而显得更加重要。从能否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来看，着眼于安全梯度顶端的观点即从生存优态的观点来关注安全，更能反映安全的现实全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生物安全意味着国内和国际公众健康的改善。生物恐怖或者恶性传染病是对全人类的威胁，是对国际安全的共同挑战，必须由国际间合作应对，共建全球生物安全体系。
生物安全威胁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有限性，目前主要体现在对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行为主体和应对机制等方面：一是生物安全威胁的判断的不确定性是指对威胁产生根源与认识的模糊。由于病因不清、治疗方案难定等原因，尽管“非典”完全是一种自然传染的烈性传染病，它导致的死亡率不算很高，但对于个人而言，它是一种常规预防手段无效和没有有效药物的极其可怕的传染病。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非典”造成了世界性的恐慌，并严重影响了现代社会的正常交通往来。这种恐慌情绪虽然在“非典”沉寂后大幅缓解，但在世人心中它仍是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如何解决和预警这类生物安全威胁，国家和国际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要寻找在危机状态下，在获得有效药物后如何解决该药品的专利权，以便世界各地患者都能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该药物的问题。二是生物安全威胁一般不是来自某个主权国家，而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在美国的“炭疽热病毒”事件发生之后，由于人们对这种病毒的来源无法确定，因此对于这一事件的性质始终无法确定。同时，由于对隐藏在暗处的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尚缺乏全面而清晰的了解，美国反生物恐怖的神经终日紧绷，反恐警报多次拉响。三是威胁的应对机制（管理机制）的不确定性是由于危机管理介入者范围的扩大和危机性质判断的不准确所带来的，而实际上越来越多介入到危机中的个人和部门的危机意识和责任定位并不明确。美安全专家们说，五角大楼和美国的公共医疗系统基本上处于准备不足的状态。对于应付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如结合了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细胞处理等领域的开拓性的进展的武器，美国医疗设备方面的不完善就是很大的隐患。总之，恶性传染病的自然爆发或者作为不对称战争中的病毒生物武器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