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关系风波不断，如果汇率争端升级，中国有可能对西方的诉求不予理睬。而******政府则可能在两度拒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屈服于国会和产业界的压力，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以制裁相威胁，从而使汇率问题成为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的新引爆点。2010年3月15日美国国会130名议员联署，要求******政府将中国列为操控货币的国家，实施制裁。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已随即做出反驳，强调中美贸易顺差并非人民币汇率造成。美迫使人民币升值图谋一箭三雕：一是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二是中国坐拥庞大美债，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三是通过干预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崛起。面对这种情况，2010年3月14日，中国******总理******就美方谴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予以否认，明确指出“人民币未被低估”。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在不同场合表明中国政府对人民币的立场。
美国将中美贸易顺差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并不合理。实际上，造成中美顺差的原因多样，其中之一是美国多年来限制对中国高技术出口，此消彼长自然令中美顺差不断扩大，这与汇率问题并没有关系。况且，在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这段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人民币汇率仍然不跌反升，共升值14.5%，相反美元汇率却一直低水，说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说法并不成立。人民币升值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美国要改善顺差关键是开放更多高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而不是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未稳固之时，人民币汇率突然抽升，对各国正常贸易并无好处，反之更可能演变成贸易战，令全球经济出现二次探底。汇率作为一国的核心政策，须服务本国的经济发展，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决不容外国随意施压。
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战暗流汹涌，贸易战背后实际是汇率之争，而汇率之争最后涉及的是整个国家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汇率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普通市场元素，更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财务分配。从这个角度来讲，每当美国指责中国是最大汇率操纵国的时候，美国所发行的美元才是真正的最大操纵力量。由于美国所发行的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在发行的过程中不受任何人的监管，没有任何国际组织能够制约它，最大债权国美国也不能制约它。美元作为世界通用的结算货币以及它的发行机制，使得美联储相当于一个世界银行。美国的货币政策不需征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其他国家也无法对其进行制约。甚至连美国国会都说，在金融海啸治理过程中，6.8万亿美元担保怎么花的，国会都无权去查它的账。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印的钞票导致了全世界各个国家货币体系的紊乱，这个时候它却反而说中国是汇率操纵国，其实全球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正是美国自己。可以说，美国在上游制造“美元洪水”，而中国和其他国家均处在下游。美国在上游发洪水，下游还不允许你搞抗洪救灾，这个游戏是不公平的。
3.中国必须捍卫汇率自主权
进入2010年，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交锋已经进入实战阶段。美国从学界到政府，都明确施压人民币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须坚持自身的汇率政策，保持人民币稳定，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都有正面意义；当然中国也要加快经济转型，通过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美国在过度炒作汇率问题，现在的形势似乎可以看作是美国发动的新一轮货币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美国的战略，其最终直指美国国债。美国通过这一系列手段就在做一个非常大的筹码，这个筹码当量越来越大，施加给对方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但它最终的目的并不是真正要跟中国打一场贸易战和汇率战争，这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如同美国上下一致的认识：美国需要一个繁荣的中国。所以，美国最后会躲开迎头相撞这样的局面，但是它把这个局面搞得非常惊悚，以期在做交易时能赢得一块更大的利益。美国国债是美国的痛处，中国应意识到这一点，主动夺取话语权。贸易只影响到就业等，而国债事关整个国家的复苏进程，与后者相比，前者居于次要地位。另外，为了谨防热钱涌入，中国应明确表明态度，如坚决不升，那么市场会意识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从而打压热钱涌入的规模和速度。如果略升一点，反而会加剧热钱涌入，让市场有了想象空间。当全球金融体系基本恢复稳定，欧洲主权********等得到有效缓解时，人民币才能考虑适时升值。希腊主权********一波三折，还可能冲击到意大利、英国，甚至美国。在如此不稳定的大环境下，目前人民币不合适升值。
中国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轮中美的汇率博弈只是第一轮，不是最后一轮，它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反反复复地出现。因此中国至少要做两手准备，第一手就是“和”的准备。所谓“和”，就是在中美进行战略博弈中，首要确立一个最高战略目标，一定不能让美国内部形成高度的意见统一。我们可以通过游说美国商会，或者美国其他利益组织，使他们各个方面利益不能形成高度一致，缓解美国国内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这是一个根本的战略原则。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跨国公司、美国的商会、美国的其他一些利益集团都可以在中美的“汇率博弈”中形成统一战线，因为这些人将在人民币保持稳定过程中是受益者，而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他们利益是有所损害的，这是和的一方面。另外中国一定要准备“打”的一手。如果谈不拢那怎么办？因为目前美国虽然暂时放了中国一马，或者把调子降了下来，但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很可能过了几个月之后还会重新再度升温。中国手中如果没有自己的“大棒”，比如，美国手中的“大棒”就是《舒默法案》，如果你不同意升值，美国会有一个明确的惩罚条款。中国也应着手准备这么一根“棒子”，以防陷入被动。只有一手准备“和”，一手准备“打”，而且“打”准备得越充分，“和”的可能性才越大。
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金融斗争。如今，中国政府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此外我们还有一大部分资产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两房债券，两房债券在某种意义上跟美国国债的性质基本上差不多，都是国家信用担保。我们可以不动国债，因为国债这个问题涉及的政治敏感度比较高，但是在两房债券上我们可以做很多工作、很多尝试，比如说大胆购买两房债券的信用违约掉期，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次希腊危机、欧元危机，会发现索罗斯他们的很多做法，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借鉴，也就是怎么利用信用违约掉期这样一个超级金融杠杆，或者叫“大规模杀伤武器”，在金融市场上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杠杆获得一个很大的利益。欧元区现在首先买它的信用违约掉期，实际上是为中国庞大的外汇资产购买一个保险，如果欧洲的问题，欧元的问题继续蔓延到美国，我们已经事先给我们的资产买了一个保险，它会有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如果信用违约掉期在价值贬值的过程中或者信用出现违约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一部分是可以取得收益的。同时，这个东西又相当于变相在做空这个债券，某种意义上它起到了一个提醒和警告的作用，同时还得保护自己的资产，这就是我们可以探讨的一种“大棒”。在当前中美汇率战“进又不进、退又不退”的微妙当口，中国应该合纵连横，把握机会，打好这场决定********兴衰的货币战争。
推迟了近3个月后，美国财政部的“国际汇率政策报告”终于在2010年7月8日浮出水面。在这份每半年发布一次的报告中，美方没有给中国贴上所谓的“汇率操纵国”标签，并对中国前不久重申汇改的决定表示了欢迎。不过，仍然有少数国会议员不依不饶，叫嚣要通过WTO或其他途径施压，让人民币升值。今年的第一份报告原定4月15日发布，但美国财政部临时决定推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会议解决汇率纷争。
（四）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我们当今面临的紧迫课题。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加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设。
1.增强经济实力
增强经济实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坚实基础。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安全困境，根源在于缺乏必要及充裕的物质财富来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安全的维护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实力。但是，只有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有强大的国防实力。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活动是国家权力最重要的源泉，在一个主要国家间不大可能发生战争的世界里，经济力量将是决定一国是处于主导或相对优势地位还是从属地位的日益重要的因素。增强经济实力的不二法门就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生存能力、抵御内外威胁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著名学者麦克纳马拉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指出，“发展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总量的增加，而且也是经济结构的协调。如果经济增长导致地区、城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那么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将趋于脆弱。因此，只有通过稳定、持续、健康而且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显著增强，才能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保证国家经济安全。
2.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
提高国家竞争力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要前提。国家竞争力是一国竞争力的综合，不仅涉及国民的文化素质与创新意识、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以及政府的廉洁效能，而且涉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产业的合理布局、地区的协调发展。发展中国家被动卷入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兴利除弊，必须直面并应对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是不合理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利益上浮、风险下沉”的政治经济格局；另一方面是在诸多方面得到母国强力支持的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竞争力，不仅仅是提高企业竞争力，而且要提高国家竞争力；不仅仅是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诸如保护幼稚产业、敏感产业等政策措施，扶植民族企业成长壮大。发展中国家唯有不断提高国家竞争力，才能突破技术封锁，改变越发不利的贸易条件，逾越国际分工等级体系，使国际经济秩序趋于公正、公平与合理，从而赢得相对适宜的外部经济环境。
3.增加经济安全合作
增加经济安全合作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由之路。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中存在两个突出现象。一个是竞争性安全观占据主导地位。一国为增加自身安全，往往以邻为壑，在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保障时，经常忽视、排斥他国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各种方式垄断或不择手段地获取资源，在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同时却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安全；后者也如法炮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获取安全保障。另一个是发达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安全上具有明显优越地位。比如，美国一直被认定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不仅国际商品要在美国市场实现“惊险一跃”，而且国际资本也以美国作为最后的“避风港”。但是，东南亚金融危机、“9·11”事件后国际********的演变等因素，已经或正在改变国际经济安全的原有格局，美国同样陷入安全困境。鉴于竞争性安全观的最终结局总是趋于“零和”，发达的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难以摆脱参与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安全困境。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趋势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已无法闭关自守，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唯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能营造出国际经济安全的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