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瑞大人简直是个东北来的“土老冒”。其实瑞澂是十里洋场趟过的人，他任上海道时，结识过冒险家犹太人“地皮大王”哈同。当时本息总数高达近十亿万两的庚子赔款，都由上海道汇总交割外国人。哈同要他把交割时间尽量拖延，这中间的利息就成为“外快”，由哈同经营盘剥。至离开上海时瑞澂已在外国银行存下几百万两银子。他46岁时在江苏藩台任上丧偶，娶16岁的廖淑女克玉，何土之有？
蔡寄鸥曾写道，瑞澂在北京城中，与袁世凯同为四大恶少之一，他的父亲荣堂做过湖北藩台。作为阔少，他声色犬马，对武汉极其熟悉。有一次瑞澂征逐于汉口南城公所歌舞场中，与歌女童爱爱厮混，忽然汉口大流氓徐升夺门而入，对其加以毒打。瑞澂怀恨在心，立志要服官湖北，以报此仇。徐升时为稽查处长，在武穴捕杀柯玉山。瑞澂谕令冯启钧在后花楼万国春酒楼大张宴席犒赏徐升，派祝寿元将其父子擒获，在后城马路空坪斩决。
瑞澂本姓博尔济吉特，满洲正黄旗人。光绪皇帝的珍、瑾二妃是他的亲表妹；瑞澂的原配夫人是皇室载泽的妹妹，乃赫赫国戚。原钦命军咨大臣贝勒载涛1961年在《武昌革命之缘起》中写道：自陈夔龙调任北洋大臣，他骤升湖广总督。张之洞死后，瑞澂有恃无恐，仗着皇族内阁给他撑腰，胡作非为。他认为张彪、黎元洪等汉人都不可靠，蓄意将协、标统陆续更换，打乱了张之洞从前之经营，致使人心解体。其子国华毫无学识，公子哥儿而已，每值瑞澂参观军队学堂，随其到处招摇，身着陆军协统军服，立于人群之中，不知其为何种职务，平日依势骄横，可想而知。瑞澂轻视国家公器，纵子胡为，以致军队官长人人侧目。临事复张皇失措，听信陈得龙的鼓动，主动要将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及事态扩大，竟以一逃了之。
据廖克玉说，瑞澂升任总督后，要求跟随的人很多，他尽可能有求必应，所以班子搞得很大。加上他有哮喘病，怕冷，冬天衙门里要配发电机，搞供暖设备，这开销就更大。当时衙门里的经费每月只有三千六百多元，而给师爷张梅生的月俸就是三百元，这点钱不够用，只好自己掏腰包。“在清王朝做大官会蚀本，这种事情对于现在的读者，尤其是读过《官场现形记》的读者来说是无法理解的，实际上这却完全可能。因为清朝的规矩，一切衙门开支都实行包干制，官吏的正式俸给少得可怜，可能连副轿子钱都不够。另外对于各地方官，每年另发一笔钱，叫作养廉费，数目相当可观，一个省的抚台可以拿到上百万。但是衙门里的一切开支，都要由自己负责，因此要发财必须刮地皮，而刮地皮的本领有大有小。瑞澂有鉴于他哥哥犯法、抄家、充军的前车之鉴，刮地皮比较保守，制台衙门的排场弄得那么大，亏本也就不奇怪了。”
《清史稿》认为：“辛亥革命乱机久伏，特以铁路国有为发端耳。宣怀实创斯议，遂为首恶。鄂变猝起，瑞澂遽弃城走。当国优柔，不能明正以法，各省督抚遂先后皆不顾，走者走，变者变，大势乃不可问矣。呜呼，如瑞者，谥以罪首，尚何辞哉！”
湖北军界的主要官员为统制张彪、副将衔补都司后游击黎元洪。中级军官有第二标统带铁忠、第六标统带曾广大、正参谋官蓝天蔚（时已调走）。由于湖北练兵较早，人材济济，各省在建立新军时，多向湖北调用军事干部。
第八镇统制张彪是亲兵（满洲名称叫戈什哈）头领，他是山西榆次人，从小丧父，家境十分贫寒，以推车运煤挣钱糊口。母亲亡故后，20岁投军。山西巡抚张之洞发现其办事踏实可靠，提拔为随身侍卫，视为心腹，连连擢拔。张之洞还以婢女妻之，故张彪有“丫姑爷”之绰号。1889年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时值汉口水患成灾，张彪受委督修后湖大堤。工程顺利完成，水患根除。当地所称的“张公堤”，既含有对张之洞也应含有对张彪的尊敬。随后，张彪还负责监修武泰、武丰两闸，工程同样科学坚固。1897年，张彪受清政府委派赴日本考察军政、营阵以及枪炮诸事，军事才能大有增长。后在湖北创练鄂军，被清政府授予“壮勇巴图鲁”称号，升授湖广督标中军副将。1906年升任四川松潘镇总兵。1908年，南北两师在安徽太湖会操后，张彪被赏“奇穆钦巴图鲁”称号，补授湖北提督，总办湖北讲武学堂。有人说张彪贪婪成性，侵吞军费，数年间即腰缠百万贯，在大东门、保安门、文昌门都有房地产。1907年张之洞离鄂后，张彪失去管束，倒行逆施，曾引起士兵不满。“群将张彪殴辱，并杀其坐骑，全城汹涌，几酿大变。”
1911年，张彪任第八镇统制并兼统巡防营。武昌首义爆发，张彪率部下三千人坚守总督衙门，与变军巷战二日。之后率队先行夺得龟山炮台，重新占领汉阳。有人要为张彪讨还历史公道，认为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出于多年袍泽与同寅，张彪不甘于自相残杀，每与变军遭遇时，多未激烈交战，逼近对方即行退让。张彪虽是满清统制，然亦是大汉民族，实行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在同情革命党人的情况下，武昌首义得以取得胜利的确是十分侥幸的。张彪7次拒绝率领起义军反清，充分做到了一个军人统帅应有的忠君德行。
相形之下，副将衔补都司后游击即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的从军根基较深，是个历练成熟之人。黎元洪先是在广甲舰任大管轮，后调定远舰任驾驶。1894年9月17日，中日黄海大战，黎元洪跳海逃生，为飞鹰舰所救。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创建南洋自强军，精通外语和军学的黎元洪得到赏识，充作翻译，兼修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张之洞回到湖北时，黎元洪先是担任护军马队管带，三次赴日本学习。湖北扩军时，升任常备军第三协协统，兼护陆军第十一镇统制，由于军费紧张，第十一镇缩编为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的儿子黎重光说：“那时候，在军队中普遍存在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情况，而我父亲所部军饷按期照发，并且还设立了一个被服厂，士兵被服也较整齐，不像其他部队破破烂烂，因此士兵对他有较好印象。”“故八镇士兵有悔不投效混成协之谣。”
对于武昌起义，后来一般舆论，皆以为革命迟早一定实现，但若不是瑞澂操切激变，尚不会发动如此之快。载涛这样的批判，与当时情况是符合的。据参加过清政府南北议和代表的冯耿光所述，根据封疆大臣弃城逃走处分的成案，摄政王载沣拟旨将瑞澂惩办，后改为革职戴罪立功。因未能及时重办瑞澂，为以后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因之弃城逃走的屡见不鲜。若早把瑞澂治罪，情形或当不同。瑞澂把武昌失守责任全部推到张彪身上，实为自己开脱。载涛还曾写道，瑞澂发觉革命分子潜伏在军营中，即令缉拿，并获有名册，拟按名逮捕。张彪曾进言，可将名册当堂销毁，不追究既往，瑞澂未能采纳。一说督署参议官陈树屏也建议“仅治首要，余皆免究”。连满人都这样为张彪说话，把责任往瑞澂身上推，说明事实可能如此。
但事实上瑞澂并非没有委屈：“瑞澂责任疆圻，本应死殉，惟念牺牲此身，与城共亡，坐视鄂省蹂躏，虽死不瞑。不得已，忍耻蒙诟，退登楚豫兵轮，移往汉口江上，以期征调兵集，规复省城……”这是他在武昌首义后向清廷发出的最后表白。然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瑞澂没有像很多满族包括汉族的官员那样自杀殉节，不过一年后即抑郁而死。虽然不一定列入《辛亥殉节录》，但直至现在仍有他的网上纪念馆。
这些活跃在湖北政治舞台的官员们生不逢时，最后被终结于清朝衰落夕阳残照之时，说明仅凭再多官员的节义，也是不能挽救一个腐朽王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