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士，都以为事情会发展成为一场排外骚动。人们簇拥在堤岸上，焦急地用双筒望远镜搜寻对岸外国人的踪影。可是，直到十月十二日凌晨，一艘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小火轮才从武昌送来美国海伦娜号（Helena）船长克尼勃，以及一些美国水兵和外国人士。下午，当海军军官们把所有的外国人和来自各间学校的大约一百五十名基督教姑娘运抵汉口码头时，人们欢呼喝彩起来。”这是汉口租界的外国人眼中的场面。
对辛亥革命的整体关注，成了国人揪心提胆的悬念。武昌首义举世瞩目，也是中外关注的热点，各种报道盛况空前。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门户已然开放。过去是以国家看世界，现在是以世界看国家，中国没有一件大事不会纳入国际视野。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中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一个外国记者甚至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他们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
2009年6月底，“1871—1949武汉珍稀图像——英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照片暨哲夫先生捐赠文物展”在武汉博物馆开展。其中有8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全部为19世纪后半期游历在中国的外国人所拍摄，照片大多为首次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为丁格尔（Edwin Dingle）所摄。丁格尔是英国传教士，1884年来到中国，长期在中国传教，写了《徒步穿越中国》、《我在西藏的生活》等书。武昌起义时，他作为上海英文《大陆报》的特派员，从事战地采访。他是武昌首义爆发初期最先到武昌采访的西方记者，采访到新任都督黎元洪，后写出了《中国革命目击记》。
继“日不落”帝国英国之后崛起的美国，这时也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纽约的时报广场成了“世界的十字路口”，同样对中国的辛亥革命密切关注。《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3日到14日这两天，连续不断地发布了十多条来自各地的消息。如汉口10月12日电：“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汉阳兵工厂已被义军占领，武昌起义获得成功，清国其它诸省省府开始响应起义。起义军组织严明、供给良好，外国人受到保护”；北京10月12日电：“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持汉口前线”，“另传前被慈禧驱逐、流放的光绪帝政治顾问康有为已抵达汉口”；华盛顿10月12日电：“清国驻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东京10月12日电：“日本外务省称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优待”；芝加哥10月13日电：“孙中山现在美国境内”；汉口10月13日电：“武昌革命发展迅猛，满清统治恐将结束”，“起义军无法有效地维持秩序，汉口、汉阳以及武昌的贸易已完全陷入停顿。劳工阶层失去生计，并且正试图抢掠。城内50多万人逃往乡下。”伦敦10月14日电：“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这里收到一封发自上海的电报说：武昌已经宣布成立共和政权。一支强大的革命军武装力量已从汉口开拔，准备与来自北方的清国皇家部队交战。一场大的战斗预计将在两日内打响。另据报道，汉口市爆发了一场巨大的火灾，官署大楼和银行已被烧毁。”
中国革命是世界历史上最为震撼人心的纪元之一。各国驻华使节、报刊记者、传教士以及商人，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时用函电等方式报告本国，或者公诸报端。“阳夏战争前后两三个月内，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向日本政府发出71份情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向英国政府发出143份情报，充分显示了列强对此役的极度关注。”（冯天瑜《阳夏战争述评》）
从本土报纸到上海媒体，再到国际著名报刊，新闻报道没有地域国界之禁限。总而言之，因为武昌首义，武汉在那段时期被国内外空前关注，它的知名度日益扩大。
47.《大汉报》与胡石庵
“大江流不断，点点数归鸦。名利舟中客，英雄浪里花。淡烟摇远水，薄霭孕残霞。回首西山外，云横日影斜。”读着此诗，引出它的作者胡石庵来。辛亥革命史不能没有这位职业革命宣传家的一章。
据说武昌首义后，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汉口问胡石庵：“武昌之变，究竟属何性质？”胡石庵答：“革命党起义，光复汉族河山，推翻君主，建立民国。”“恐怕不一定吧，我们领事馆接到总督瑞澂的照会说，武昌是土匪作乱，奸虏烧杀，抢夺钱财，无恶不作。既是革命党起事，为什么没有明文公告使中外人士了然呢？”“你们不要相信那一套，那是瑞澂的恶意中伤。一两天内，就会有革命的机关报在汉口出版的。”胡石庵话音一落马上回到公司，以大幅白纸和黄纸手书两张“大字报”，张贴于离公司不远的江汉关署门首和英租界栅子口，报道起义有关消息。如革命军占领武昌，瑞澂、张彪弃城逃走等；左下角的空白处，写下“革命军抵汉口，汉口军分府成立”两行大字。大字报下读者如堵，蜚声三镇。《大汉报》就这样草率创刊，内容大如形式，口号胜于论说。
1911年10月13日，新任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谕令牟鸿勋、苏成章、周之翰等筹设政府机关报，以广宣传。朱峙三的遗稿中追忆当时情况：是晚，都督令开会，牟鸿勋以两湖师范学堂同学上百人滞留武汉，亟待安置。“牟与苏成章、周之翰商议，先组织《民国公报》安插之。以蔡以贞，刘复、黄万生及予均办过报的，当请黎督手谕。在藩库提拨元宝2000两为开办费，以同学张樾为副经理，牟兼正经理，张兼主笔，并约任素、张祝南、刘汝麟、张世禄等办理《公报》，即日出版。就大朝街60号官报局为馆址，命未回家的工人办理印刷，由馆中先发一月工资以为鼓励。二十四日，员工整夜未睡，立时即印出20份。次晨，分送各机关，并张贴于要路墙上。发刊词及社论，檄文二张，为任素手笔，而都督一切法令，重要文电，必先送报馆登载。”
10月15日武昌起义后第一家革命舆论机关《大汉报》正式发刊。这是胡石庵凑集一点钱，买回几令油光纸，一个人自写自编出版的。创刊号登载“中华民国军政府”讨伐清廷的檄文。此文文笔锋利，既非军政府文告，亦非受命之作，是胡石庵闭门造作的。正在开印时，郑江灏来问：“这是江那边的革命军政府送来的吗？”胡说：“非也，是本店自造的。”郑说：“你好大胆，竟敢擅用军政府名义。”胡答：“把声势造大些，既可以安军心，又可以丧敌胆，这个谎非扯不可。”
“创刊号刊发社说《敬告军政府》（记者十厂），告诫军政府团结一心，防止党争与内变。连载三日。”“嗟乎！新水非故水，前波续后波，我民国军如锦如荼之舞幕既已高张，诛无道秦建中国，著者日企趾作渴望也。”创刊号上还有新闻和专电：黄州巡防营独立；荆沙宜昌的驻军宣告独立并向武汉赴援；湖南革命军占领长沙，其援鄂部队即日可到；九江独立……都是胡石庵道听途说甚至向壁虚构的，人们都信以为真。一时轰动武汉三镇。就是那张创刊号，竟一印再印，重版六七次，销行两万余份，首创汉上日报销数最高纪录。
《大汉报》由胡石庵独立经营，馆设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刷公司内。该报的创办，出于对外显示新生革命政权的创立和存在，“以言论造成民国”，代湖北军政府宣达命令，张大革命影响。有了詹大悲为首的汉口军政府支持，《大汉报》名正言顺地成为革命机关报。李春萱在《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说：“它尽量刊载革命胜利消息和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情形，总是供不应求。交通要道贴有《大汉报》的地方，挤满了看报的人群。”胡石庵还联合英文《楚报》向国内外宣传首义宗旨，外国的通讯社和报刊都以《大汉报》的消息为依据。
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这是武昌起义后新建革命政权的第一家政府官报。湖北军政府主办，馆设武昌大朝街68号原官纸印书局内。牟鸿勋、任素（岱青）分任正副总经理。创刊号上的《发刊词》为张樾、任素手笔。《中华民国公报》假借孙中山大总统名义，发表《布告大汉同胞书》（查光佛撰），声讨清政府罪恶；号召直捣黄龙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此文传到伦敦时，有人还拿着报纸向孙文祝贺。
10月18日《汉口中西报》载：“军政府以国民军纪律维严，诚恐犹有扰民情事，昨又大书特书‘不准骚扰’四字，通贴通衢。字大径尺，最易触目。”又谓“汉口逃乱之人原以念一日某国兵轮到汉耀威，试炮三声，闻之者各寒心丧胆，旋即起意搬迁，有迁于租界地内者，有回本乡者。有乘轮上下各回原省者。下江人之家眷现几走十分之八，本省人之家眷几回十分之九。汉口近三日间较前日已少去三分之一。”
10月22日，汉口军政分府机关报《新汉报》创刊，胡石庵起了很大作用。此前，詹大悲特携官票一千张，到汉口歆生路大成印字馆会晤胡石庵，要利用这里现存的印刷工具办报。英雄所见略同，胡石庵说，我已经布置好了，还拿出《讨清檄文》、《告四万万同胞书》两篇文章，以及各省的响应电文十余件，给了詹大悲。詹大悲下令查封汉口熊家巷的官报《公论新报》，改为军政分府印刷处，《新汉报》以此为基础创刊，由何海鸣任总经理。“以兴汉灭满，唤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经费由军政分府提供。
萝卜快了带出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报纸和报人。胡石庵就是武汉最早的“假新闻”炮制者，报上所发文告，多系杜撰，却是为了安定人心，维持大局。10月底，《大汉报》刊发短评以稳定民心，“外间谣传萌昌带旗兵3万来鄂，此说大误。北洋陆军仅有6镇，纯全之旗兵只一标余，如能出此重兵，独不惧都中又召汉军之变耶！惟大势至此，满贼与汉民已不两立，设虏廷优胜，吾汉民无噍类矣。”当然，作为一张严肃的报纸，《大江报》在办报宗旨上“必从实以记……可褒者褒，可诛者诛”，“不为曲隐，不为巧饰。”对武昌城内个别起义者戮及满族妇女老人的行为亦“大不为然”，认为“革命旨在光复，不在报复。……戮及满人，目下万不可再为。”（胡石庵1912年《湖北革命实见记》）
10月29日清军大举进攻汉口，发行仅14号的《大汉报》报馆即被焚毁，馆员三人罹难。胡石庵避走武昌，即谋规复。他在武昌贡院新街觅得一处清吏住宅，由湖北军政府官报局拨给一些机器和铅字，张罗三天后即复刊发行，又开始炮制一些稳定人心的消息。11月《大汉报》刊发战地通讯《汉口五日记》，报道汉口保卫战期间大汉报访员亲临前线采访和大汉报馆被焚情形，文云：
是夜（10月27日），散兵无从归队，歆生路一带遍处皆是。本馆自编辑房至印刷处，胥为军人坐满。记者彻夜未寝，亲督馆中夫役出茶水遍给，且与谈战败情事，次日，歆生路一带遂为战斗要点，一时炮弹枪丸如雨下落，才五分钟，本馆门前已落空炸子母弹14枚，本馆中印刷工人40余名，一时尽散，遗者但记者及访员詹茂林、校对关维汉与学徒6人。……记者乃偕詹（大悲）站立门首观战事终局。……更视我军已如泉退下，……记者窘极，急与遁趋路中迎面呼曰：诸位弟兄休退，诸位其何以对汉口百姓！且呼且泣。中有热情者，闻言多拍胸曰：转去！转去！……记者至此知战胜已无望，始弃本馆，匆匆奔入租界。
《湖北革命实录馆》成立后，《大汉报》馆编辑同人应约编写的《大汉报历史记略》，1913年3月24日提交，系统记述了该报自创办以来的斗争经历及社会声誉。
……辛亥八月，义师起武昌，石庵誓以十万毛瑟输军府，故本报咄嗟出版，距鄂军政府发现差不两日也。一时中外哗传，惊为神速。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南北各省如苏、浙、皖、赣、闽订阅函电，纷至沓来，甚有虑中道陆沉，特遣专足者。而旅汉西人，日辄十百联袂来购，购不即去，每就馆翻阅，阅竟有复购多份者，不得，则以昂值致之。贩报小儿频以此获奇利。南洋华侨与夫欧美各国之民党皆专电致贺。美国《纽约报》称本馆为“革命军之先锋”，又称为“革命军势力雄厚布置完全之现象”。日本《大阪》、《朝日》、《每日》三新闻，有谓本报为“革命党之总机关”，又有谓“湖北革命之主动的”，又有谓“支那文字之怪物”。葡国某报则谓本报为“支那报界新产英物，坠地即飞”。露国某报谓本报“区区一纸实有震动中国之魔力”。英国《泰晤士报》谓本报为“湖北首领报”，又谓“民国之第一张报纸”。法国《少年报》亦谓本报为“革命后之第一出版物”。巴黎《日日新闻》则举本报证实拿破仑“一纸贤于十万毛瑟言之”。德国官报谓本报为“革命党之利器”，又曰“革党所恃以挠动天下者”。诸如此类，不及备载。……迨十月，汉阳失，司令行，北军炮毁都督府，黎公亲率兵驻洪山，武昌乃大扰乱。十一月，一日之中，城内落炮弹近百数，各机关逃亡将尽。本馆落炮弹七枚，门墙屋脊皆毁坏，出重金遍啖平民，始未走散。然城内已秩序尽失，人民去来奔逃，扶老携幼，哭声震霄，士心离散，遗枪满道途，政府所办之公报已停版。本报为镇定计，乃伪作他省战胜、援兵立至及北京反正等新闻，临时赶印，半日之间发6号外报，人心稍安，士气复振，得免内溃。时武昌童谣有曰：“大汉报，真个巧，见了他，胆大了”。又曰：“大汉报，胆真大，人人怕，他不怕。”即指此也。后本报复作有劝北军同胞白话文数万余言，按日登载，使人就租界遍给北军，北军观之，乃纷纷感动有泣下者。旬日中凫汉（水）投诚及解甲遁走者殆近万人，将弁无法禁止之。此辛亥十、冬月事也。是为本报鼓吹最力时期之历史。
“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悬眼尚睁。革命未成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胡石庵挽悼彭刘杨三烈士的诗，也是他的自白。有一个署有“觐”的人在胡石庵的像赞中写道：“现革命身，说革命事，为革命家，著革命记。”甚至有人笑谈：中华民国是胡石庵吹起来的。
48.中国报道的《申报》视角
有一张老照片，注文为“上海市民在望平街报馆前等候武昌起义的消息”。报馆设在望平街的《申报》创刊于1872年，终刊于1949年，它坚持“独立精神”，是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广的第一大报。1872年9月9日《申报》即开始在武汉销行。“始则未经入目，销路寥寥，继则逐渐通行，发售日胜一日。”对于辛亥革命《申报》不惜版面地进行了详细报道，故上海市民先睹为快每天翘首以待来自武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