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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北军南下汉口激战(4)

阳夏之战,兵败如山倒。据皮明庥、张笃勤等编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事志》记载:“宋锡全、胡瑛、王宪章等携银二十万元、舢板船六十余只、小火轮四只,于夜半潜逃,退至岳州。……汉阳知事李亚东弃职而去。”宋锡全被杀是汉口作战期间民军内部发生的大事,因涉及很多方面,值得一述。

蔡寄鸥《鄂州血史》写道:“宋锡全的军队驻守汉阳。与胡瑛、王宪章等湖南人在汉阳开秘密会议,会议内容局外人无从知道。10月31日晚上,宋锡全向水师统带陈孝芬说请他的炮船运辎重,并说是黄总司令的命令。开到鹦鹉洲,又至金口,宋锡全还要上开到湖南,陈不解,宋说是军事机密,不能泄漏。陈说,我是湖北人,不能去湖南。于是两下把军队和辎重分开。宋部乘拖军队的小轮回湖南。陈将船开回至文昌门。孙武军务部长问他,你是共进会的人,同文学社一般湖南人很要好的,不是偕同宋锡全到湖南去了吗?黎元洪也说,战事这么紧张,你们临阵脱逃,这还了得!结果有人说情,没追究陈,而是派钱维骥赶到湖南,一是搬救兵,一是解回宋锡全的首级,在武昌城门示众三日。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说黄兴任职是11月3日,在宋离汉阳之前两日,对他发布命令的可能性不大。但据当时第二镇参谋长钟畸、军务部人事科长杨王鹏及龚霞初等人所述,兹志于此。而宋锡全奉命行军,落个私自潜逃的罪名,确有点冤枉。”

对当年科学补习所的创立者胡瑛,蔡寄鸥没讲客气:汉阳的秘密会议是胡瑛发起的。当时有人说,如若汉口不守,汉阳决难存在,汉阳不守,也难保守武昌。不如把湖南军队扩充起来,备武汉危急时有一条退路,留作将来反攻的地步。这个计划黄克强也以为然。可是胡瑛的主张却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是富于领袖欲的,从前坐在模范监狱里头,对于革命同志,就自居于领袖地位。黄克强致冯自由信有云:“胡经武派有人来,彼虽在狱,与军界关系未断。其部下亦有千余人。”所谓部下,即指文学社而言。所以他出了监狱,虽一跃而为外交部长,并不认为满意。有人说,你不懂外语,办外交岂不困难?胡瑛答,做长官的人只要掌握原则,处理大事。至于同外国人讲话,自有翻译员任之,有什么要紧?任事不久,覃振前从长沙出狱后前来会胡瑛,他与宋教仁、胡瑛都是湖南桃源人,既是同乡又是同志,有“桃源三杰”之称。胡瑛竟操着官腔道,可惜你太来迟了,本部组织就绪,现无好缺,只剩下鹦鹉洲驿站有马两匹,尚不曾委人看管。事也清闲,你愿意屈就不?覃振前道,要我看马吗?一笑而去。

胡瑛的意思是要取得独当一面的军政权,干脆地说就是要当都督。湖北都督被黎元洪抢先了,那么退一步想,就注目于湖南的都督。宋锡全退往湖南是他的主张。同时并由他交给五百支枪,为宋锡全扩军之用。不料宋锡全依照计划由汉口起程的时候,正是湖南焦达峰被人杀害的时候,现成的都督被人夺去了。湖南督署与湖北督署之电信往来,比宋锡全之水上行军要快捷得多。“鄂军第一协统领宋锡全临阵退缩,卷款潜逃,请正军法。”两下把头一接,不但宋锡全之死蒙不白之冤,就是宋教仁、谭人凤和黄克强,也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也说不出。胡瑛假公济私的大计划,也就完全失败了。汉口失守之日,他毅然决然敝屣外交部长的尊荣,而与詹大悲同船东下了。到了南京以后,终于得到孙中山的任命,取得山东(烟台)都督的头衔(不久被黎元洪赶他走路)。以至依附袁世凯,为筹安会六君子中惟一的前革命党人。他后来任司法院的副院长,有一个武昌首义同志叫梅宝玑的前去见他,他听说宝玑太穷,在大街上排着卦棚卖卜为活,对人道:教他去卖卜好了,会我何来?可见是“一阔脸就变”的角儿。

也有人说,黄兴以汉口战事危急,令调宋锡全部于10月30日往岳州,以作不得已时之退却准备。与宋同行之王宪章、胡玉珍、祝制六、黄振中等同时被执。经蒋翊武致电长沙力保,始得获释。据张难先说,宋之行确为黄兴所遣。

除了宋锡全,还有个杨选青也意外遭杀。

“次日军政府得到报告,以统带杨选青临敌不前,贻误战机,在阅马场处斩。杨为文学社人,在首义秘密工作中为极出力之同志。首义后,屡次战役,无不奋勇当先。此次误阵,实由于请假结婚所致。临讯时他说,有十多天没有战事,我结婚,是由黎都督请准了假的。结婚之时,因客多吃醉了酒,相隔一江,命令于晚间送到,我已不省人事。而况命令交给的任务,我部下的管带和督队官已经为我执行了。兵到龙王庙,因清军据险扼守,未能如时登峰,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经军事会议讨论,蒋翊武、蔡济民等均谓情有可原,暂且记大过一次,命其戴罪立功。孙武和黎元洪,均主张按照军法从事。临斩之时,同志无不流涕。都道杀了宋锡全,又杀杨选青,从此以后,同志们人人自危了。孙黎之结怨于同志,就此开始。”(蔡寄鸥语)

如此战火硝烟、哀鸿遍地时刻,杨选青居然操办婚姻大事,冲喜乎?尽孝乎?

江陵郝穴人胡鄂公是共和会的创建者,10月10日当天从河南驻马店赶回汉口参战,曾任高等侦察科科长、鄂军水陆总指挥,是个显赫人物。他曾撰文谈到另一个“杀杨”事件:“黄兴今晨到都督府与黎公见面后,上午渡江在汉口满春茶园成立司令部,下午检查各部队。至第一协在汉口之一标时,该标杨标统当下令整队以便检阅。黄见该标人数不足,询问何故。杨答以该标在汉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前线作战,一部分由汉阳运输枪弹到汉口分配各部队伍。黄谓:我来检查,应全标站队。杨答:因事前未得到总司令通知,故未全标站队。黄怒,谓杨不服从命令指挥,当请都督下令立斩杨标统以警众。黎公暨诸同志,以黄初任总司令,未便过拂意旨,于是从黄之请挥泪许之。当晚九时,宋教仁处宾朋满座,咸相与谈论黄兴怒杀杨标统一事。黄兴第一日到汉就总司令职,即杀一标统。为整顿军纪而杀耶?抑或为立威而杀耶?”

这个杨标统是谁,文章语焉不详。如此三军用命、求贤若渴之际,黄兴不分青红皂白杀人如同暴君,可能吗?诬陷吗?看来,“此事当时因军事关系,讳莫如深,报纸亦形格势禁,不能作详尽记载。”留待后人来厘清,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辛亥武昌首义史》认为,对于湖北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在阳夏保卫战期间就表现出来,孙武与黎元洪、吴兆麟等同黄兴不和,蒋翊武等文学社诸人则拥戴黄兴。这就隐然出现了“孙武—黎元洪”与“黄兴—蒋翊武”两个派别的对立。前者多是湖北人,后者多为湖南人。加之黄兴到汉督师,因鄂军久战疲劳,颇倚重援鄂湘军。而湘军甘兴典部溃走岳阳,王隆中部又擅自退出战场,这便给孙武等人攻击黄兴以口实。凡此种种,都使得军政府内部的纠葛增添了畛域分歧的色彩。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情报称:“湖北兵与湖南兵之冲突复日益加剧。自本月十七日战役以来,湖南兵一向领先奋战,湖北兵则有逃避锋锐之嫌,是以湖南兵对湖北兵之怯懦行为颇为愤慨;且待遇方面,湖南兵月饷七元,湖北兵则为十元,故湖南兵不满。自二十三日以降之大激战而后,湖北军、湖南军干部间亦加深冲突,尤以二十五日晚间达于极点,致失去协力作战之精神。”

日本人内田顾一在《湖北革命战见闻日记》中写道:“汉阳败退的原因之一是,湖南和湖北的士兵内部不和及粮食问题。湖北士兵每人发十元,而湖南只发七元,并且总是在最前线发饷。又在对夺取米良山(美娘山)时曾悬赏四万元,他们曾一度夺下,旋被清军夺去。为了赏金问题闷气未解,以致两军不和,于是湖南兵尽速撤回武昌来了。”

谭人凤《石叟牌词》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湖北方面为鼓励湘军士气,谎称新到之船载有新购的机关枪,“军士摩拳擦掌,欢声雷动,曰:‘有机关枪,再去,再去!’及跟问情实,则大骂之曰:‘可恨湖北人专顾自己性命,骗我辈送死!’气又颓然丧矣。”

“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两湖之间即或有过的畛域之争,但与他们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抗满清的大局相比显然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