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承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辛亥闰六月初一日。
此文署名“奇谈”，许多人以为是詹大悲所写，实出自黄侃手笔。黄侃也是鄂东名士，蕲春人，其父是著名学者黄云鹄。他曾就读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学章太炎，参加同盟会和日知会。《石破天惊——震撼中国的报刊文章》一书，里面有“奇才奇言惊天地——黄侃与《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一文介绍，当时黄侃奉命潜回武汉准备参加起义，詹大悲设宴款待，黄侃酒后乘兴命笔，一挥而就，写出这篇时评，詹大悲大为赞赏，马上刊出。
当时报章分析，“此种文字，各报在所难免，甚至比此种文字尤为激烈者尚多。当局何独借此题而发挥，内中曲折明眼人自知，官长可谓特别用心也。”其中原因，跟查封前一天所发的“社会主义”译文有直接关系。但是，通常认为《大江报》是因这篇时评惹的祸。
《大江报》其他同仁拟稿通电全国：“各报馆鉴：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消息传出，武汉三镇乃至全国舆论大哗。8月3日《民立报》刊发骚心（于右任）所作时评《江声呜咽》。文云：“《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乃官场既封禁其报，又严拿其主笔。噫嘻，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我为之哭。”“其遭劫，不解何故，以意度之，十之九触官场之讳而己。呜呼！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能被浪淘哉？”
8月6日《时报》刊发《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汉口巡警二区区长覃令昆奉巡警道手谕，立派巡警数十人如捉大盗然，高执巡警灯笼，把守大门，不准出入，覃令亦亲临该馆，即询以经理编辑何往，茶房答以经理在中西旅馆会友，编辑在汉舞台观剧。覃令分饬巡警往各该处寻觅，一面电请夏口厅给封条二张，以便发封。”“巡警二区所派前往弹压之巡警共有数十名，均在该馆，有席地而坐者，有横卧桌上者，甚至任意便溺，适某公司送该馆西瓜一担计十余个，被巡警抢食无余，其骚扰情形可见一斑……”
随后《时报》又连续刊发《再志汉口大江报被封情形》、《汉口大江报被封三志》、《汉口大江报被封四志》、《汉口大江报被封志》等文：“汉口《大江报》被封、总理被拘各节，兹探悉有三大特别原因在也。一自督办铁路大臣来鄂后，无日不作讥讽之评论。故此得咎于端老四。一攻击陆军第八镇第29标统带李襄邻撤差，于统制面上不好看，故此得咎于张彪。一度支公所以7厘行息借洋款50万之草合同，该报首尾登载，曾经藩司禁止发刊：故此得咎余诚格……”“以文字得咎，在文明国有言论自由，以区区之时评，竟遭此奇祸，能不令吾辈寒心。兹詹君虽定一年监禁，犹复磊落，谓大江报馆系我一人负完全之责任，何故牵累无辜，于是根据法律，函致审判厅诘问，以期挽回。一纸空文，于时事庸有济乎，大兴文字狱，立宪国有此制度耶，呜呼！”
9月1日，刚在汉口创刊的《武汉白话新报》刊载“大江报被封一月之哀辞”，大鸣不平，汉口地方检察厅检察长罗藏禀请巡警道下令查封。9月8日，《民立报》也发专文，揭露武汉当局钳制舆论。“汉口报界自《大江报》封后，未几《鄂报》以多一‘新’字，禁止发行；《政学报》以裁去津贴，自行停刊；《公论新报》则每于武汉新闻稍有关系者之侧，必注‘确否待查’字样，以防不测。报界之可怜，至亟矣。”“汉口各报馆以湖北当道对于大江报馆极力摧残，区区一时评立意虽属激烈，然终不失忠君爱国之本旨，今忽加之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之罪名，似此情形，将来官场得以任便挟制报馆，如督院不秉公办理，将来一律托挂洋旗以期抵制云。”
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齐集报馆门前，力表同情，墙上贴的“安慰之纸、哭吊之短文甚多”。在湖北咨议局门前，社会各团体和报界数千人集会，进行抗议示威，并有人断指痛哭，强烈要求当局取消查封大江报的命令，立即释放詹大悲、何海鸣。还推选代表赴北京“上访”，请愿绝食，以示斗争之坚决。全国各地报馆也立即响应，纷纷揭载，支持《大江报》同仁的斗争。尽管如此，胳膊扭不过大腿。湖广总督原拟对詹大悲处以重罪，但慑于民情，判处徒刑18个月。汉口地方审判厅审判长罗某宣读其罪状，“合报律第二十二条，违第十条登载之第二款之规定，各拟以监禁一年半；讯系赤贫，均免科罚金。”一说或交银八百两保释，革命党人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让他俩身心受苦。
《大江报》案是“武昌首义的导火线之一”，此时，离武昌首义爆发的日子不到一个月了。
“本菩萨心，作狮子吼。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据说《大江报》现在仅存一份在湖北省博物馆。董必武在《詹大悲先生事略》中评论说，1910年，詹大悲“商振武学社同志刘尧澂（刘复基）、张廷辅、王守愚等与将校团合并改组为文学社，于汉口办《大江报》为社之言论机关，仍由君及宛思演、温楚珩、梅宝玑、何海鸣等主之。经此团结，革命气势大张。君言语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者，故《大江报》风行一时。宣统三年，君见清运已终，著一时评，题曰：《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鄂督瑞澂忌之，即捕之入狱。军中同志激昂万状，遂伏八月十九日大爆发之根。”
蕲春黄侃故居踏访
2010年3月下旬，我们来到青石镇大樟树村黄侃故居。油菜花黄，村头那棵大樟树像一面绿旗，是招徕游子的村徽。1886年黄侃（字季刚）在这里出生，族中排行第十。黄家世代书香门第，远祖中有黄庭坚。黄侃父亲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历任四川按察使，宦蜀数十年，有“黄青天”之誉。因得罪权贵罢官归里，曾任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的山长。黄侃14岁中秀才，17岁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田桐、董用威（董必武）、宋教仁等同学。1905年，黄侃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故人子”，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同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8年春，因生母病危，黄侃由日本返回家乡时，曾在居室、祠堂、山坡河畔宣讲革命。如今蕲河边那棵荫蔽一亩的大樟树下，便是他当年演讲场所之一。听过演讲者超过万人，除乡亲外，还有邻县乡民。鄂东及安徽西南八县的“孝义会”，公举黄十公子为首领。
1910年秋，黄侃学成归国。翌年7月25日，黄侃返乡之前来到汉口江汉路的《大江报》馆，蕲春老乡詹大悲和何海鸣为他设宴洗尘。推杯换盏间谈起时政，大家异常激愤。何说，季刚独具慧眼，又是本报特约撰述，请为《大江报》写一时评可也？黄应诺。酒酣耳热之际，何说，季刚还有文债未清，怕再喝不得了。黄醉眼惺忪道，文债要清，酒还是要喝。詹说，季刚真乃当代名士，唯夜半十二时报纸发稿截止，篇幅已留下，请兄边挥毫边喝酒。黄问，需多少字。詹说，三百字以内最佳。黄说，那待我写完后再痛饮，遂一气呵成，以“奇谈”为笔名，写下《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詹拍案叫绝：此真乃英雄所见略同，数日前海鸣撰文《亡中国者和平也》，今季刚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无独有偶，诚为振聋发聩之作。当即签字，送排字房发排。黄侃的这一时评令江汉震动，革命士气为之大振。
大樟树村不复往日繁盛，也是“六一三八九九部队”当家。黄侃祖屋最近被拆得只剩两面残墙。其与夫人的合墓还在村前“燕步梁”的小山坡上，原来的余杭章太炎撰墓志铭皆不见，现墓为县人民政府1994年立，“上书蕲春黄君墓”，惟一的介绍是“辛亥革命志士”，为省级文保单位。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与孙武等对南京临时政府颇有微词。1914年秋，黄侃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晚年主要从事训诂学研究，被称为国学大师。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无意中暗藏“绝命书”三字，一语成谶，这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胃血管破裂，不幸逝世。黄侃墓后为生母墓，黄侃为“黄氏母周孺人”所立之碑上书“着雍君滩毕辜之月哀子侃泣题”，生僻难懂，为公元前104年纪年方式，据考证是戊申十一月。墓前为女儿墓，合成简陋的墓园，有苍柏和紫花作伴。小山那边，芭茅丛中，竟然有并列两块碑，左边碑文为“圣旨皇清诰授大夫咸丰癸丑科进士黄云鹄之坊”，历经一百多年还保存着，真是奇迹。那蕲河边罕见的大樟树，也就是黄氏父子风采的见证者，如今被村民盖房逼近，失去了原有的疏朗空间，风水大坏。树下有纹枰，是黄侃的儿子所筑，并立小碑。跟他父亲一样，这篆书的碑铭也叫人难辨，其中一块刻着：“匆匆来去何妨稍息且坐碑上手谈一局先行之制不过九目。”
世事如棋，人生之局，不是可以预料的。先行者们远去，惟有这油菜花开一年又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