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作为参战国，美国显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战争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又为它自己平添不可估量的政治信用。于是，威力无比的军事机器、深谋远虑的政治外交为美国建立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扫清一切道路上的障碍。1944年炎热的夏季，盟军发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计划“霸王战争计划”，不久，以凯恩斯为首的一批盟国经济学家接受罗斯福总统邀请，乘坐“玛丽女王号”前往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参加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商讨成立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事宜。布雷顿会议的召开是一次划时代的事件，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正式形成。会议决定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同时决定成立另一个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贸易组织（ITO），以监督国际贸易活动。但这一设想真正付诸实施却被推迟了50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宣告成立。
从布雷顿体系的内容来看，美国从稳定汇率、对外援助和自由贸易三个角度勾勒了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其核心思想是：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国际经济体系里面，充分维护和实现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为美国遏制前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充分的物质基础。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得的最大成功是：在新的国际货币制度中，实行黄金——美元本位制，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结算的支付手段，规定各国政府可以按照35美元等于一盎司的固定比价，随时向美国用美元兑换黄金。各国货币的汇率严格与美元挂钩，上下浮动不超过1%，自己不得随意贬值或升值，各国中心银行有义务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的稳定。如此一来，美元成了要害货币，美国可以充分享受戴高乐所说的美元特权而带来的种种优惠条件。当别国为外汇储备增减忙碌时，为对外贸易逆差加剧苦恼时，美国可以心安理得地通过印刷货币、增加美元供给量来解决本国外贸逆差，并且直接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美国推动建立世界银行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经济援助方式，加强同战后需要重建的那些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将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纳入美国所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之中。同时，美国可以在帮助其他国家经济复兴的名义下，将本国大量过剩的资本输出海外，寻求新的利润市场。世行虽然对海外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但对接受国要求非常严格，而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
冷战爆发后，美国全力同前苏联、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先后在朝鲜、越南打了两场局部常规战争。为了维持它在世界上的战略优势，美国不仅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向西欧和前苏联及中国外围的一些地区驻扎数十万的常规军，向盟国和反苏、反华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不计代价地追求世界政治军事霸权，必然要付出巨大的成本，美国则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给予的金融特权，通过印刷纸币来支付这些高昂的成本。越战期间，美国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用滥用到极点，当时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剧增，但约翰逊总统既不降低进口，也不增税，也不削减公共支出，反而还发起了扩大社会福利的“大社会”计划。换了其他国家，假如在政治外交上支付如此巨额的成本，仅仅依靠本国自身的经济实力恐怕早就破产了，或者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使社会动荡不安。但美国不必担心，它利用国际金融体系培植的美元信誉，巧妙地将成本分摊给它的主要盟国，尤其是西德、日本。面对前苏联的威胁，出于政治和战略的需要，西德和日本同意为美国因在海外采取独霸行动而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融通资金。作为交换，美国也必须宽容盟国利用霸权制度来促进他们的经济繁荣，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忍受同盟国的贸易逆差，只要盟国不要将盈余的大量美元立即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可以继续存在下去。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的主要盟国日本和西德实现了经济起飞，两国出口贸易额从战后初期几乎零的水平迅速增长，相加一起已经超过美国的出口额。德、日、法这些盟国的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世界对这些国家货币的需求也不断增长，马克、日元、法郎越来越可能成为新的国际流通货币。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强调美元为核心的国际储备货币，并且以美国的黄金储备作为保障，把其他货币排除在储备货币之外，这些必然引起盟国的不满情绪。于是，“特里芬悖论”开始发挥效力了，美国人陷入它设计的国际金融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内在矛盾之中。正如吉尔平所说：“一方面，美元作为储备、交易和干预性货币的作用，扩大了美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使它在执行外交政策或治理国内经济时，无须考虑它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能让美元贬值，改变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以改善自己的贸易和国际收支地位。”假如美元不能贬值，势必造成盟国的出口优势，使他们获得大量美元，美国敢于无限制地印刷超过黄金储备的美元供给量，是建立在与盟国保持政治上团结的基础上，盟国需要美国的军事保护伞来抵消前苏联的威胁，因此不会立即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但美国估计错了，盟国为了本国的民族利益开始向美元特权挑战，戴高乐曾经要求法国央行尽可能地将美元向美国兑换成黄金。其他国家也打算这么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终于开始动摇，不久便土崩瓦解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美国金融霸权的终结，同前苏联在政治军事上的争霸战略削弱了美国经济实力基础，八十年以后，美国竟然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从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沦落为最大的债务国，但是美国依靠强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力量，迫使它的头号债权国日本不得向美国索取债务，反而继续为美国财政融资，使美国避免破产的境地，度过一段时间的难关。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前苏联的解体，日本和德国陷入经济发展低迷状态，美国已经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对手，从而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方面全面确立了世界霸权国的地位，金融外交为维护美国的霸权利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熟悉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现实的一个新的视角。
奥巴马，美国的一注强心剂
北京时间2009年2月21日凌晨1点05分，第44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就职演说。全文如下：
我的同胞们：
今天我站在这里，看到眼前面临的重大任务，深感卑微。我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也知道先辈们为了这个国家所作的牺牲。我要感谢布什总统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以及感谢他在两届政府过渡期间给予的慷慨协作。
迄今为止，已经有44个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总统的宣誓有时面对的是国家的和平繁荣，但通常面临的是乌云密布的紧张形势。在紧张的形势下，支持美国前进的不仅仅是领导人的能力和远见，也在于美国人民对国家先驱者理想的信仰，以及对美国立国文件的忠诚。
前辈们如此，我们这一代美国人也要如此。现在我们都深知，我们身处危机之中。我们的国家在战斗，对手是影响深远的暴力和憎恨；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严重的削弱，原因虽有一些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决策失误，同时也未能做好应对新时代的准备。
我们的人民正在失去家园，失去工作，很多企业倒闭。社会的医疗费用过于昂贵、学校教育让许多人失望，而且每天都会有新的证据显示，我们利用能源的方式助长了我们的敌对势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星球。
统计数据的指标传达着危机的消息。危机难以测量，但更难以测量的是其对美国人国家自信的侵蚀——现在一种认为美国衰落不可避免、我们的下一代必须低调的言论正在吞噬着人们的自信。
今天我要说，我们的确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而且在短期内不大可能轻易解决。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今天，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因为我们战胜恐惧选择了希望，摒弃了冲突和矛盾而选择了团结。
今天，我们宣布要为无谓的摩擦、不实的承诺和指责画上句号，我们要打破牵制美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陈旧教条。
美国仍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借用《圣经》的话说，放弃幼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重拾坚韧精神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们要为历史作出更好的选择，我们要秉承历史赋予的宝贵权利，秉承那种代代相传的高贵理念：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以平等和自由，以及每个人尽全力去追求幸福的机会。
在重申我们国家伟大之处的同时，我们深知伟大从来不是上天赐予的，伟大需要努力赢得。（我们的民族一路走来），这旅途之中从未有过捷径或者妥协，这旅途也不适合胆怯之人、或者爱安逸胜过爱工作之人、或者单单追求名利之人。这条路是勇于承担风险者之路，是实干家、创造者之路。这其中有一些人名留青史，但是更多的人却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正是这些人带领我们走过了漫长崎岖的旅行，带领我们走向富强和自由。
为了我们，先辈们带着微薄的细软，横渡大洋，寻找新生活；为了我们，先辈们忍辱负重，用血汗浇铸工厂；为了我们，先辈们在荒芜的西部大地辛勤耕作，定居他乡；为了我们，先辈们奔赴（独立战争中的）康科德城和葛底斯堡、（二战中的）诺曼底、（越战中的）KheSahn，他们征战、死去。
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先辈们战斗着、牺牲着、操劳着，只为了我们可以生活得更好。在他们看来，美国的强盛与伟大超越了个人雄心，也超越了个人的出身、贫富和派别差异。
今天我们继续先辈们的旅途。美国依然是地球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同危机初露端倪之时相比，美国人民的生产力依然旺盛；与上周、上个月或者去年相比，我们的头脑依然富于创造力，我们的商品和服务依然很有市场，我们的实力不曾削弱。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轻歌曼舞的时代、保护狭隘利益的时代以及对艰难决定犹豫不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跌倒后爬起来，拍拍身上的泥土，重新开始工作，重塑美国。
我目之所及，都有工作有待完成。国家的经济情况要求我们采取大胆且快速的行动，我们的确是要行动，不仅是要创造就业，更要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打下新的基础。我们将造桥铺路，为企业铺设电网和数字线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将回归科学，运用科技的奇迹提高医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我们将利用风能、太阳能和土壤驱动车辆，为工厂提供能源。我们将改革中小学以及大专院校，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切，我们都能做到，而且我们都将会做到。
现在，有一些人开始质疑我们的野心是不是太大了，他们认为我们的体制承载不了太多的宏伟计划。他们是健忘了。他们已经忘了这个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已经忘了当创造力与共同目标以及必要的勇气结合起来时，自由的美国人民所能发挥的能量。
这些怀疑论者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政治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耗掉我们太多精力的陈腐政治论争已经不再适用。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能否起作用，政府能否帮助家庭找到薪水合适的工作、给他们可以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障并让他们体面地退休。哪个方案能给与肯定的答案，我们就推进哪个方案。哪个方案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就选择终止。而掌管纳税人税金的人应当承担起责任，合理支出，摒弃陋习，磊落做事，这样才能在政府和人民之间重建至关重要的相互信任。
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市场好坏的问题。市场创造财富、拓展自由的能力无可匹敌，但是这场危机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监管，市场很可能就会失去控制，而且偏袒富人国家的繁荣无法持久。国家经济的成败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而且取决于繁荣的覆盖面，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让所有有意愿的人都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们这样做不是慈善，而是因为这是确保实现共同利益的途径。
就共同防御而言，我们认为国家安全与国家理想的只能选其一的排他选择是错的。面对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危险，我们的先辈们起草了确保法治和个人权利的宪章。一代代人民的鲜血夯实了这一宪章。宪章中的理想依然照亮着世界，我们不能以经验之谈放弃这些理想。因此我想对正在观看这一仪式的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说，不论他们现在各国伟大的首府还是在如同我父亲出生地一般的小村落，我想让他们知道：对于每个追求和平和自尊的国家和个人而言，美国都是朋友，我们愿意再次领导大家踏上追寻之旅。
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和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他们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我们无法保护自己，他们也深知我们强大并不足以使我们有权利为所欲为。他们明白，正是因为使用谨慎，我们的实力才不断增强；正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公正的、我们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因为我们的谦卑和节制，我们才安全。
我们继承了这些遗产。在这些原则的再次领导下，我们有能力应对新的威胁，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国家间更广泛的合作以及增进国家间的理解。首先，我们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伊拉克交还给伊拉克人民，同时巩固阿富汗来之不易的和平。对于老朋友和老对手，我们将继续努力，不遗余力，削弱核威胁，遏制全球变暖的幽灵。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到报歉，我们会不动摇地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那些企图通过恐怖主义或屠杀无辜平民达成目标的人，我们要对他们说：我们的信仰更加坚定，不可动摇，你们不可能拖垮我们，我们定将战胜你们。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多元化遗产是一个优势，而非劣势。我们国家里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有犹太教徒也有印度教徒，同时也有非宗教信徒。我们民族的成长受到许多语言和文化的影响，我们吸取了这个星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有益成分。正是因为我们民族曾亲尝过内战和种族隔离的苦酒，并且在经历了这些黑色的篇章之后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团结，因此我们不由自主，只能相信一切仇恨终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种族的划分不久就会消失，而且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共有的人性品德将会自动显现。在迎接新的和平时代到来的过程中，美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