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自我发展的欲望，有着深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凭着这股精神，浙江经济细胞不断裂变，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一些原本是掌鞋的、打铁的、缝衣服的、修打火机的等普通劳动者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成长为国内著名、世界知名的企业家。
——经济学家 李兴山
浙江人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卓越的经商能力由此可见一斑。浙江人当老板的意识极强，今天帮着打工，明天就争取入股，后天可能就与你竞争了。和其他地方的大老板往往来自转制后的国有企业或者集体企业不一样，有统计说，浙江民营企业100强里面，约有90%的老板出身于农民、工人、裁缝、修鞋匠等阶层，因此有“草根浙商”的说法。换言之，浙商是典型的“草莽英雄”。这些在中国改革开放前20年里成功的企业英雄，能否在新的世纪永续“浙商不败”的神话？面对境内外不断崛起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浙商正在面临优势流失与先天缺陷。
一、浙商粗放型管理暴露先天缺陷
与跨国公司相比，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在公司治理方面的先天缺陷日益暴露。
1.外资并购意味着“浙商的冬天”即将来临
逐渐袭来的“外资并购民企热潮”开始引起浙江官方的密切关注。浙江省发改委启动一项调研，直指近来浙江省发生的多起民企遭跨国公司并购事件。业内人士分析，这波外资并购潮隐藏着对浙江产业安全的威胁，可能正是官方开展调研意图的核心所指。省发改委曾在一季度经济形势报告中发出“外资并购”预警，要求“关注外资新动向”，“即国外强势企业意图将浙江省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扼杀’在变强之初，从而影响浙江产业安全”。
2006年12月，当德国施耐德电气和浙江德力西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之后，不安的情绪在浙江温州市柳市镇开始逐渐弥漫起来。柳市是中国著名的低压电器之都，低压电器产品占据了50%的中国市场。
几天后，德力西的老对手——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将炮口对准了这次并购，高调呼吁警惕外资产业垄断。南存辉向媒体呼吁：“政府一定要看清楚，跨国公司跑到这个乡下地方来干什么？它的目的就是垄断，在低压电器领域高、中、低端通吃！跨国公司惯于用标准、专利、收购、诱惑、威胁、污蔑等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
与南存辉激烈的情绪表达方式相反，浙江省和温州市的相关领导都对这次合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引进施耐德电气这样的世界500强企业对于当地经济来说，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德力西与施耐德的合作，将会引发新一轮的创新和技术进步的竞争，这是政府愿意看到和提倡的。从当地政府的角度看，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机会，对于温州民营低压电器企业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事实上，在此次“炮轰事件”之前，正泰集团与施耐德曾有过长达10年的耳鬓厮磨。10年来，施耐德多次提出收购正泰股份组，并且一再降低收购标准，但均遭到南存辉婉拒。10年等待成为泡影之后，施耐德转变并购战略，直接收购正泰的对手德力西。
确实，外资并购对浙江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程惠芳认为，“最直接的影响是不利于浙江民营企业自主品牌做大做强；另外，一旦优质民企被外资并购，后者难免掀起价格绞杀，对行业形成垄断性伤害。这也是苏泊尔案遭受质疑的主要理由之一。凯雷收购徐工案由于事关国资流失及大型装备制造业保护等，国家会进行干预，但对民企来说，还缺乏相应干预机制”。
无独有偶，与正泰集团炮轰施耐德相似，杭州汽轮力阻西门子与武汉长江动力的合资事件，再次引起媒体对浙江商人的普遍关注。不久，杭州汽轮动力集团通过媒体“公开发难”，指责“西门子与武汉长江动力的合资别有用心”，涉嫌行业垄断，可能危及国家产业安全。据了解，在公开反目成仇之前，杭州汽轮、西门子两家中外企业已经持续合作了30年。最后，双方于2004年终止合作关系，终止合作关系的原因与“正泰、施耐德”如出一辙：西门子提出组建由其控股的合资公司，而杭州汽轮坚决不同意。
同样，由浙江爱仕达牵头的六企业联名抵制法国SEB集团并购苏泊尔合资案，早已在业界闹得沸沸扬扬。2006年8月，苏泊尔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法国SEB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SEB最多将持有苏泊尔61%的股份，如果协议顺利完成，那苏泊尔将成为外资控股企业。
几天后，苏泊尔的老对手——浙江爱仕达率先“发难”，称SEB通过苏泊尔进入中国市场后，将产生行业垄断局面。随后，沈阳“红双喜”等国内另外五家炊具企业纷纷响应。六家公司在北京发表《关于反对法国SEB集团绝对控股苏泊尔的紧急联合声明》，共同抵制苏泊尔并购案。在联合声明中，六家企业作了言之凿凿的假设：一是如果法国SEB集团绝对控股苏泊尔，将会垄断中国相关产品市场；二是一旦这种并购成为事实，目前行业良性竞争格局将变为以价格战、广告战等为先导的恶性竞争。声明请求国家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此次并购给整个炊具行业带来的严重后果，尽快、果断叫停该并购行为。
这一系列的由浙商牵头“炮轰”外资并购事件，让许多关注浙商的人浮想联翩。曾经风光无限的浙江商人，为什么近来表现得如此急躁和不安？对于浙江企业来说，外资并购就意味着“浙商的冬天”即将来临。为此，程惠芳认为，在不违反WTO承诺的前提下，如何对发生在量大面广的一般制造业龙头民企中的外资并购进行有效监督，是相关部门亟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浙江企业必须面对的难题。
2.粗放型管理使浙商丧失绝对的优势
摆在浙江企业面前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那就是粗放型管理。在创业之初，粗放型管理并没有对浙江企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市场全球化就摆在了浙江企业面前，为此，粗放型管理不仅阻碍了浙江企业的发展，而且还为浙江企业带来诸多的障碍。许多行业专家研究发现，一系列的由浙商牵头“炮轰”外资并购事件的企业中，那些率先发难的企业都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共同点：
其一，都是行业三强。爱仕达是炊具行业排名第三，正泰是中国低压电器领域第一，杭州汽轮则多年来位居中国汽轮发动机第一。
其二，都认定外资并购后将发起价格战绞杀对手。未战先怯，是兵家大忌。而近来浙商自乱阵脚的糟糕表现，的确暴露着他们孱弱的心理。
其三，都指认外资并购涉嫌垄断，危害国家产业安全，希望政府出面制止。他们的手法如出一辙，声音里都带有如临大敌般的颤抖，就像那些被变故吓坏了的孩子，惊恐的目光里渴望得到大人的庇护。
其四，都把自己定义为民族工业，维持目前市场格局，即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
管理粗放仍是浙江企业长不大的“内伤”，从历史上看，浙江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依靠卖方市场，以小摊小贩、小作坊的方式积累发展起来的，很少经过现代经营管理的熏陶和市场竞争的洗礼，在当前逐步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粗放落伍的特征越来越明显。另外，由于管理层次低，管理者多是“七大姑八大姨”，技术人才多数不愿在此供职，认为没有前途。能否把一场看上去要赢的足球比赛踢赢，是衡量一支球队是否成熟的标志。同样的道理，能否把公司的战略出色地执行到位，也是衡量一个公司管理层是否成熟的标志。但是浙江企业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大都缺乏一种稳健踏实的行为及思维方式，行为和思维方式呈现出太多的跳跃性，迷信灵感、相信超常规发展，着迷于奇思异想，认为只有这些才是企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思维定式的结果就是轻视踏踏实实、循序渐进的工作作风，造成经营管理上的非理性、狂热性、盲目性、模糊性、不可捉摸性。如果这种方式果真能够带来企业利润的增长倒也罢了，但我们认真看一看事实就会发现，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中国大部分家族企业都是翻船和翻车。确实，对于浙江企业来说，粗放型管理已经阻碍了全球化竞争，在浙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快速发展壮大的20年里，中国也在一步一步走向世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如前文所述与跨国公司相比，浙商赖以生存的融资、效率、模仿等所谓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即使与国内的企业相比，浙江企业早期的组织优势也在逐渐减弱，有些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弊端。这些弊端包括：
第一，融资环境。早期的浙江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并不比其他省份宽松。由于受到信贷体制的歧视，它们同样无法从银行贷到钱。那些急需资金发展的企业为了生存，便从亲朋好友处借贷。这种独特的民间资本拆借由于顺应需求，一开始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一旦企业要做强做大，民间信贷对于大企业来说根本就不能满足，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
第二，家族化管理。这种以血缘关系凝结而成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在企业刚刚起步之时往往显示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家族人员的知识、视野、管理水平常常不能适应新的需求。而中国职业经理人制度不健全，用人环境不规范，使得民营企业很难找到真正适合的人才，因而在人才选拔上瞻前顾后、缩手缩脚。
第三，战略规划匮乏。更多的企业存在严重的投机心理，战略规划模糊不清，企业战略摇摆不定。在一个行业里取得短暂优势，便盲目扩张消耗资源，往往在企业真正需要的研发、打造核心竞争力方面缩手缩脚，最后失去竞争优势。其实，战略规划常常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组织智商。
第四，技术缺失。在模仿为主的企业发展背景下，对创新技术的漠视便顺理成章。而企业模仿大多属于比较低级的模仿，即模仿的只是形似，而无法做到传神，更不要说创新。消费者对产品的付费规律仍然是：对创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愿意付高价，而对优质但雷同的产品付低价。没有创新技术和新产品，企业必然失去持续发展的动力。
3.浙商真正的敌人不是竞争对手，而是眼前的利益
近来，有关竞争力的各种论点开始流行，特别是已经中国加入WTO的现实，更多中国企业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生存空间与生存地位。确实，对于浙江企业来说，最根本的敌人，不是其竞争对手，而是浙江企业的眼前利益。“步步高”运动鞋南京一级代理黄雄说：“离开章庆洪不是一种背叛，加盟红桥纯粹是商人逐利的天性使然。谁给我们的利益多，我们就跟着谁干！不要用道德的评判标准来看待我们的举动。”当然，一锤子买卖就能使企业赚得钵满盆溢，谁还会去花上十几年的积累去搞以技术为本的创造？当投机取巧成为一种思维，当轻研发、重抄袭成为一种习惯，整个行业的悲剧也就随之而来。思维和习惯是一种最强大的力量，它有一种惯性，驱使一个企业和企业家往明知错误的方向走。思维和习惯不改变，被收购或者消亡是迟早的事，也是注定的事。
确实，曾经风光无限的浙江商人“草木皆兵”的糟糕表现，也许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意识到：新一轮的外资并购浪潮已经来临。但是，那些曾经寄希望于国家行政干涉的，作出行业垄断，甚至威胁国家安全的论断，显然并没有得到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可。与今日跨国公司大举压境的情形相似，浙商的先祖，2500年以前的越国在同一片土地上，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虎视眈眈，屯兵于吴越边境，伺机吞并弱小的越国。面对吴国大军压境，越国上下臣服吴国之声渐起，以大将军石买为首的“主降派”甚至断言：与吴国交战，是置百姓于水火，犹如以卵击石。在江山未稳、人心不一的情况下，越王勾践重用楚人范蠡、文种，率众迎敌。勾践派“敢死队”自杀于吴军阵前，趁吴军惊恐慌乱之际率军突击，吴军大败。吴王阖闾被越国大将灵姑浮击伤脚趾，命丧于逃亡途中。这就是“槜李之战”。
浙江的制造企业，成本优势是存在的，我们现在最缺的是核心技术。如果核心技术老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一定是它打死你，中国企业就只能出卖廉价劳动力。我们要尽快掌握核心竞争力，不能仅靠别人加快技术创新。我们可以采取收购的方法，瞄准机会，得到核心技术。这种办法使我们跟国外同行的差距一下子缩小了。一个真正富有竞争力的可以和跨国公司同台竞技的企业，不是政府保护出来的，也不是仅仅依靠模仿就具备持续竞争能力的。保护，并不能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却会时常阻碍技术创新，从而使整个行业丧失发展动力。全球一体化时代已经来临，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大舞台，昨天的成功已如过眼云烟，昨天的经验也许不值一提。要想在这个大舞台上立足，三脚猫的功夫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制造出性能优良的产品，不能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不能拥有核心竞争力，眼前的繁荣都是暂时和虚假的。
对于浙江企业来说，自主创新势在必行，因为一直以来，浙江很多企业陷入了技术上的空洞主义和研发上的拿来主义，在最终导致企业整体竞争实力逐步下降的同时，也陷入了缺技术、轻研发、重抄袭、全拿来的经营和成长怪圈。尽管如此，同业内竞争却仍非常善于打价格战，试图以此来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拖垮别人，而结果是大家在消耗别人实力的同时，牺牲了社会资源和顾客利益，也把市场机会拱手让给了国外企业，从而影响了整个行业自身的健康成长。有人预言，2009年，将成为一个风起云涌的外资并购年。面对汹涌的外资并购浪潮，真正可怕的不是眼前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中国本土企业创新精神的萎缩，以及企业家光荣与梦想的不复存在。也许，与我们一水之隔的日本、韩国企业的成长经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迪。索尼、三星等日、韩企业在本国市场的生存环境远远比中国企业复杂残酷。因为国内市场狭窄，所以它们不得不一开始就具备国际视野，立足到国际市场上去打拼，并且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独一无二的产品上。日韩企业深知，技术是企业生存之根本，用创新技术为消费者创造独一无二的产品和性价比，是企业发展的唯一路径。因此，它们格外看重新技术，甚至不惜举巨债搞科技攻关。而中国的企业似乎比它们幸运，中国宽阔市场孕育的众多机会，使得中国公司只要制定一整套品牌渠道发展战略，保证在广告上持续投入，而不需在研发上动真格的，就可以坐拥市场的无限风光了。
跨国公司大军压境的现实，也许会让更多的中国企业改变原有的思维和习惯，更多地关注企业的长远利益，更快找到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更快地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和技术更新中找到自我，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荣和梦想。若如此，才真正是于企业幸甚，于国家幸甚，于民族幸甚。
二、小农意识将成浙商难跨的门槛
农民“小富即安”的思想会让他们取得小的成功后停滞不前；不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品牌意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老板思维让他们很难走向强强联合，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事实上小农意识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关键时候，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有可能成为浙商难以逾越的门槛。因此，如何积极从“草根”的禁锢中走出，成了横亘在浙商面前的一道难题。浙江人经济的整合、引导已日显紧迫。浙商应该有深刻的危机感，浙商要往思想的深处走。民营企业家必须是创业者又是思想者，既保持激情又拥有理性，过去靠胆子，现在还要靠脑子。鲁冠球有句名言：“科学发展观就是教会我们如何科学地赚钱和持续地尽社会责任。”邱继宝也有一句名言：“技术上的飞跃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飞跃。”浙江有不少民营企业积累了三五百万资产，就认为原始积累完成了，其实这是不正确的，中国有句老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竹”就是代表文化、代表知识、代表伦理道德。浙江的企业在完成实物资产的积累以后，必须继续先人一步努力积累伦理的、无形的、自主的知识产权，创建不同于他人的品牌价值。
1.农民出身是浙江商人很明显的烙印
浙江自古人多地少，明清时的商贸就已经比较发达。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催生浙江人的经商意识。中国经济改革转型初期，大量的浙江农民成为这种创业冲动的第一批受益者。可以说，农民出身的草根性已经成了浙商身上最明显的时代烙印之一。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农民。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群体，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值，却比广东大一倍，成为中国第一大商帮。
为此，媒体质疑，为什么浙商自主创新能力很强，而且他们所拥有的很强的资源调配能力的创业型企业家精神首先会从农民中迸发出来？对此问题，姚先国指出，这是和中国的国情密切相关的，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数目形成了这一特殊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早，但其转型的速度却没有中国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有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较低的生活水平使得他们在经济政策放开的时候，更容易有出来创业的冲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存留的计划经济弊端反而成了这些农民创业获得第一桶金的有利条件，而农民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是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必不可少的。
在创业初期，浙江人务实、肯吃苦的精神也保障了他们创业的成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是很多浙江商人在发迹之前走过的路。对此，农民出身是浙江商人很明显的烙印。当然，在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今天，浙商的主要限制是家族管理、传统产业和资源短缺限制基础上的单打独斗、弱小分散和褊狭的局限。浙商的独立性主要是个体的独立性，个人或家庭独资的企业比较多。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比较晋商与浙商之后指出，在企业制度方面，晋商是股份制，而浙商是独资；在治理结构方面，晋商是两权分离，浙商是两权集中；在机构设置方面，晋商是联号制，浙商的分支机构少。浙商具有单打独斗的特点和局限。浙商的单打独斗既表现在企业之间缺乏合作或联盟，也表现在企业内部缺乏资本与资本、资本与劳动、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合作。当今时代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时代，合作既是竞争的手段和工具，也是对竞争的超越，直接是经营的目标之一，是核心竞争力和长期获利的重要源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教授说，浙江货是便宜货、大路货，具有同质性，缺乏差异性，往往会形成恶性的价格竞争，市场绩效比较差，加上外生的国际贸易中介，不利于企业家和浙江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由于浙商的单打独斗也决定和造成其弱小分散，企业的规模小、实力弱、技术水平和产品档次低、获利能力差、企业内部和相互间的联系松散。
浙商的单打独斗和弱小分散，既由褊狭造成，也会导致褊狭。褊狭既指资本的褊狭，资本对资本和劳动的排斥，把个人或家庭资本的地位及作用看得过重，片面地追求狭隘的利润；也指老板的褊狭，老板的个人和自我意识太强，对企业的绝对控制，过分地强调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还指企业的褊狭，或单纯追求赚钱，低水平地扩张，不相关多元化的泛滥，如大家都搞房地产等，或只从事产品生产和商品运作，而忽视资本运作。但是，浙商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能根据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而调整和改变。孔祥毅在比较晋商和浙商时进一步指出，在对待对外开放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撤离和拒绝，而浙商是买办和学习；在对待时局变化的态度方面，晋商是拒绝改革，而浙商是与时俱进。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晋商的衰败和浙商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说，浙商有三创：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创业精神。业内专家认为，浙商的成功和优势在于“保守中的创新”，并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创新路径”。
2.草根性曾对浙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事实证明，在浙商中间，这种情况确实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对于长期在外寻找生意的外地浙商，浙商之间的天然“互助”行为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外界说，浙江是老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浙江省内就是分布在各地的产业集群。一个集群有成百上千家企业，也就有成百上千位老板，从这一意义上说，产业集群也就是“老板集群”。近10年来，浙江商人在中国市场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明显。可以说，浙商已经成为一种现象。
事实上，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非常困难，但是在温州等地的商会内部，会员之间借款甚至可以不用打借条。这在其他地方的商人中是不可能的，在西方规范的商业环境下更是天方夜谭。可以说，这种独特的“抱团”现象也是浙商草根性的重要体现。在温州，遍布全国各地的商会组织已经成为当地重要的第三方力量，在解决与当地政府、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时，这些来自浙商中的民间组织正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毋庸置疑，草根性曾对浙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确实，浙商肯吃苦、谨慎的冒险、节俭、重视学习，而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观察别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业内专家认为，浙商的厉害，不在浙商的“高、大、全”，而是浙商的“低、小、散”。
第一，浙商的“低”，不仅仅是低调，浙商的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
第二，浙商的小，在众多浙商中，其规模确实小。浙江企业的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1/4，浙江直到2002年底才有一家年销售额超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像著名的温州，其支柱产品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全部是抓在手心里，一只手就可以拿着走的东西。这些商品科技含量、资金门槛都很低，但他们就是有竞争力。
第三，浙商的“散”，也就是流动性和行业的广泛性。温州商人在很多场合被视为浙商的代名词，事实上并非如此，浙江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县，即使原先的欠发达地区，都有大面积的工商业活跃着，都有大批人外出做老板，而不是打工，哪怕是养鸭种香菇，也是承担投资风险的业主。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已经逼近了百事可乐；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洗衣粉市场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4倍。
尽管如此，为什么其他地方的商人没有像浙江商人那样？这里面肯定还是与浙江人独特的经商禀赋有关。浙江人的精明在于，随时随地发现商机、捕捉商机，有时无中生有制造商机。浙江海宁现在是全国最大的皮革加工生产基地，但海宁本地几乎不产一块皮毛，按照西方学术的规模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都远在中国同行之上的跨国公司，竟然只有三成的在华外资企业赢利；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效率却很高。因为他们虽然低级落后，但却符合中国的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他们知道这个阶段什么样的最好，什么样的企业组织最匹配。一旦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就能立刻由低向高走。
尽管浙商规模小，但是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了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当地极为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避免大企业常有的毛病。在浙江，实现这种规模经济，有一种在以前的经济地理学上找不到的产业模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生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的内部条状、外部块状的特色产业区，极具竞争优势。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动力机制，是浙商称雄的法宝。只有自下而上，才能不断向上，即使“草根”，也能长成参天大树，因为他有根。
3.小农意识将成为浙商难跨的门槛
对于浙商未来的发展，浙商问题专家表示，有两点担心必须提醒众多的浙商，这两点还是要回到浙商的草根性上来。第一个担心的问题是一部分浙商在取得小的成功后会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过于坚持创业时候的经验会让部分浙商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第二个担心的问题是浙商会在有些时候强调个人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小农意识对企业家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关键时候，这种影响也是致命的。未来10年，业内专家最担心的就是小农意识对浙商的发展不利。那么，在下一个10年，浙商面临的新问题会有哪些呢？业内专家指出，对于大部分浙江商人来说，前期的创业阶段已经过去，未来几年，在浙商面临的诸多问题中，他们面临比较多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做大还是做强，专业化还是多元化？上海本原企业咨询研究所所长沈玉龙认为，传统的制造业是不可能做大的，一做大，就要出问题。对一般性的制造业，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大企业，千万不要做大。一个做鞋子的企业不可能像可口可乐一样在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55%。至于多元化和专业化的问题，是联想、海尔这样在行业里面处于第一的企业需要考虑的，而在行业里排位在几百位以外的，只要考虑是否挣钱就可以，不用考虑多元化还是专业化。
第二，浙江民营企业的要素成本提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现在的浙江，人力成本、土地成本都是很高的，这使一些以低成本发展的企业感到了危机；另外，国内市场的逐渐饱和迫使越来越多的浙江商人走出国门寻找突破，国外的市场环境和国内有很大不同，这对文化水平不算太高的浙江商人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第三，浙商手中的资本聚集增多，投资愿望增强。目前，浙江商人手中的游资据称有12000亿元以上，如此巨额的资本对外地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巨大的诱惑。所以近些年，各地对浙江的资本主动招商的越来越多。尽管可投资的行业在增加，但投资成功率却在下降，这要求浙商投资时更加谨慎小心。
第四，长三角一体化对浙商带来的新要求。浙江要接轨上海，浙商自身的文化素质、经营思路都要真正融入这个大的思路中去。这也是很多浙江商人迫切需要解决的。
第五，是保持家族企业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沈玉龙认为，保持现在的家族企业适合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不成熟的现状，需要调整的是，家族型企业内部必须实行法制，要有制度。
第六，基础管理薄弱和管理滞后已经严重影响浙江企业的发展。沈玉龙根据他的经验分析，传统制造业，如果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果产值达到5000万元以上，管理的漏洞就很多，如果是流水线生产企业在1亿～1.5亿元的规模时，管理的问题就暴露了。他认为，目前浙江企业缺的不是最新的管理理念和最先进的管理工具，而是最基础的基础管理，基础管理的薄弱日益成为制约浙江企业再上一个大台阶的关键，而且这个时段不会超过3年的时间，未来3年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停留在小企业的地步，再想上一个台阶是很难的。
第七，品牌和市场。任何产品做到一定的地步，一定要成为品牌。在竞争领域，70%的利润是流向品牌的。而以前浙江人只有生意，没有品牌，打造品牌是未来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第八，人力匮乏。照目前速度发展下去，人力资源供不应求的现象还要严重。沈玉龙说：“前20多年，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对应的是出企业家的时代，而未来是出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浙江很多民营企业家，董事长不兼总经理，那么，总经理在哪里？
第九，民营企业发展如果失去本性就会一败涂地。什么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本性呢？沈玉龙认为，就是速度快、效率高和对客户负责。现在有的民营企业就把这个本性丢了，要和国企比块头，制造烦琐的流程，搞了一套一套规章制度，对市场和客户的反应速度变慢。
沈玉龙最后总结说：“千万不要把浙商的成功归结为一种模式，他们是在实践中走出来的，他们做生意，做市场的经验不是书本和学校里教出来的，而补上做生意这一课，恰恰是我们现在内地很多的企业必须要学的。”
事实上，浙商的小农意识是因为特定的历史环境造成的，他们的下一代也许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在两代人交接的过程中，两种认知的冲突似乎就在所难免。业内专家强调，目前，第一代浙江商人普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尽量出国深造，知识的重要性让他们不想在后代身上留下遗憾。两代人尽管会有认识上的差异，但这些矛盾也不会一下子爆发，交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对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家族继承，我们要乐观一些。
三、传统浙商到新浙商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浙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管理体制转型、社会责任感增强等方面的变动，崭新的浙商形象已经开始显现，并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业内专家考察了浙商的成长及其转型，认为非经济因素对浙商崛起与形象重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认识当代浙商的新形象，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启示。确实，崛起于近代的中国浙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逐步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人们思维定式中的浙商传统形象正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并且随着浙商的异军突起，新浙商的形象也越来越清晰，传统浙商转型为新浙商已是不争的事实。
1.产业结构的转型
应当承认，浙商一开始在产业结构的选择上就以市场为导向，单个企业规模不大，产品也“小”，所经营的皮鞋、服装、眼镜、打火机、低压电器等几乎全是科技含量低、资金投入不多的商品。这一产业结构的格局固然是浙商出于自身的发展考虑，但是小商品却拥有大市场，不仅创造和增加了财富，也为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正是有了这第一步，才使许多人从打铁匠、修鞋匠经历了向上流动的轨迹。他们认识到小规模的低端产业结构如果不提高，将会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于是，浙商这个善于学习和吸收的优秀商人群体，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合作精神，按照经济发展规律进行产业升级，形成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逐渐演化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创业者，并跟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他们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学会借助虚拟经济之手把无地域性公司办得有声有色；也学会了通过购买国际公司，用国外的技术和资本赚外国人的钱；还无师自通地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用资本的杠杆撬动知识经济。然而，新生代浙商在IT行业显示出的力量已经可以与老一代浙商在传统制造业中的业绩相媲美了。新生代浙商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老浙商的胆略，在知识经济时代使财富一夜飙升。新浙商代表——IT财界巨子陈天桥、网易创始人丁磊、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等，以其独特的创业神话，一改浙商的传统形象，与老一辈浙商们相比，起点更高、视野更广的新生代浙商演绎着与老浙商完全不同的创富神话。更值得傲视群雄的是，在陈天桥、丁磊、马云等新生代浙商巨子之后，是浙江以及杭州湾IT产业带迅速崛起，成为继北京、上海、深圳后我国重要的通信及IT产业基地。2004年，仅杭州的信息产业产品销售收入就达到909.45亿元，其中软件产品销售收入198.43亿元，软件业从业人数达2.37万人，IT产业居北京、深圳之后，排名第三。有9家企业进入“2005年浙江省软件业十强企业”，12家企业进入“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百强”，3家企业入围“2004年中国独立软件开发企业最大规模前30家企业”，6家企业跻身“2004年中国电子政务百强企业”，15家企业被列入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14家软件企业上市，证券市场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杭州软件”板块。另外，浙江的行业网站赢利模式，也得到了赞许，除了著名的阿里巴巴B2B网站外，中国化工网、全球纺织网、中国包装网、中国建材网等数十家行业门户网站，几乎没有一家不赚钱的。
越来越多的专家指出，“杭州软件业与网络业的成功，决定因素是浙商的头脑和浙商的资本。杭州的软件、网络企业的中坚力量是新生代浙商，无论是资金、市场还是技术，都靠新生代浙商支撑”。确实，近年来，浙商群体中不断涌现出了像马云、陈天桥、方兴东、江南春、李书福等在全国新经济领域、新商业模式以及自主创新上卓有成绩的一批人。杭州乃至浙江IT产业的迅猛发展无疑为浙商从传统产业转型到新兴的朝阳产业，以及浙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随着浙江的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浙江经济已出现了下滑的疲态，究其原因就是从2003年开始，浙江开始出现资源短缺，即生产要素荒。“首先是土地、电、水、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和环境制约”。正是这些生产要素荒严重地制约了浙江经济快速的增长。“耕地锐减、能源困局、环境污染和投资代价趋大”，浙江经济年年实现高增长，但与之伴生的“负效应”也同样“可观”。浙江为GDP的增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发展受到资源要素紧缺的严重约束，浙江已是中国缺电最严重的地区，全国电力缺口一半在浙江，缺电情况在全国最严重。自2003年起大规模拉闸限电，此后两年拉闸限电所损失电量占全国的份额高达54%和49.7%，大量生产能力放空。大规模停电使得企业单位产品固定成本提高15%～20%，浙江省因大量启用柴油发电，增加企业运营成本数十亿元。土地的制约进一步加大，可用耕地最多只能再支撑10年，不少工业投资项目和招商引资项目，因没有土地而无法实施。环境污染严重，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基本达到饱和。由此，大批企业无地建厂，无电开机，无工可用。同时，“浙江的产业层次偏低，产业高度化又不足。直到2004年，浙江工业生产增长贡献率最高的产业依然是纺织业，其对第2位的产业还保持近5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近年来，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成长，但离规划目标差距很大。高新技术产业占浙江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78%，在全国排在第16位，比1998年还后退了4位。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浙江现有主体产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资源供给趋紧、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压力，增长潜力受到很大制约，增长优势削减”。相当部分企业尚未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必由之路。据浙江省统计局统计，2004年浙江省年产值500万元以上规模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合计46.9亿元，只占销售收入的0.28%，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甚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正是受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浙江工业总体上形成了以低成本、低价格、低收益为特征的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模式，最终使得吃老本的发展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困境，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已成为浙江摆脱困境的一大对手，因为发展第三产业在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缓解资源和环境要素制约、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增强地方财力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发展第三产业，提升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成为浙江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如何发展第三产业呢？浙江将发展的重点锁定在现代服务业上，在坚持做强做优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旅游、会展、物流、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促进新型产业体系的构建。无疑，作为第三产业重要新兴部分的IT产业大发展应该正当其时。那么，如何大力发展IT行业，推动浙商转型和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两个转型，业内专家认为应该具备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应加大对软件产业的扶植力度，通过积极的扶持政策与措施，支持IT产业的快速发展。在浙江省，已经出台了《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形成了从投融资、税收、技术、分配、人才、行业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一步促进软件产业发展的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同时，“十五”期间，浙江省政府确立了把软件产业作为主要支柱产业发展的政策，制订了软件产业专项发展计划，“十五”期间每年拨出1500万元软件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连续几年省财政软件专项资金项目的有效实施，起到了政府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推动作用，促进了软件产业结构调整，一批软件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一批软件企业迅速成长，浙江省软件产业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转型。
第二，积极建立上规模、上档次的软件基地，使IT行业形成产业集群，从而发挥产业集群的优势，迅速推动IT产业的快速发展。因为软件园区可以聚集一大批骨干软件企业，聚集和培养高级软件人才和软件骨干，聚集开发拳头软件产品。迅速增强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如杭州中磁公司、西湖数源、天桥国际、浙江科华等都开始积极投入软件园的建设，积极发挥软件园企业集聚和产业基地作用，初步形成了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软件产业基地。事实说明软件园区已成为浙江软件产品开发基地、生产基地、出口加工基地、技术培训基地、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和软件产业发展基地，有力地推动了IT产业的迅速发展。
第三，让IT产业尽快成为浙江产业的重要支柱，一方面可以大力吸引民间资本进入IT产业，特别是针对本地丰富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释放渠道和空间，将民间资本全面引入IT产业；另外一方面发展IT产业对浙江来讲，对调整经济结构和壮大民营经济是个“双赢”的策略。为此，浙江在发展IT产业时，应突破各种体制障碍，放宽市场准入，使得IT产业尽快成为浙江产业的重要支柱。事实上也是如此，浙江的IT产业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占主导，目前杭州软件业具有以民营企业为主、以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软件产品为主、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三个特点。以民企为主的杭州软件业占浙江省软件企业总数的80%以上，其中有10家企业还进入了全国软件百强。短短几年里，新利、浙大网新、浙大兰德等8家软件企业先后在境内或境外成功上市，被称为证券市场上的“杭州板块”。
第四，推动浙江IT产业向制高点进军，其方法就是积极吸引国内IT巨头尤其是浙江籍的巨头以及海外的IT巨头进入浙江发展，吸引浙江籍的巨头如陈天桥、丁磊回家乡创业既可以做大浙江的IT蛋糕，又可借此使浙江的IT产业抢占国内制高点。同时，吸引外资和外企进入浙江IT产业还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事实上，杭州良好的体制、机制、人才和环境基础，筑就了杭州IT产业发展的平台，国内外资本市场青睐有加，宽带设备、光通信等厂商纷纷驻足杭州，先后有欧美、日、韩等国家及国内一大批大公司、大企业来杭投资创业，使IT产业发展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
第五，加大培养和引进IT人才的力度。事实上，人才是浙江软件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资金、技术和人才往往是限制我国软件企业发展的主要症结所在。而人才则成为关键，高速膨胀的软件产业需要人才支撑。为此，应加大对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的力度。一方面，积极培养人才；另一方面，在培养人才方面相对缓慢的情况下，应积极引进人才，在人才的安家落户、待遇、住房等方面提供优厚的条件。近几年，浙江在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浙江各大专院校纷纷成立软件系和软件学院，为浙江软件产业培养、培训人才。浙江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分别成立了软件学院，专门培养软件人才；浙江电信培训中心和杭州东软培训中心开展由北大青鸟与印度Aptech公司合作推出的ACCP认证培训。浙江还与摩托罗拉、北电网络、微软、朗新科技、以色列等国外著名IT公司签订了人才培养合作协议。
为此，有专家称浙商正在向以IT为代表的高新产业积极转型。“IT浙商这个日益庞大的商人群体，据称占据了中国民营IT业1/4到1/3的份额，2005年的IT富豪排行榜中，前4名中有3人来自浙江。”新浙商与传统浙商相比，他们更擅长学习、创新和资源的整合，不再是简单传统的创业者。而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温州模式”、“宁波范式”和“台州民营经济现象”等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形成，浙商的舞台更加宽广。
2.管理体制的转型
不可否认，粗放式管理模式对浙江企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历史发展路径看，由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未完全成熟、社会组织发育并未完善的情况下，家族型的管理方式无论是经济行为或者是社会行为，仍可能担当起组织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功能，并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起源及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最重要的过渡。为此，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对浙商的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浙商在经营上仍因袭家长制。现代浙商概括的自主精神、平等精神、团队精神，以及人地紧张的生存危机、忧患意识等，追根溯源，也首先是在家庭或家族的土壤里萌发和滋生的，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自然地表现为一种广域的社会泛化。
当然，事物都有两面性，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同样如此，特别是随着浙商的崛起及其公共性的扩大，家长权威显然已不适应规模型企业的发展，家族经营存在的流动性低、外来管理人才很难进入核心层、现代营销能力差、资本扩张能力弱、创新能力缺乏等问题成为许多浙商急需突围的一个内容。实现管理体制从以家族权威为主到法理权威为主的转变，实现家庭或家族组织的变革和家族精神的重整，是实现其形象转型和重塑的关键，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变革所必须经历的过程。
确实，对于浙商管理体制的转型这个问题，笔者曾在《命门：中国家族企业死亡真相》一书中强调：家族企业要基业常青和永续发展，笔者建议给家族企业嫁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样不但让家族企业的发展更有执行性，而且可以将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但是，诸多家族企业所有者都不愿意从权力宝座上退下，原因就在于，由企业所有者管理企业，管理者就会有一种傲气和霸气，决策时更多的是一种独断专行，“企业是我的，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们谁也管不了”。虽然口头上不这么说，但其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无不透露着这么一种潜意识。而且，由于自己是老板，不再有任何人可以监督他，手下的所有职业经理人在请示工作、接受指令和与老板讨论事情的时候，不是完全用客观事实和理性原则作为指导，而更多的是一种服从权威的敬畏心态。这样，很多客观真理和正确意见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从企业会议室中溜掉，老板决策的依据更多的是个人好恶，而非客观事实。大家听到的都是对老板意见的一片赞扬和附和声，企业一步步走向险境。管理权与所有权合为一体，就造成了绝对的权力，而绝对的权力除了产生绝对的腐败之外，还会产生绝对的错误。无论决策者如何英明、睿智，哪怕是个“超人”，只要缺乏对权力的监督，就必然产生决策失误。
给家族企业嫁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就是要改变以前家族企业的那种所有权和经营权不分的困境，企业必须由职业经理人来主导，完全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企业必须制度化，所有的行为必须是可知的、透明的，决策分权式，凡事必须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分权部门可以自主决策，不必凡事都向老板请示汇报。总经理和董事长也必须在企业制度框架内行事。制度大于权力，一切是清晰的、可知的、稳定的、客观的，而且不必看老板脸色行事，老板的说法如果与制度规定不一致，可以不听老板的。
给家族企业嫁接现代企业制度，是彻底改变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一个较好的办法。这样更快地使家族企业社会化有一个较好的转换，从而使家族企业基业常青。当然有一些地方政府很开明，积极帮助家族企业推动家族企业的改革，下面就是政协殷都区委员会办公室发给一些家族企业的函：
按：
家族企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企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个好的机制，我国的家族企业大多是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如何让家族企业走出家族家长式的管理模式？政协主席路尚廷结合我区家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特点，批示转载宁波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在郑州中世商务首届“中国企业家管理论坛”上提出的《给家族企业嫁接现代制度》一文发给你们，希望政协委员中的家族企业家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不断提高各自的经营管理品位。
政协殷都区委员会办公室
2004年7月5日
家族企业要做强做大，必须转变家族企业的管理办法，实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只有这样，家族企业才会更好地发展，在中国众多家族企业中，宁波方太厨具公司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中较好的一个。
宁波方太厨具公司董事长茅理翔强调，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要淡化家族制，要把现代管理制度嫁接到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上，建立现代家族制。
茅理翔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企业家，被外商誉为“世界点火枪大王”。在“中国企业家管理论坛”上，茅理翔畅谈了建立现代家族制的必要性。
茅理翔多次提到“三”这个数字。
时间分配是三个“1/3”——1/3讲课、1/3写书、1/3会友。
交权经是三个“交”——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
茅理翔的理由是，家族企业老板60岁不交权，难免以后不昏头。不要霸着权力不放手，要知道，交给儿子的不是资产，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交权，就要彻底交，不要留尾巴或者垂帘听政，这样有损于儿子的威信，也让下属无所适从。
教子经是三个“三年”——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茅理翔认为，要及早地压担子给儿子，培养他的能力，树立他的威信，扶上马再送一程。但是，要注意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儿子，最终大主意还要儿子拿。“有一家企业就是没有及早地给儿子压担子，日子过得太舒服，到传位时，引起部分中高层管理人员不满而纷纷辞职，结果企业也垮了。”茅理翔举出身边的例子证明自己的看法。
在交权上，茅理翔有一个著名的“口袋论”：他认为太太、儿子和自己是一个口袋的，不会有利益上的冲突，女儿和女婿就不同，所以他把女儿和儿子分开，让他们各管一摊。这样就不容易闹矛盾。
“如果你发现有人的能力远远超过你儿子，你还要把位子传给儿子吗？”面对这样的提问，茅理翔不容置疑地回答：当然，除非儿子不感兴趣。茅理翔举出大量数据，说明了家族企业之盛行，生命力之顽强之后，又提出要淡化家族制。这种观点显然容易得到认同，但未免失于中庸。
茅理翔说，宁波的企业100%是民营企业，其中99.9%是家族企业。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76家是家族企业，而据美国管理学家的统计，国际上80%以上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可见家族企业何其盛行。
茅理翔对家族制有三点看法：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一定要依靠家族制；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一定要淡化家族制；家族企业在目前要彻底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他的结论是：要建立现代家族制。
家族企业之所以在创业初期一定要依靠家族制，是因为委托代理成本低，团队合作力量强，决策灵活，风险控制严。创业初期，一无资金，二无厂房，引不来人才，只有家人会与你共同奋斗。但是，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一定要淡化家族制。这是因为家族制管理模式极易引起家族矛盾，而“清官难断家务事”，结果往往造成父子、兄弟反目，夫妻离婚，而企业分崩离析。“江苏有四兄弟，开始共同创业，很团结，后来企业大了，四兄弟闹分家，由于老四抢先注册了共同的商标而打起了官司，闹得不可开交。”这是茅理翔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事例。另外，家族制企业容易排斥人才，在“七大姑八大姨”控制实权的家族企业里，人才引不进，引进了也留不住。怎么办？淡化家族制。像方太，董事长是茅理翔，总经理是茅理翔的儿子茅忠群，茅忠群下面所有中高层干部，全部是引进的硕士生、本科生，不准有他的亲戚和家族成员任干部，这样，不但没有家族矛盾，还能大量引进人才。
为什么当前否定家族制是不可能的？茅理翔的解释是，目前，我国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还没形成，我国的法律还不健全，信用体系不完善。
中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而学者也发现，至少有80%的家族生意在第二代手中完结，只有13%的家族生意被第三代成功地继承。遇到儿女不成材或者对企业经营不感兴趣，掌权者该怎么办？浙江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提出设立“败家子基金”：由专家管理，由此养活败家子。
茅理翔对“败家子基金”的观点不愿过多评论，但他认为，庸才下，能人上，是企业必须做到的用人之道，但对于能力不强的儿女或者元老，则不易采取过激的办法，而要稳妥地安排他们的出路。据茅理翔讲，目前他只有8位亲戚在飞翔集团、方太公司工作，而且都是车间主任以下的普通职工，更多的亲戚是在他们夫妻资助下另行创业发展的，企业元老也是这样。茅理翔认为，从长远来看，家族企业稀释股权应该是一个方向。当然，不是无限稀释，如果你不是世界500强企业，就不要相对控股，而要保持51%的绝对控股权。
为什么要稀释股权呢？茅理翔说，这就要说到企业的薪酬机制，职业经理人往往不满足于固定的工资或资金，而有分得股权的要求。不稀释股权就不易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并留住他们，防止因他们跳槽而给企业带来损失。给他们股权，等于给其戴上了金手铐。对自己从实践中得来的家族管理论，茅理翔加了一句注语：管理是解不开的结，解完了一个，又要解下一个。作为企业家，要不断地充电和提升自己，才能把企业带向更高更好的未来。
因此，在初具规模的浙江民营企业中，制定各种符合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规章制度，将家族企业的优点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已经提到浙商谋求继续发展的议事日程。在此过程中，有些浙商通过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知识而使自己上层次，也有不少创业的第一代浙商已经或正悄悄地将指挥棒递给下一代。虽然企业领军人的换代基本上是在家族内部进行、接班人多数是从父辈的羽翼下走出来的，但新一代年轻浙商的经营理念已经使人刮目相看：他们有的在各方理解和支持下大胆地对企业进行战略调整，逐步克服家族制企业的许多先天不足与弊端，取而代之以先进的管理制度，由个人决策发展为董事会决策；有的让一些曾与父辈一起“打江山”的元老退下来，将一批有激情、有闯劲、德才兼备的年轻人推到前台；有的加强了企业文化的建设和投入，在管理中把握平衡，大力营造企业的和谐气氛；有的通过改制，或者与外方合资合作经营，或者与其他企业，特别是国有（集体）中小型企业联合、收购或兼并，使企业制度有了重大改变。管理体制上的转型，保证了新浙商的生机和活力。
3.身份格局的转型
确实，身份格局的转型对于浙商来说，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为此，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会长、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曾在浙商转型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重点谈到，浙商的转型要从“老板”向“企业家”、从“功利文化”向“责任文化”、从“市场优势”向“创新优势”过渡。尽管浙商内部存在宁波帮、龙游帮、温州帮之类不同的地域商人板块，这些不同地域的浙商又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风格气质，也各有不同的投资重点和产业优势，他们多数人从农村起家，或具有手工艺、小商小贩活动的直接经历；但是，他们凭借敬业拼搏、克勤克俭、诚信不欺、脚踏实地、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在没有靠山、缺乏银行贷款、全靠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抓住市场经济的先机，在商海中搏击创业，获得成功。“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对大多数浙商在创业初期生活方式的素描。也有人注意到，一部分浙商在获得财富以后就缺乏进一步追求财富增长的动力，有的热衷于骄奢淫逸、奢侈浪费，也有的触犯法律、销声匿迹。然而从总体上看，浙商的社会形象和身份格局是清晰、明朗、健康的，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浙商的形象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巨大的进步。对于浙商为社会作出的贡献，徐冠巨给予浙商高度的评价：“目前浙江私企有40万家，个体工商户有180万户，所创造的GDP占浙江省的80%，所缴纳的税金占浙江省财政收入的70%，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占浙江省就业岗位的90%，总结私企过去的发展规律，研究和把握今天的发展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浙商中的大多数主要由文化程度低、企业规模小、人力资源不足、经营手法平实、赚钱不论多少的“草根企业家”构成。对于未来的长远发展，徐冠巨为此十分担忧：“现在某些私企最大的悲哀是，活得好自己不知道，如何死的自己也不知道。有些人对于自己是怎么发财的并不清楚，认为是因为自己运气好，虽然感觉良好是一件好事，说明浙商自己对自己有信心，但随着市场、制度等各方面的成熟、规范，天上掉馅饼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少，浙商必须认真考虑该如何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徐冠巨的认识是：要从个体的层面来讨论浙商的发展。社会上把浙江私营企业家群体统称为浙商，从个体来讲就是老板。它有两种发展类型，一种类型是老板发展成为资本家，运用资本的力量，主观上在赚钱的同时，客观上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另一种类型是老板发展成为企业家，是讲责任感的，目前，在浙商中，由老板向企业家发展的居多。为此，浙商身份格局的转型就尤为重要。
事实上，要从文化层面上思考浙商的发展，徐冠巨指出：“浙商应该从‘功利文化’向‘责任文化’发展。全国有400万浙商，海外有100万浙商，有6400亿元资本在全球流动，但浙商的发展不应该是‘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浙江人’，这样的文化流传下去，会被后人认为浙商是逐利的群体。‘功利主义’应该是阶段性的，原始积累阶段过了以后，就到了提升和发展的时期。”确实，浙商必须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内容。尽管浙商将数千亿元民间资本带入了全国各地不同领域，还带去了市场经济的经验，带去了就业岗位，带去了市场经济的鲇鱼效应，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是，责任文化是浙商在未来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只有把责任文化融入浙商中，浙商才能持续发展。确实，对于浙商身份格局的转型，浙商们不仅仅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社会形成“哪里需要有人承担责任，哪里需要有人做事情，哪里就有浙商”的认识，而且还使人们形成浙商是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的印象。
毋庸置疑，浙商如果要走得更远，责任文化这个问题就值得浙商关注，尽管许多浙商开始懂得通过对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资助来彰显金钱“善”的光辉。但是面对慈善这个话题，浙商不仅需要从责任文化的角度，而且还需要从文化的层面，道德、伦理的层面诠释财富的意义。在《福布斯》发布的“2006年中国慈善榜”上，共18位浙商榜上有名，一批新兴企业家异军突起。与此同时，由胡润推出的“中国慈善家排行榜”再次表明浙商依旧是最“乐善好施”的团队，有29位浙商榜上有名，比起13位排名第二的广东省足足多了一倍多。为此，责任文化已经引起浙商的足够重视，也是浙商把责任文化融入到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