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延安博苑(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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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历史沉湮下的铁血史诗

江林

绵延1000公里的河西走廊里,湮没着60多年前一段惨烈悲壮的西路军历史。西路军历史何以尘封半个世纪?主要有以下原因:其一,它是由于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西路军21800人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5600多人,回到家乡者2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0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2000多人。其二,它长期被当做张国焘路线遭受鞭挞。

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事实上,西路军执行的任务不仅是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遥控指挥,而且是经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意的一次军事战略行动。然后在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共中央及军委竟在两次电令中,已经把西路军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这个根本违背事实的错误结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

陈云,是西路军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45年后,即1981年,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时提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三个月后,陈云再次同李先念谈论西路军问题。李先念提到邓小平去年批给他看的一篇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文章。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

李先念是西路军的亲历者,当年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成员、三十军政治委员,西路军最后分散游击时负责军事指挥。对西路军被诬为“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始终不解。他和陈云一样,要对西路军的荣辱负责。

1982年,李先念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陈云的建议,组织干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电话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再次指出:“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以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二百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路线是另立中央。”

同年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在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遗案,对西路军历史问题的澄清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徐向前,这位当年红军最大一支方面军的总指挥兼西路军总指挥,是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几十年来为顾全大局,他面对种种误解责难,甚至诋毁,或缄默不语,或不得不说违心话。从1983年开始,徐向前用三年时间写成《历史的回顾》一书,其中辟专章叙述西路军史,痛切总结历史教训。这是一本具有权威意义的严谨可靠的历史著作,全面具体地恢复了西路军的历史真相。

2001年11月7日,在徐向前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指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他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四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这是中央对西路军所作的明确公正的评价。

二、红军西路军大事记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甘孜会师北进。

7月27日,西北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8月底,中央令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占领岷州、武山、通渭地区。

9月,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夺取宁夏、甘西,打通国际路线计划。

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拟以红四方面军北进独立迎击胡宗南。数日后,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改变计划,西渡黄河。中央电令:按原计划行动。

10月9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于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令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进至黄河靖远段造船,于11月10前完成渡河准备。拟以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与红四方面三个军渡河攻宁。

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蒋军总攻准备渡河的红军。

10月25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渡河。

10月26日-29日,五军,九军渡河。

10月29日,中央令31军渡河,次日改变决定,留下三十一军。

10月30日,蒋军关麟征师进抵靖远。河西红军五、九、三十三个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

10月30日,中央电令暂停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1日,中央电令河西红军西进。红军与马步芳部全线激战。

11月6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番、大靖、古浪、凉州),决定西进,于平大古凉占据立足点,策应河东红军渡河。

11月8日,中央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新作战计划”。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出陕南,四方面军河东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待机入晋,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打通苏联。西路军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11月9日,西路军集结完毕,准备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11月11日,中央来电询问西路军行动意见。西路军领导决定西进。

11月13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通报西路军计划。

11月16日-18日,古浪战斗失利,九军损失三分之一,2000人。九军军长孙玉清撤职,由李聚奎接任。

11月19日,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1月21日,西路军进至凉州至永昌一线,并停止于此一带。

11月22日,马家军开始大举进攻红军。

11月24日,徐向前致电中央:形势不利,请求重新考虑行动计划。

11月25日,中央复电:就地坚持。

11月22日-12月上旬,西路军与马家军连续激战,兵力减至15000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12月18日,中央电示:西进,夺取甘、肃两州。

12月22日-24日,中央二次电示:停止西进,改为东进。

12月27日,中央电示:仍然西进。

12月底,西路军再次西进。

1937年1月上旬,西路军进至临泽、高台一带。中央电示:停止西进,原地建立根据地。

1月12日-20日,马家军猛攻高台,高台失守,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牺牲。

1月16日,中央连续电示:准备东进。

1月23日,西路军领导致电中央:部队需要休整。中央电示:坚决完成任务。

2月1开始,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40天。

2月上旬,西路军领导提出:如要完成西进任务,请调四军、三十一军支援(四方面军部队),否则力量不够,只能东出青海。

2月17日,中央电示:原地坚持,适时西进,不会派四军、三十一军支援,不得东进青海“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呢?”

2月21日,西路军自行决定东返,从倪家营子突围。

2月22日,陈昌浩害怕中央不同意,决定重返倪家营子。

2月26日,中央电示:甲、固守50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

2月27日,五昼夜激战后,西路军无法支持,军政委员会一致决定再次突围。同日,援西军成立,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

3月5日,援西军出动。

3月6日,西路军于临泽以南之三道流沟被围,激战五昼夜。

3月11日,西路军突围。为争夺进祁连山的梨园口山口,一日激战,九军仅剩两个团与三十一军两个团全部拼光。九军政委陈海松牺牲。

3月12日,中央电示:西路军或冲向蒙古或就地分散游击。

3月13日,西路军剩下3000余人,进入祁连山之康龙寺地区。翌日,追兵又至,西路军被打散。

3月14日,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三支队就地游击。陈、徐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40多天后,李先念支队400余人到达新疆。这是西路军21800人中仅存的部队。

三、几个问题之我见

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惨剧。具体原因以后再分析,但从西路军大事记中大家应该可以看出一点什么。

张国焘应当负何等责任?

按原来的一些说法,西路军的失败似乎是张国焘捣的鬼,是这样的吗?

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从西路军渡河以后,除了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而参与中央领导之外,张国焘并没有私自对西路军下过任何指令。而宁夏战役计划也是中央决定,共产国际批准的。但在1936年9月,张国焘曾认为四方面军直接北上与胡宗南决战不利,拟先期渡河,进取宁夏。这大概就是所谓张国焘私自令四方面军渡河的说法的由来。必须说明的是,进取宁夏是中央提出的。计划也不是张国焘一个人制定的,而是征得了徐向前、朱德、陈昌浩同意的。中央后来来电不同意这个计划,四方面军也就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行动。可见,所谓张国焘私自下令,断送西路军的说法有违事实。

如果说张国焘一定要为西路军的悲剧负一些责任的话,他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条:

(1)长征时南下另立中央,导致中央对四方面军队和干部的不信任。

(2)由第一条产生的西路军以陈昌浩为首的一些干部不敢随机应变,盲从中央。

(3)参与中央决策时没有坚持西路军的利益。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应负何等责任?

西路军的悲剧虽然有众多客观原因,但军政委员会的责任也是不可推卸的。其主要错误在于盲从中央,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不知道随机应变。其中最典型的是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由于陈昌浩是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主要支持者,思想上有很大负担,生怕再犯下不服从中央的错误,在指挥上缩手缩脚,做出了许多错误决定。虽然有客观原因,但这不应当成为理由。古浪战斗后,中央电令西路军就地坚持,开辟根据地。陈昌浩不但不敢坚持正确意见,反而给坚持看法的徐向前戴上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导致西路军在平凉地区损失惨重。在第二年2月,讨论东进还是西进的时候也有类似情况。尤其不可原谅的是。2月21日,西路军第一次突围出倪家营子,陈昌浩竟突然大谈“形势好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反对右倾逃跑”,让西路军重返倪家营子,彻底断送了西路军。其他委员也不是没有责任,他们多数也附和了陈昌浩的错误意见。

中央应对西路军负何等责任?

首先要说明几个问题。

(1)中央对西路军的态度是一种排除异己的做法吗?

在目前一些极端的言论中有了上面的说法。但从历史出发来看并不是这样。

A原四方面军各军对中央的指示都是坚决执行的,并没有像国民党杂牌军那种抗命的现象。中央没有感到这支部队有什么威胁或是不服从。

B西路军中不光是原四方面军的部队,五军是原一方面军五军团,中央怎么会连他们也一并排除了呢?

C中央领导人中也有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就是红军总政委,中央决策都有他参与。

(2)中央命令朝令夕改的原因。

当时正是西安事变前后,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中央一些貌似自相矛盾的指示其实是为了配合总的形势。

如1936年11月,中央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建立根据地。其实是为了造成西路军与河东红军会师的假象,策应主力红军东进或南进。1936年12月24日,中央电示再次取消西进计划,改为东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何应钦以重兵进攻,中央拟以西路军配合东北军作战。27日,中央又让西路军西进,是因为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无需东返。1937年1月,中央电示西路军在甘、肃两州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蒋介石不守信,集中兵力要进攻西安,需要西路军待机配合。16日,中央电示西路军东返,是因为局势紧张,河东红军可能要退向河西,要西路军策应。2月17日,中央又令西路军原地坚持,是为了缓和西安局势,与蒋谈判。可见中央的一举一动都不是无目的的。

那中央是不是就是完全正确的呢?

中央通过西路军的调动,固然达到了一些战略目的。却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西路军的三个军,都是红军第一流的主力,有“攻如猛虎”团,有“守如泰山”团,有“钢团”团,有“夜老虎”团。这些部队的损失,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很显然,中央的指示并没有充分考虑西路军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对西路军的失败,中央是要负相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