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海洋 贾亚娟
在延川县城北的郭家塌村头，有一座占地10多亩的烈士陵园。陵园依山傍水，庄严肃穆。大门两边的青石上书写着这样一副对联：抛头颅洒热血血沃大地，树雄心立壮志志在中华。字迹游龙走凤，笔体雄浑有力。高耸的纪念碑上是习仲勋题写的：“延川革命烈士纪念碑”九个闪烁着金辉的大字，园中还有马文瑞、刘景范等20多位革命前辈们的题词。他们和延川人民一道共同缅怀着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900多位延川儿女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杨琪同志。
杨琪，字建亭，1896年生于延川县北原村的贫苦农家，由于父亲早丧，他稚嫩的双肩不得不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一边给地主放牛放羊，一边帮助二哥干农活，很快就成为一名务农能手。他秉性耿直豪爽，敢于在地主面前替受到欺压的乡邻评理，所以在村里的威望很高，大家有事总爱找他帮忙解决。1922年，杨琪经人介绍和清涧县楼儿沟的农家之女王玉英结婚。1925年，已为人父的杨琪因看不惯当地军阀、土匪的强拉壮丁和地主的逼租逼债，毅然离开妻儿，到河北在冯玉祥的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后转入河南高桂滋部并被提升为排长。
1926年，国民二军失败后，其大部力量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收编。杨琪借此机会，在军中联络了几名陕北籍士兵，并搞到一部分枪支弹药，以送死亡士兵为名将枪支藏在两口棺材内经山西运向延川，准备拉起自己的武装。但此事被阎锡山部下得知并通知了井岳秀，要求务必将杨琪等人给予“消灭”以绝后患。井岳秀也害怕杨琪日后对自己构成威胁，便立即派重兵埋伏在杨琪回延川的必经之路。杨琪等人西渡黄河后，经延长交口进入延川，被早就守候在这里的井岳秀部团团围住，杨琪等人立即给予还击。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多数人牺牲，杨琪本人也被对方击中下巴。为了保存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身负重伤的杨琪不得不丢下武器突出重围，躲避在亲戚家中养伤。后遭到井岳秀的逮捕，被关押在延川县城，经亲友们的多方营救，始得释放。
1926年春末，杨琪再次南下，在西安杨虎城部任排长，参加守城战斗。西安解围后，杨琪回到陕北宜川参与办民团的工作，几经周折，终于搞到一批枪支，并拉起了一支由20多位贫苦农民组成的保运武装，往返于秦晋之间，以便在此基础上求得发展。
1931年4月下旬，由拓克宽和阎红彦为正副大队长的晋西游击队在山西孝义县娄底村成立，游击队在山西作战的过程中，曾和杨琪的保运武装有过接触，双方经过商讨达成协议，互不为敌，协同作战。同年9月，晋西游击队转移到陕北，在安定县孙家河碰见杨琪及其保运武装。杨琪在数次的交往中看到晋西游击队的确是一支为贫苦百姓谋幸福的革命武装，希望能加入游击队。双方经过协商，杨琪等人在同意约法三章的基础上接收改编。即：①服从红军的指挥；②不得侵犯群众利益，买卖公平；③不准强奸妇女。
由于杨琪70多人的保运武装及随后师储杰等带领的110多人的加入，游击队很快就发展为200多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经协商决定将部队番号命名为陕北游击支队。支队下辖两个大队，一个执法队，杨琪任第二大队副队长。之后，游击队先后攻克了安塞营盘山及安定玉家湾，在延川蛇顶山的战头中，由于情报失实，使游击队陷入十倍与我的敌二五六旅的包围，游击队浴血奋战，被迫撤离，杨琪的侄子杨可箴（共产党员）光荣牺牲。
1931年10月20日，由阎红彦、杨琪等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甘肃省合水县林锦庙找到了刘志丹同志。30日，谢子长同志按照省委的指示来到南梁根据地。杨琪对刘志丹和谢子长说：我是个大老粗，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在苦难中摸索了大半辈子，看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才是真正为咱老百姓着想的部队。并表示今后一切听党的话，争取做一名共产党员。刘志丹和谢子长对杨琪投身革命给予了肯定，希望大家日后共同努力，为革命做出最大的贡献。从此，杨琪就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领导下参加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工作。
陕甘、陕北两支游击队会合后，鉴于部队存在着成分不纯，人员思想涣散，为了便于指挥，成为由党领导的独立武装，1931年11月，游击队改番号为西北反帝国盟军，谢子长和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同盟军成立后，对外通电抗日，对内则组织大家学习古田会议精神。杨琪在刘志丹和谢子长的直接帮助下，政治觉悟迅速提高，并很快成为刘志丹和谢子长的得力战将。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的三甲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5月，杨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杨琪的政治生涯有了新的起点。1932年2月至12月，杨琪带领游击队骑兵队员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协助刘志丹和谢子长取得了阳头坡、旬邑县城、马栏、英旺镇和照金等战斗的胜利，歼敌千余人，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建立了旬邑、照金、雨原、香山和宜君等5支游击队，根据地也进一步扩大。
在根据地逐渐发展，队伍不断壮大的有利条件下，掌握了领导权的杜衡没有分析当前的形势和敌我力量，错误地命令红二团南下渭华。杨琪率领的骑兵连担任前卫，巧妙地消灭了长安灞桥民团40多人，使大部队顺利进入骊山。然而，当红二团于1933年6月1日由骊山出发时，遭到敌驻临潼的一个团和陕西警一旅的追击，杨琪率领骑兵连担任后卫掩护，边打边走，直到蓝田县许庙镇才暂时摆脱敌人。红二团被迫进入秦岭山区。秦岭山山势险要，绿树葱笼，但大都是悬崖峭壁，陡不可攀，而且路径狭窄单一。红二团在人地两生找不到向导引路和敌追兵又至的情况下进入该地区，处境非常危急。这时，敌民团又封锁了前进的道路，警一旅唐嗣桐部又紧紧追击，杨琪率领的骑兵连在山区作战，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6日，遭敌前后夹击而分散的红二团在两岔河会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指挥部决定分散突围，刘志丹、汪锋、杨琪为一路。杨琪头戴草帽肩扛锄头，化装成长工模样躲过敌人的盘查。他只身一人边打短工边乞讨，历时一个多月才回到照金根据地。刘志丹、吴岱锋、王世泰等近百名指战员也历尽艰险回到照金。
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和总指挥部党委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和根据地建设以及行动方针等问题，组建三路游击队，杨琪被任命为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
第二路游击队开始时只有10多名指战员，在杨琪的领导下，先后取得了东华池、太白镇、廉家砭、葫芦河等战斗的胜利，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动员了一批青年入伍，使游击队很快发展为200多人，为巩固和发展南梁地区革命根据地和保卫陕甘边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做出了积极贡献。
杨琪在担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期间，不但吃住和战士们在一起，而且经常给战士们缝补衣服，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战士们。另外，他还特别注重提高队员们的战斗力，一有时间，便组织部队进行战斗演习，他给新加入队伍的人员一面讲述进攻和对敌要领，一面提起枪进行动作示范，使战士们的杀敌本领迅速得到提高。从1933年11月到1934年6月，杨琪率领二路游击队转战陕甘，为粉碎敌人对陕甘边红军的“围剿”和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1月4日，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二团，团长郭育仁。后来，第二团由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杨琪统一指挥。11月25日，杨琪指挥独立二团挺进延川、延长的交接处，沿途消灭了葛连里民团，所到之处，独立二团的广大指战员积极组织群众打土豪斗恶霸，烧契约焚账本，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护。当时，在百姓中流传着“杨琪骑的白马，打的红旗”的话，印证了杨琪在群众心目中的位置。
1935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成立，杨琪任师长，政委张达志。八十四师成立后，先后取得了安定南沟岔、清涧阎王砭和延川贺家湾伏击战的三战三捷，接着又歼灭了邱树坪民团数十人，进一步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于1935年5月1日在安定白庙岔会师后，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历时两个月，征战八百里，先后取得了吴家寨、马家坪、延长县城、高桥镇、兴隆寨等战斗的胜利，歼敌3000余人，缴获武器3000多支（挺），并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边发动的第二次“围剿”，使陕北和陕甘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9月15日，由鄂豫皖突围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并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二十五、二十六和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而杨琪却被错误地撤销了职务，在军中任军需，到宜川、延长一带采购棉花。
尽管永坪联席会议对杨琪作出了错误的决定，但他却没有丝毫怨言。他识字极少，不会记账，便在采购回来后找人帮着记，直到账目完全清楚后才罢休。
在永坪联席会议后，由于朱理治等人推行“左”倾路线，致使西北革命根据地的100多名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或秘密关押。杨琪也未能幸免，被戴上手铐脚镣关进一家客栈，并对他严刑拷打。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毛泽东得知陕北正在进行错误“肃反”时，立即发出了“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的命令，并派王首道接管西北保卫局，从而使刘志丹、杨琪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将领得到释放，恢复了自由。
1936年2月，杨琪被任命为红二十八军三团团长，随刘志丹渡河东征。3月9日，杨琪在指挥红三团攻占绥德岱王庙的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而壮烈牺牲，时年41岁。
（作者：延安革命纪念馆馆员；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