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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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曾国藩修炼秘诀(3)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跹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做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这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道理,尤其是知识爆炸的知识经济时代更应如此。每一个有所成就的人,都必须坚持月月学习,日日学习,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跟得上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学习肯定会被时代所抛弃!

修身还要修心

【曾国藩语录】

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精于养身。其调理元气、护养心性的方法是:血气刚强,要用安静加以柔和;思虑深沉,要用坦诚忠直作为要求;勇敢坚毅但过于凶暴,要用经常的训导加以辅助,使其不越正轨;行为急躁,要加以节制;气量狭隘,要设法使其胸怀宽阔;品行卑下,贪图小利,要用远大的志向进行激发;才能低下,学识平庸,要用良师益友进行辅导;举止轻浮,生活懒散,自暴自弃,要使之明白由此引起的祸患;单纯朴实,诚恳忠厚,则要使这种品行符合礼乐,并引导其学会思考问题。

曾国藩的养心法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一生以老、庄的养心说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成就,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如何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苏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好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因为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亡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拔。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按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怎样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物质欲望,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曾国藩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福。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曾国藩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用。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燕菜当作家常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菜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礼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尤其应该竭力遵守。

不会养心,是自讨没趣;善于养心,你能不被外人所欺,不为外物蒙骗。曾国藩是养心大师,且听他一席话:

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就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一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体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如果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仅仅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无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体上都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重视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很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足能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件事上来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知道。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从事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项目,还注意射箭,也可作为养生应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我看家里后辈身体都虚弱……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射箭足以练习威仪,增强筋骨,子弟应当多练习),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些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也讲多动少食,但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况,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梗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又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功夫。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以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

浩然正气不可少

【曾国藩语录】

人以气为主,于内为精神,于外为气色。

曾国藩认为:做大事必须要有豁达光明之胸,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呢?在他看来,这必须通过“善养吾浩然之气”来实现。

品性的培养是一个过程,成大事者非常注意品性的锤炼,以此确保成功的基石。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

读曾国藩的这一段话,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位饱经沧桑、聪明睿智的老人面前,有一种大彻大悟之感。人活着,如果一直浑浑噩噩而不知所谓“豁达光明之胸”、“冲融气象”为何物,而只是“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那是很难做成大事的;不但事业做不好,人也活不到应有的程度。

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在儒家,叫作“正心”、“诚”或“无妄”;在道家,叫作“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在佛家,叫作“明心见性”、“无行住而生其心”。

怎样来达到圣贤的境界呢?曾国藩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从中可见他在这两个方面是下过一番功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