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还鼓励各级官吏畅所欲言，不要因为怕触犯皇帝而隐瞒真相。有一回，他和监修国史的房玄龄说：“自古以来撰修国史都不让当事的君主看，这是什么缘故呢？”房玄龄回答说：“一位正直的史官，他撰写的国史一定会如实地记录君主的功过。君主看到里面披露了自己的过错，肯定会发怒，所以国史都不让当事的君主看。”唐太宗说：“如实地编撰，怎么会触犯君主呢？我很想知道国史上怎样写的，若将以前的错误，作为日后的戒鉴，那不是更好？”房玄龄将有关高祖、太宗的两部分材料整理好，呈给唐太宗看。唐太宗看到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下面记载的玄武门之变有关杀死李建成、李元吉的情形叙述得含糊不清，就将编写国史的史官叫来，仔细地讲了一遍当时的情形，并说对于诛杀李建成、李元吉一事不必忌讳，因为这件事是安定国家形势的一件大事。他还说：“太史写历史，应该言辞质朴，叙事真实直接，如此才能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唐太宗执政中期，唐朝经济日益繁荣，政治清明安定，朝廷大臣全尽力颂扬太平盛世。只有魏徵分析了太宗执政以来的情况，上了一道奏章给唐太宗，指出他在各方面的缺点，希望他有所警觉，把贞观初年的好作风继续坚持下去。
唐太宗不但能纳谏，而且主动采取措施，引导大臣评议朝政，提出意见。太宗刚登基时，上朝的态度过于严肃，使得大臣们心存禁忌，就怕说错了话。唐太宗察觉到这个问题以后，便改变了这种做法。他再找大臣交谈时，变得心平气和，和霭可亲，来减少大臣的畏惧情绪；对大臣中敢于批评朝政提出改进意见的人，他也给予赏赐。有一回，唐太宗要把元律师处死，当时大臣孙伏伽认为刑不当罪，对太宗说：“元律师罪不该死，陛下处置得没有道理，实际是草菅人命。”太宗接受了孙伏伽的直言，并且将价值一百万的兰陵公主园赏给他。有人议论说：“这样厚赏太过分了。”唐太宗说：“我自登基以来，没有大臣敢批评朝政。这次重赏孙伏伽，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对朝政多加关心，发现不妥之处能直言上谏。”
唐太宗为了给大臣创造参与朝政的便利，制定了一种制度，就是让谏官史官也参加政事堂会议。执行这种制度以后，谏官能随时了解朝政内幕，当事官员不敢谎报政绩。军国大政的处理若有错误，谏官在会议上可当面指责；同时，政事堂会议有史官参加，史官可以及时了解皇帝与宰相的言行，对他们的言行加以记录，使他们在处理国政时谨慎行事，实际上也是一种监督。
在唐太宗的提倡下，大臣们变得直言不讳，甚至连一个地方上的小官吏都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个叫刘仁轨的人，只是个八品的县丞，他对唐太宗在秋收大忙季节出去打猎提出意见。唐太宗不但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提升了他的官职，以示奖励。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在照镜子的时候，可以整理衣饰看是否得体；把历史当作镜子，可以学到历代王朝兴亡的经验和教训；以他人的事情当作镜子；可以通过他的成功或失败，作自己行为的参考。
公元六四三年魏徵去世，唐太宗很伤心，亲自给他撰写了碑文。他非常怀念魏徵，说：“魏微去世，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公元六四五年（魏徵死后第二年），唐太宗远征高丽失利。回师后，唐太宗十分感慨地说：“假如魏徵还在我身边，一定会阻止我这么干的！”
因为唐太宗在位时能够纳谏，大臣们都勇于直言不讳。那段时间，唐朝的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唐太宗堪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唐太宗之知人善用，还体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当时，唐太宗任用了一批名臣贤相，辅佐他治理国政。房玄龄和杜如晦相互配合，设置政府机构和官员，制定各种典章制度，同为贞观良相。大臣们有时在唐太宗面前议论政事，唐太宗说：“非杜如晦无法筹划。”但等杜如晦到来之后，唐太宗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这是因为杜如晦长于决断，房玄龄善于谋划。因此，唐太宗经常是采用房玄龄的谋略、杜如晦的决断。
唐玄宗早年也堪称一代明主，而这与他知人善任也有很大关系。李隆基二十八岁登基，年号“开元”；因为他死后的谥号是“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所以史书上就称他为“玄宗”；又因庙号中有个“明”字，还称为“明皇”。
李隆基是睿宗的第三个儿子。大哥李成器，曾被武后立为皇太孙。以后中宗即位，被改封为宋王，李隆基平定了韦后与安乐公主，辅助父亲睿宗复位。睿宗在确立东宫皇储时却为难起来，如果按常规来讲，李成器不仅年长，并且是嫡子，还被封过太孙；而李隆基是在保卫李家天下的斗争中立了大功，因此睿宗迟迟难以决定下来。李成器瞧出父亲的心事，便亲自来见父亲，流着泪真诚地表示愿让位给李隆基。大臣们也觉得李成器过于宽厚，不如李隆基精明干练。于是睿宗最后决定立李隆基做太子，两年以后，又逊位（皇帝生前将皇位传给继承人）给他。
睿宗的五个儿子都在危难中长大，因此彼此亲密无间，关系十分友好。李隆基当了皇帝，他更重视兄弟的情谊，也十分感激兄长的让位大德，就在皇宫外边盖了五座王府，每个人一座，以便能就近常常看到兄弟们。
玄宗使皇室内部的宗亲，各安其份，安定祥和。他在外廷之中，也注意选用贤能。唐玄宗登基前看到了太多的政治动荡局面，所以他很留心从各方面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登基的第二年就规定：从京城官员中选拔有才识的人去外地做都督、刺史；选外地都督、刺史中政绩卓着的调到朝廷来任职，使他们在才干上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后来就将这种调动形成一种制度固定下来。公元七一六年，唐玄宗在殿堂亲自复试吏部新委任的县令，将其中能力平庸的四十多人斥退回家。他任命姚崇和宋璟为宰相，这两个人精明强干，把国政处理得井然有序。人们将他俩与太宗时的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相提并论，说“前有房、杜，后有姚、宋。”并把玄宗在开元时期这二十多年，比喻为太宗“贞观之治”时期，称之为“开元之治”。
姚崇曾经在睿宗时担任兵部尚书，因为触怒了太平公主，被贬为同州刺史。唐玄宗知道他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就把他召回朝中。
姚崇奉召来见玄宗，唐玄宗正在猎场打猎。玄宗问他：“你打过猎吗？”姚崇说：“臣年轻的时候，经常射鹿搏豕，以后才读书。如今虽然上了几岁年纪，骑马射箭也还能对付。”玄宗让他一起打猎。姚崇猎获不少，玄宗十分高兴，请他到行宫谈论天下形势。姚崇以古喻今，把国中大事讲得十分透彻。唐玄宗听得津津有味，连吃饭都忘记了。
唐玄宗对姚崇说：“我早知道你满腹经略，请您来当我的宰相吧！”姚崇辞谢不干，唐玄宗很纳闷，问他为何缘故。姚崇跪下奏道：“臣有十项条件，恐怕陛下未必接受，所以不敢受命，恐怕辜负君恩。”唐玄宗说：“你说说看，是哪十项条件？”姚崇说：“首先，以仁义为本，不能只用刑罚；第二，十年之内，不要主动在边境作战；第三，宦官不得干预朝政：第四，皇亲国戚不得担任机要职务；第五，无论什么人，犯了法全要受罚；第六，取消国家租税以外的一切苛捐杂税；第七，禁止营造佛寺；第八，对待臣子要有礼；第九，大臣对朝政可以提出批评建议；第十，严禁外戚（皇帝母亲或妻子的亲属）干预朝政。这十项条件，陛下能接受吗？”唐玄宗十分恳切地说：“这十项条件至关紧要，我都接受，你可以放心。”姚崇立刻叩头谢恩，表示同意接受任命。
姚崇做了宰相以后，没有辜负玄宗对他的信任，治理国家政绩突出。